儒家有很多禁忌,包括道德禁忌和政治禁忌。政治禁忌如讪君卖直,逢君之恶,以民为敌,逢民之恶,防民之口,惟民是从,公事私办,国事家办,好唱高调,口惠而实不至,能言而不能行,宽于官而严于民,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等等。

其中防民之口、以权谋私、违道干誉为三大禁忌,又以防民之口为最。

《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记载,周厉王暴虐,使卫巫监谤者,国人道路以目。召穆公对厉王说了一段话:“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段话后来成了历史名言,防民之口也成了传统政治之大忌。

自尧舜至元朝的所有儒家王朝,言论自由度都比较高。就拿汉朝来说,学界普遍以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就没有言论自由和反孔反儒的自由了。殊不知,独尊儒术是以儒治国,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无碍于思想市场之自由也。

君不见,汉武帝孙子汉昭帝继位后不久,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们,围绕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史称“盐铁会议”。有趣的是,会上贤良文学一方坚持儒家立场,桑弘羊一方则嘲孔贬儒,双方言无不尽,毫无隐讳,可见当时言论自由度之高。

元明清三朝都是中华偏统,偏离儒家越来越严重,然元朝的社会自由度包括言论自由度仍然颇高,只有明清两朝,自由度才急遽降低。然民众和精英自由度仍然有所不同,言论罪和文字狱主要针对精英群体。

三界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度不同是儒家政治常态。精英必须视听言动守礼,权位越高,责任越重,礼制约束越多,自由度越低;民众没有权位,只要守法就可以,自由度就大多了。

也就是说,权力与责任成正比,权力越大则责任越大,与自由成反比,权力越大自由度越小。这是仁本主义之权责观。当然,精英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各有边界,最大也有限度。权力的边界是礼,非礼则越界,依礼处分;权利的边界是法,非法则越界,依法惩罚。

防民之口也是西方政治之大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世界流行的一句名言,传出自法国伏尔泰,又有人说原创者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

这句话中的“誓死捍卫”或许下得太重了,但观点正确。我若是文化人,我会这样表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尊重”足够了。我若是政治家,则会将“尊重”改为“维护”,我会依据礼法维护所有公民、包括反孔反儒崇马崇毛者的言论自由。

体制内也有反对防民之口、倡导言论自由者。日前地方网媒纷纷转发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的文章《让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文章说“为自由放言是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而成立,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而奋斗。无疑共产党人的自由,既包括宪法所赋予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也包括党章所赋予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由”云。

这是典型的马家右派的观点。马右派又称修正派和体制内改良派,主要特征是立足于马主义社会主义而呼吁民主自由。呼吁民主自由没错,可惜立足点错误。马主义社会主义之下,不可能有呼吁民主的立足之地,原则冲突故。

我说过,“社会主义法治”不可能存在,因为两者格格不入,不可能同在,就像“黑色的白天鹅”不可能并存一样。法治离不开人本主义的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德治离不开仁本主义的王道政治礼乐制度。而社会主义属于集体主义政治范畴,马家社会主义导出来的只能是极权政治、党主制度。所谓的法制,本质上是人治。

同样,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也不可能存在。民主自由法治与社会主义,正邪相对,水火不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民主自由法治,就不能要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追求民主自由,不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会对社会主义造成思想伤害和政治危害,无异于挖极权主义事业和特权阶级利益的墙脚。对于马家来说,他们若非居心叵测,高级黑,也是好心办坏事,嘿嘿。

一个人最基本的自尊,是不说假话,不做坏事,不唯物唯权,不苟同邪恶更不邪恶化;一个政府对人最基本的尊重,是不遮其目,不防其口,不侵犯其自由权特别是言论权。此非马主义社会主义所能也。

马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物本位;政治学是唯党主义,党本位;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社会本位,都不可能真正尊重个体的人,更不可能以人为本。

马帮特别不讲理。马恩列斯毛和各国大小帮主的著作足以堆积成山,马家知识分子的文章书籍更是浩如烟海,貌似都在讲理。但它们无论怎么讲,终究无法把理讲通、讲成。所有的马家政权都不约而同、不克自拔地陷入诈力的泥沼,都异曲同工地恐惧言论自由,严于舆论控制。

