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历史真实与细节之中——反思中共执政史
兼論如何從中共“改革开放”迈向中国法治现代化？
作者黄永森为旅欧学者
题图来自：优享资讯
（概要： 历史不是可任由中共篡改打扮的“婢女”。历史的真实与公道自在人心。 對中共历史现实的批判，不是简单一般的命题，也不是“暴力革命的武器的批判”。我们今天需要的恰恰是要能够超越中共的政治与国家观念的红色革命话语陷阱。生发出對人的尊严，對每一位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新认知新憧憬。改革开放是中共历史的分水岭，值得全面的审视评判和前瞻性思考。追寻世界法治人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理念制度精神原则。来比照中国剖析中共历史的诸多罪恶黑暗面。同时，思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转变势向和当下危机根源。由此提出探寻中国法治政治现代化的“光荣革命”的路径选择和“以此将与世界相容而不是對抗”的前景。）
关键词：中共百年、共产革命、极权专制暴劣史、改革开放；中国国民革命、宪政民主之途；当代法治人权、世界秩序之基；公民基本权利、法治现代化、光荣革命
文章目录如下：
引論
一、历史脉络：大事件概述
二、思想线索：中共政治逻辑梳理与统治实况的法治甄别
三、天下道义：当代法理政治视角下的中共执政历史评说
小结
引論
早年阅读《圣经》，由“神谕：‘与民立约’与摩西十诫”体悟到：人类對法与道义精神追寻之“神启”意境。以及由此生发的社会“契约”理念“民约之治”及伦理教化的真义。 阅读中国历史与世界史，感悟至深者，在要能够超越自我和民族国家心性之短；去探索人类法治真谛与活的人文社会精神文明进化史。對此可类比华文炽情之问：人世间情为何物？探问人世间“法意何物？”（情与法好有一比：“至情至性”方能成就法信仰！）那是對每一个人（先于法律的）自由与权利的体认，和對国家权力及权力者（政府）的有效规范约束的当代公义秩序与法精神信仰体系。这是人类自然“神谕之下”的精神世界与世间秩序之基的信仰建构的“历史成长之旅”。经诸多民族智者众人的执著探索追求，生发建构出的理念制度精神原则的体系化结晶！这是我们破解中共历史与“共产革命之谜”的钥匙；是中华智慧与世界文明融合一体的不二法门；更是今天我们析解“民主与专制”世纪对决课题，基本有效的精神再追寻之旅的意义与价值所系。
破解中共历史，重要的要能“还原历史真相”和进行世界意义上的“是非曲直”的比较辨析：即在人性与道义基础之上的“法意精神”的比较甄别。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主要是沿着国民革命（宪政民主）与共产革命（极权专制）两条路线展开的。虽然，两种革命的思想理念基本上都是“西学东渐”受世界思潮影响的结果。然而，由于这两种革命存在着理念目的与国家政体形式的显著差异，产生了不同的道路与国家体制
属性方面的区别，影响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进程。国民革命（先于苏俄革命）秉承了欧美宪政立国的实质内容与特征，在打破中华帝制国体后，重新构造国家宪政民主共和政体。而后1921 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则沿袭了苏俄共产革命方式，目的在建构共产极权专政体制。由于两种革命秉持着不同的政治价值理念系统，故发生了刚性冲突与碰䃥，导致了上半世纪中国国共两党殊死拼搏的武装革命绞杀年代，铸就二十世纪中国的暴力革命性格。
当人们在二十一世纪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依稀感受到中共共产革命，颠覆了中国宪政民主之途，建构了一个极端残暴的共产极权体制，并与世界宪政民主体制国家的尖锐对立冲突的历史现实情势，是中共秉持传统共产主义政治理论逻辑的必然结果。相反改革开放标志了其历史性转变的过程。由上世纪 90 年代苏东共产体制国家的崩塌，再看今日中共与整个世界的“民主与专制对决”的格局与态势，仍然可以说源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结果的影响。仿佛是宪政民主与极权专制对决历史的延续。虽然，当代世界情势已非昔日可比，但依然透露出暴力革命与战争冲突将再起的信息（6 月 16 日 G7 宣言及其前后美英《新大西洋宣言》，北约宣言及 NATO-2030 新战略进程等等，都明确的透露出国际联合应对中共挑战的势向）。在这一世界与时代背景下，反思中共百年历史，具有非比寻常的时代意义。
對中共暴劣的极权专制的理论思想与整个实践体制“疯狂不人道历史”的彻底批判，不仅仅只是對“马列毛主义”理论体系的批判扬弃，更要揭示其泯灭人性的暴劣革命意念行为之“人性之恶与极端残暴疯狂（幽灵魔鬼）”所在。透过中共的百年历史尤其是执政时期诸罪恶现象剖析，既可以揭示其對中华两千多年“专制帝式”压迫与灭绝人性的政治权力斗争传统的承继，并经过“一党专政”的超级极权体制，将其极致化“发扬光大”的罪恶本质。同时需要开发升华一种与世界视域与人权准则相类比相契合的当代法意与宪政民主理念精神的“法的审视与评判”的意识与方法路径。由此突破中共“人民”说与民族国家观念的迷思，回归“人”（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现代国家社会建构的基础（前提条件）。從这一当代法治人权理念基础与文明世界秩序之基出发，對中共的罪恶历史就能更加透彻的剖解。
理论上说，西方世界對马教、列宁式极权政党国家体系的批判已经是历史完成时。而對中共承造的极权体制本质的揭示与法理政治批判面临着新课题：由于其存在的特殊性和中国独特背景；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中共的改革开放之策与融入世界相对的成功，呈现了一种区别于前苏东的新的显著性差异特征。尤其是经历了“八九六四”之后的三十二年的变迁，产生了一种“资本社会混合型变异体”或“政经分离但与整个世界联系依赖性巨大”的国家现代化形态。呈现出既存在着极权政治国家体制的根本性差异又逐渐市场经济社会化趋向的新的综合变异性特征。但是，由于中共极权专制的本质没有变。在国内自身体制性危机日益严重的境况下，出现了新一波的法治人权方面的严重问题并引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强烈反弹与全面对抗的情势。反而使整个世界在震撼性反思之余，感受到了中共對世界体系所具有的颠覆性挑战与危害而又拒绝改变的本质。这突出了今天對中共历史反思批判的重要性。
值此当下中共百年历史纪念的“中共式历史宣传包装”之时，從历史源头揭露中共“蛊惑人心”，极具欺骗性的窃国行径，和“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伎俩。籍“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在其“迷惑的外衣”下“腐败的内絮”！深入剖解其非人道和逆世界法治精神文明准则的种种行径。那么，中共伪装终究会被“剥去”。人类自由法意精神必会获得弘扬！ 让我们從自身的经历，所亲自接触与感悟的一件件历史真实故事的叙述，来共同拼凑出中共历史百年罪恶之图。并對其进行当代国际法理精神批判。
一、历史脉络：大事件概述
1，中共的发迹史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式共党渊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暴力与血腥”发迹史是在两大背景中产生：一是俄国革命“成功城市暴动夺权”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其二、中国辛亥革命浪潮与极弱落后追求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民族状况（五四运动等）。在这一中西相交的历史境遇中，当时，中共及其同路人错误认为：俄国革命与中共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尤其是国共两党破裂后（1927 清党），认同中共和反对蒋式军事独裁成为进步的一种表象（当时，处于民国“军政训政期”建政之初，国家尚未统一；蒋的北伐与统一中国的历史功勋是二十世纪重要一页）。所以，不了解俄国革命历史与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起家的本质，對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真实了解的。同时，對中共早期的暴力革命“苦难”与长期艰难的农村武装斗争历史也就难以正确认知（中国元老习惯称：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中共）是不可能将其“拱手相让”。这既是中共暴政与专制统治的政治逻辑基础；也是其所谓的“红色基因”并“合理化”其暴政劣行与“革命正当性”的思想基础。对此，秉承中山理念的国民党人，可能感受深刻。而真正感受其邪恶与“阶级灭绝”疯狂的是曾历经中共暴劣统治的大陆数亿万苦难的人民。
2，中共建政：走俄国道路（结盟苏俄）和“韩战”后与整个西方世界决裂的后果