马帮讲不通道理,不尊重道理,也往往听不懂道理。对于讲道理的人,要么强词夺理,要么利益收买,要么使用诈力。诈是欺诈,力是暴力。对欺骗不了又收买不了的异议人士,就将其丑化、污名化以及诉诸于暴力。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等等,都是国家暴力机关。

有老先生说:“马克思有三点令他神往:一,他同情弱者;二,捍卫言论自由,无情抨击禁锢思想的所谓书报检查令;三,认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被马氏的巧言骗了。由马学导出来的马政,是自由之敌,良序之敌,是包括有产者无产者在内的人类之敌。

大量政治恶行,在西方行不通,在古代更行不通,在马家社会则畅行无阻,即使受到阻止,也无法根治,会不断复发,根源就在于独特的文化体系。在这种文化体系之下,任何好话都会沦为巧言空谈,即使形成纪律、法律、宪法都没用。保护言论自由保护私产,都是宪法或法律规定,又如何?

马学理论上错漏百出,实践中恶果累累,早已被判双重死刑。自马学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对它的批判就此伏彼起。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以“可否证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撕去了马学伪科学的外衣。全方位多层次的批判,正是马学无法在西方获得实践机会的要因。

自由权是人权三大支柱之一,言论自由又是四大自由之首,是儒家和人民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其它自由,社会就没有自由、活力和创造力,更没有文明、和谐可言。

言论罪和防火墙分别剥夺国人的言论和信息自由,构成了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防民之口,防儒之口,以言治罪,文字成狱,古虽有之,莫烈于今。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无从谈起;这个问题若不能从制度层面解决,终究无法解决。

防民之口都有罪,防儒之口罪特大。盖儒家所言,道最高最大,理最真最正,最有利于人类文明包括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提升。防民之口是反人权反自由,防儒之口是反人道反仁义。人无自由还可以是人,人无仁义就不再是人。防儒反儒是非人化的捷径,为天理良知所不容也。

目前儒家虽然受到朝野一定程度的承认,然作用不明显,以致很多人怀疑儒家没用,一些儒生也产生信心动摇。其实,目前儒家作用不彰,要因有二。其一、是儒家仍受马学马制的压制,即使勉强发挥出来的一点作用,也被抵消得差不多了。
其二、没有言论自由,难以有效发挥文化教育、道德启蒙和舆论导向的作用。

谁防儒之口和眼,谁就是儒家的敌人;谁防民之口和眼,谁就是人民的敌人。防民如贼即民贼,防儒之口即国贼,这是一个政治常识。任何大道理都不能违背这个常识,任何良制良法都必须建立在对这个常识的尊重之上。

防口防眼,是对人民和儒家最深刻的轻蔑、侮辱和奴役,是东方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无论其它方面如何,一个政权只要有此举措,就丧失了任何合法性,可以直接定性为极权暴政!

儒家既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无论是谁的话,都不妨听听。撇开具体环境和对象,毛氏有一段话就很正确。他曾在1946年《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

“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

这段话就说得好,说得对,放到现在,特别对症。说国民政府是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集团,是诬蔑。以此说马帮,恰到好处。

为言论自由提供制度保障,是政治文明化的基础。注意两点:一、是制度保障,须形成法条,仅靠领导人“让人民说话,天塌不下来”之类指示讲话,无论怎么强调都靠不住,无法落实;二、是儒家和民众的言论自由。党员官员自由度如何,对他们有何要求和规定,那是马帮家务事,东海外人不予置喙。

东海特此强调:此生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在乎,只要言论权,只在乎言论权,即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和讲学论道的自由和权力。这是东海生平最大的期盼和愿望。无论什么人什么势力,凡能保障东海和儒家之言论权者,我都可以友好之支持之。凡防民之口、防儒之口、封人之喉者,则是儒家和吾国吾族共同的敌人!

2021-6-14余东海集于广西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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