中共建政，坚定“走俄国道路，这就是结论”（毛）。前三十年称毛共时期，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灭绝”路线的二十七年政治高压统治之后，中国大众才“觉悟”,普遍從内心反共或不认同中共！在这段时期中，大陆人民遭遇其无辜政治压迫与迫害、苦难蹂躏和非人化的折腾真是“罄竹难书”。而中共内部各级权力层的互相倾轧也是惨不忍睹。更有多少无辜的正质善良而不屈的“小民”，惨遭中共的摧残折磨乃至残酷杀戮！
中共建政前后的三反五反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历史应该记住的真实细节是：那是没有法治程序与最简单的审判过程的，任意随便的大规模“杀戮”！一如法国大革命（罗伯斯比尔时期）、俄共与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血腥残暴”和没有“规矩”的“征服者行为”。
但是，真正影响与决定中共历史“嬗变”和“大跃进”疯狂的是“韩战”（由北韩金氏发动對苏美共同划定并经联合国接纳的“韩国”进行的侵略吞并战争）！中苏朝结盟与整个西方世界的热战，尔后“冷战”分割對抗，客观上是酿成了中共從“新民主主义”阶段突变而朝向（共产）社会主义“大干快上”的历史性“跨越企图”的根因。背离了国情与人类世界发展进化规律，上演了一出出“共产革命疯狂”的历史活爆剧。由“韩战之后”而起的對整个西方世界的仇恨對立与“被封锁”，激发了中共“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无知狂潮。反右运动与“三面红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结果，造成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早期人民公社化与意在消灭家庭的“公共食堂”制是为罪恶的根源）。其后，继续进行的农村四清四不清运动，直至“文革”都是在“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国大地，发动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的疯狂的“灭资兴无”“祸国殃民”的一系列政治运动。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孙文民国革命之后，民主化成为了人民的普遍追求目标与希望。早期中共党人（受中山民国理念的驱动和引领者众）也似心有所系。1954 年订定“五四宪法”与实行第一次“全国选举”，也显示出中共早期“新民主主义”的迹象。但最终其法治进步的功效被毛的“激进共产主义”运动所淹没，而步入中共七十多年极权专制暴政的共产歧途。（当选的国家主席等一大批中共党人也在其后文革中遭遇到惨无人道的虐待致死）。其实，这是毛共秉承马列“阶级灭绝”和“无法无天”的革命基因决定的；也是共产党理论与中国帝制传统结合的产物。“十年文革”推至极致。都是中共“人治”与党国极端专制的政治残暴所造成。那么，文革之后，虽然饱受政治斗争之苦的中共党人有所“觉悟”，但最终形成的中共《历史决议》，却回避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共统治者“国家责任”与罪责，这就是迄今中共也不能正确反思“法治缺陷”与进行深刻自我政治反省的根本原因。
那么，文革评说与前三十年毛共统治的法治反思，可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公约》体系当时同期发展进步为例，来比较甄别：作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法律体系之重要的具体法律《世界人权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等恰恰是在文革发动之初（1967 年订立）在文革结束时生效（1976 年）。所以，如果将中共统治发生的一系列反法治与非人道的阶级灭绝运动（假资产阶级与反动分子的“莫须有”之名），与世界人权法治文明进步的国际大势作比较，以现代国家的责任与基本法治的标准来审视中共的所作所为。那么，對中共疯狂罪恶历史及其反法治、极尽残害中国人民基本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本质，就能够有深刻的认知。
中共“改革开放”在鄧胡赵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既是国内国际大势背景决定，也是文革后中共内部反思的结果。北京政府虽于 1998 年签署了《世界人权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等，但至今仍然没有履行人大批准程序并国内法化来加以适用与遵循。香港早已签署实施了，但现在正在被改变。由此，可以理解大陆人权状况恶化的政治本质根源。当下，中共与整个国际世界的冲突，從法治与人权政治角度論，正是由于中国国家体制法治状况与世界秩序的国际法治文明存在的差距与冲突才导致了新一轮国际全面对抗。
3，反右运动：一场由毛共唆使的“向中共进言”，成为了大陆几代
知识分子、学者学生和文化人的“噩梦”
那么，中共真正开始走下坡路和失却民心的时候，大概是从反右运动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中共无法解释的“阳谋”（1），毛共以“开门整风”接受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为名（据统计最终达三十多万条意见），招来普遍但并非绝对激烈的批评，甚至有些只是“与党交心”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语。但中共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疯狂划定右派”，暴露了中共欺骗人民“制造反动派”的政治伎俩。中共开始了對正直的知识分子学人的疯狂整肃：被打成“右派”的五十多万（牵涉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学生教职员工等，开始了其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被迫害被流放”生活。这起大冤案直到文革毛死后才被平反。
从此，大陆民众尤其是知识学人开始真正认识领教了中共的“邪恶”与“残忍”：中共没有政治信用是其典型的本质特征。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的制造“反动派”；大陆人民开始感受：“言者无罪”言论自由的天赋人权，是怎么被中共利用和被彻底扼杀的！这场运动的“政治荒唐”尤以中共上层制定“右派分子名额”分配到各级政权单位“指定”执行。使更多无辜者遭受株连。加深了人民對中共一贯“政治运动化的‘数字化指标任务’（2）”如杀人（镇反）和反右及其他，都是中共高层授意与“计划好”按指标层层执行！魔鬼更在“计划指令”之中（如六四“杀二十万…”云云），百姓遭遇的是“无辜与凄惨”的命运！
注释：（1）《阳谋》丁抒；（2）见彭德怀-万言书（1959）“任务指标”说，等等。此符合中共政治运动的逻辑，底层总是按照上级指令执行。
4，三年大饥荒：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對此，中共自己的总结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在“七千人大会”意指毛；也是其遭毛文革报复致死的因由之一）。中共一方面宣传称：由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一方面隐瞒实际死亡数。其实，魔鬼的细节存在于：一是“大跃进”与“三面红旗”运动；以及毛赫中苏决裂后的“苏联逼债”也是原因之一（当时中共被迫还建政初期和“援朝战争”的“武器债”以及苏联援建项目的债等）。仅以当时重灾区省份为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都大产”的狂妄无知的“指导思想”指引下，谎报和出现“亩产万斤粮”（党报文图并茂普遍报道了相关新闻）之后的强迫征集调拨虚产粮食与肉类食品等，后来一些地方连种子粮也吃尽。使得盲目疯狂执行毛极左路线的省份农村人口大面积死亡。（《毛泽东的大饥荒》冯客 2019 等）
其背景和魔鬼细节是：“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小高炉遍地开花，砸锅炼铁和大批成片的砍伐山林烧炭炼钢）与人民公社化的“公共食堂”制：虽然维持仅仅 58/59 两年，其实农村已经是家无余粮和无自养家禽蔬菜（半分自留地，那时也是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另一面是“公共食堂”的极端粮食浪费（全部吃饭不要钱的结果）。所以，1959-1961年三年所谓自然灾害其实并非大灾年。然而，却遭遇了饿殍遍野，逃荒要饭不计其数的惨剧，使得大陆农民陷入“人间炼狱”！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共政治统治方式习惯的让贫下中农向學生“忆苦思甜”（诉“万恶的旧社会之苦”的政治闹剧）：但讽刺的是，老农们“凄凄惨惨”一忆就忆到“三年灾荒饥饿惨状”。所以，可以肯定的说，从那以后，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大陆农村农民自此折腾后，很少有不骂共产党的。
5，文革之殇：在联合国与世界人权体系升华的年代，中共治下的大陆正经历一场全面扼杀人权尊严和生命的浩劫！
关于文革的起始，史家众说纷纭：无论是批《海瑞罢官》剧；或始于北京的红卫兵大字报；还是中共文革《五一六通知》等等。但无疑是从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点火开始全面爆发的。为什么中共党内的上层权力斗争，会引发一场全社会互相厮杀没有底线的“十年浩劫”？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的魔鬼细节究竟在哪里？
從北京街頭的“剪辫子（强迫剪女孩子辫子；“爱武装不爱红妆”运动）”到對任意被批斗的人剪头发，挂铁牌代高帽，做“喷气式”（五花大绑頭触地）；从铺天盖地“大字报”随意攻击对手，到各造反派保皇派之间的“文攻武斗”的“夺权与反夺权”大打出手，私刑凌辱与虐杀；从“阶级出身论”到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再到“走资派”，可以任意加害，抄家捕捉私刑，栽赃陷害；使多少无辜人士惨遭迫害与百般凌辱之中失去生命而含冤九泉？！從初期抄“地富反坏右”家，大动乱到“关牛棚”，从批判“封资修”灭滅中华文化到全面“军管”再到“上山下乡接受改造”运动，文革十年浩劫，泯灭人性，互相倾轧，毁了几代人的年华，以致“国家频临崩溃边缘”。这都是源于非法治的“大民主”（毛提倡的）的恶果。
在那个由毛直接发动和领导的，与毛共集体参与其中的（无论是被害和施加迫害者），带来的是大陆数亿人民的：人格尊严、身体与生存权利的被侵犯和丧失，以及财产与精神的被革命的“昏天黑地”而毫无法治保障的时期。当人民一直生活在中共的“政治谎言”与残酷压迫之下，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良知与人性和心灵家园，亲情友情与天伦事理，皆在这场浩劫之中遭遇了“灭顶之灾”！对此，如果仅仅相信中共为掩盖其罪恶本质，籍欺骗人民的宣传与政治说教，必陷于中共政治欺骗陷阱之中。那么，毛共一贯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无法无天的政治压迫残暴统治历史则会被遗忘被掩盖。但“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活在民众的心中。祂不但摧毁了中华文化和“民族魂”及其人文精神，更是制造了一系列惊人的残暴（惨无人道）无以复加的当代毛共专制统治史！對此，倘若没有当代世界法治与秩序文明的比较思考，那么，潜藏在人性之恶与极端的政治仇恨的意识中的人们，会错误的以为：中共权力倾轧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件”！而忘却了毛共发动与制造的“人间地狱般”状况給人民造成的苦难与精神心灵创伤影响。甚至至今还有“愤青肖小们”在为毛共所谓的“伟大”辩护和歌功颂德。同时，自身走不出~大民主~的历史陷阱。
而文革之后，其实中共已经“历史性的死亡”！只是“死而不僵”而已。鄧时代中共的“死而复活”，一是、中共体制的“僵尸外壳”（军队与权力垄断）。鄧胡赵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在文革大背景下的“历史性转变”；二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中西交往”中拯救了大陆与中共（其中台湾与香港的挺进大陆“其功甚伟”）。其实，人类发展进化历史中，资本与社会实为一体，须臾不可或缺。在天道神意宇宙之力作用下，人类社会從远古走来，朝向未知的未来：渐进自然缓慢曲折的演进。而人类进化的资本社会功效，及其“迅速发展”，显然也不是中共理论所能解释和想象的。相反，中共借助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但维持了鄧时代“中共特色的”威权统治和中共权力体制的“不受制衡”。從而，发展出今天中共“逆世界大势”的“国家权贵主义”的畸形国家体制与社会结构状况。同时，秉承了文革式政治意念与话语，继续强化對人权与反對派的系统侵犯与迫害。
6，“改革开放”：中共自救与迟到三十年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正途
说历史的真实 存在于国家民族与人的历史情势真实的细节之中有两层意涵：一是须改变“大词化”与习惯式的宏大叙事。马教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其學说内容“违逆人类进化发展的基本常理和规律”的宏大叙事形式具有蛊惑性。中共较之苏共统治与宣传更是充斥了谎言与欺骗。并嵌入了中国近现代的积贫懦弱的民族国家状况与“国共情仇”的历史教唆。而采取歪曲历史来遮蔽中共统治的残暴与无能。所以，必须突破中共“国家民族”政治宣传的陷阱，转向当代法治国家“个性化”关涉真实的每个人权益保障的思考评判。其次，以探索更多的比较全面的历史真实细节，从中综合感悟到历史发展势向与天意人心社愿的存在状况与意义。以此，建构起当代世界法治人权理念的制度精神意识：即每一位公民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保障是整个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以此，建构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新的道路选择。
鄧时代“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借助欧美资本主义的庞大资本、发达科技与生产力、先进管理与具大国际市场等，解救了中共困境与中国危机。这其实是文革之后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或路线的一种新的政策转变与路径选择的结果。但迄今又只是一个片面化的舍弃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这在改革开放前十年胡赵执政时期，是一个中共当权者有比较清醒认知与规划部署的命题：既使鄧当时也强调过“政治体制非改革不可”。但中共权力结构中，始终存在着“四项基本原则”（鄧）与“鸟笼经济”（陈云）观念的政治束缚。所谓鄧陈斗只是表象且其维护中共统治大框架是一致的。
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改革的挫折（价格闯关失败）与“反自由化”（鄧）及其后胡赵执政在八九学运之后的终结。鄧的“南巡讲话（1992）”后，也主要只是重启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单轨路线，而阻滞了完全意义上现代国家政治改革的可能。從这层意义論：中共体制固然有其政治本质的局限。但六四事件虽警醒了世界，却也导致胡赵体制改革的终结。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深层次课题。其后，中共党内民主改革派日渐式微。仅胡温执政时期，温家宝总理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政治改革议题，但中共整个权力体系似乎已经僵化并被中共权贵所挟持。反對政治改革的占据了绝对的权力位置，以致今日政治改革派和反对派被彻底边缘化。单轮经济改革的结果，狂飙崛起的经济发展夹持着市场经济改革与行政体制的改革而进入畸形发展格局态势。产生了中共特色的腐败的“国家权贵资本主义”主导的混成经济社会结构。
显然，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完整的概念。從现代世界法治民主国家論，祂又是一个含括了宪政民主体制与完全自由市场体系的综合国家体系。而这实际上只是资本国际体系的一个方面。真正关键而稳固的是其人文社会多元化基础与法治民主自由市场体系形成的理念制度精神原则的历史传统及其形成过程。深而论之，欧美国家宪政体系建构是在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与法治理念精神体系乃至人文社会结构基础上，综合实践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所以，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今日大陆中国，在中共马列毛专制政治理论与极权体制下，要实行当代世界完全意义上的宪政国家体制的变造，几乎是一项绝难在短期可实现的历史难题！首先需要“党的改造”与国家体制的改造；同时也是“众人”的改造与社会的全面改造的综合难题。
就此意义而论，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是搭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快车，在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中，吸纳和集聚世界之力，而迅速发展和崛起的。这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不凡先例。其结果也不尽相同（纳粹德国的高速崛起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就是不同体制下的两个历史例证）。但是，正是由于中共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与落后，才铸就极权政治体制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怪胎，与制度性腐败的权贵阶层与体制结构性国家社会的种种危机问题：国家性腐败，权力倾轧；及其人权与法治方面的困境。如果從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看，鄧的理论思想可能是值得深入研判的。祂部分契合了中国全面落后的历史实情，选择了人类经济社会进化演变的正道（科技生产力論、教育平等、发展硬道理、实践真理标准等）。但同时又局限于中共政权本质与体制弊端，让其误入了“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特殊的制度性腐败和强权化的歧途！当下关键性课题在，如何才能重启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进行深入全面的中国国家人权法治化文明与民主政治体制及其现代人文社会基础改造的综合探索。以超越既定改革开放的模式，找寻到国家整体变革与融入世界的体制再造目标途径。
中共专制极权的狂妄与本质上走向与世界对抗的当下境况表明，如果中共不改造其极权体制与政治意识形态，引发人类灾难的世界战争對决将是难以避免！那么中华民族的发展成就与和平崛起梦想都将被断送！从以上国际比较的法治视角，审视中共百年历史发展演变之途，最值得思考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当代法治与人文精神文明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基石。祂是未来世界发展与中共改变的目标价值基础与前景所在。中国的前途在人民不会继续“被欺骗和被宰制”，将在對中共历史的深刻反思觉醒中获得“新生”。相信整个世界对此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与思考应对中共之策。
二、思想线索：中共政治逻辑梳理与统治实况的法治甄别
1，中共特色的西化“马列”极权体制是怎么炼成的？又将如何终结？
- 知己知彼：准确的解析并认知评估中共体系“特色”
依循“马列毛”理论与极权化革命政党模式建构的中共专制极权国家体制模式，无疑是全球化的一股逆流。但需认识到祂相对中国两千年帝制专制传统与社会革命历史，既是一个“大跃进”，具有其相对“中西合璧”的“先进性”。既具有相较中国政治历史传统落后的“现代性”，和骨子里全面承继了“中华传统糟粕的”历史性。而排拒现代世界法治国家体制及其人文理念制度原则精神。中共“体制性痼疾”很难在其极权体制内完成“转型与变造”。而当代法治理念制度性缺失，使中共乃至国家社会民众皆“专制政治基因”意念心性深入骨髓。
所以，整体性對当代世界秩序法治文明，形成特殊的排拒与不相适应的社会性病态的群体症候，也是不可低估的“国殇”。從而，强固了中共党国专制的社会土壤和氛围，并在当代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发生了“历史性变异”（畸形的体制与社会权贵共生结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独特勾连等）。從“权力寻租”到权贵资本做大做强的“党国体制”，呈现出二战前“纳粹”极权独裁体制有可能“复活”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危险情势。显然，是在朝向历史重演的道上“狂飙崛起”！中共追求的颠覆世界法治秩序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值得深思应对的“世纪性课题”。其中，应该突出强调的是，当代法理政治的国际秩序理念的比较鉴别，可能是唤醒国人，超越中共极权专制党国体制的“不二法门”。
從“文革”“中共毛式独裁与‘政治绞肉机’”（语出“五七一工程纪要”），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转型与发展中当代国家法理建构缺失的审视评判，以当代世界法治进步与国际秩序的发展成就与水准，来对照比较中共党国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现实，可能是切入其要害与有效的思考评价的方法途径。
- 需要寻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方法路径
迄今众多研究中共历史的著述文章，已经大体勾纳出历史的真实情境与事实。但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超脱中共极端政治化的话语与思维“误区陷阱”。换言之，對改革开放后中共的演变，需要加以新的当代法理批判与揭示。如對当代世界秩序与国际法规范之下的“主权国家责任约束”机制的执行方面，需要寻求有效运用途径。所以，需要寻找到“有效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方法，来进一步深刻揭示与批判中共對中国人的“宰制”乃至對世界文明秩序造成历史现实威胁。只有在世界法治人权的法理政治的比较鉴别中，才能找到中国现代化的人类历史坐标与参照系。从而，也才能真正解构毛式~运动群众的大民主~的历史陷阱与迷途。
首先，循着中共“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比较说，进行法理政治与国际法的比较鉴别，解析相关事实情势的差别；其次，跳脱并解构中共政治思维逻辑，展开對中共统治历史与重大事件的国际比较解析。因为，如果依然在一个没有现代国际真实时代境域和标准的比较鉴别的情态下，對一个在相对意义上，承继现代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实用主义的中共政治理论体系“变形状况”下，很难对其执政“合法性与正当性”作出彻底的批判与否定。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以“主权国家”传统理论为主要支撑的国际秩序状态下，中共一再以“国家内政”为由，在国家政治与制度层面不透明状态下，继续其對国际法的“违反与践踏”，并一再以种种说辞拒绝国际核查与监督。当下突出的是“新冠起源”与新疆再教育营，以及香港问题与台海危机情势等等。
2，對新疆维族“再教育营”问题的国际法治思考
显然，这是与大陆法治状况日趋恶化背景相关联的突出的严重问题！因为，无论是對大陆人民的全面高压管控，还是對香港的政策改变与對台湾的“武统”挑衅。都是中共夹持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内部权力斗争日趋激烈，而整个国家面临多重危机态势下的“新的历史性疯狂”。特别是由此形成与整个世界性對抗的情势，是中共历史性新的最大危机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如大陆当下历史性的對异议反对派的封杀与“非法惩治”，對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對宗教信仰群体的打压；司法不公与不透明及“黑暴”化不受有效监督约束与制衡：如存在的许多“被失踪”以及长时间的“未审而被隔离监禁”的案例，等等。尤其是對少数民族歧视性压迫情势问题突出：如新疆大规模大面积的所谓劳动培训的“再教育营”的事实情势。对此可以与大陆的“劳改农场”（非人生活的“牢笼”和众多冤屈者聚集地）或原先的“劳教所”加以比照。而维族人的“再教育营”可能是性质与结果更严重的重大事件！ 在反恐怖主义名义下對所有维吾尔族人的清理整治。
显然“再教育营”高墙与铁丝网环绕，彷如“大监狱”。虽各种设施条件可能会好于过去，也可能是“半开放式”。但依然是一种无视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有违国际法禁止强迫劳动等的“强迫训练营”。特别是“种族歧视性”的强迫政治文化宣传教育的“灌输与洗脑”条件下的强迫的“技能培训”。百万以上的维族人的被“再教育”，显然与曾经发生的新疆暴恐情势与對少数暴恐分子的惩治需要“不成比例”。这是造成全世界谴责与制裁的根因：国际所关注的是中共统治的“管治方式”，非人权法治文明就不可能被世界所认受。
反之，如果是百万以上维族人民都需要大规模的“被强迫再教育”，那么，这是怎样一种中共七十多年“民族自治”政策和专制政治官僚统治的“历史性”大失败？！而根源恰恰是在中共长期拒绝人权法治的国家改造与进步，因袭传统政治统治的“革命专政”的思维与顽固坚持专制体制的实际“恶果”。尤其是在当今时代，祂的发生与存在确实令世界震惊。
3，“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与严重缺失同在的体制根源
文革之后，实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无论從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對中共前三十年统治的否定。尤其是對毛共奉行的“阶级灭绝与独裁专政”政治路线的否定。即是對中共历史上长期的所谓“资本与社会”的“主义之争和路线斗争”伪命题的历史实践的否定！因为，從“包产到户”到“私有制”或私有财产权的重新确立是划时代的。如果没有民间私人资本企业的全社会发展（中国改革最早就是由胡赵时期，农村的“包产到户”尔后乡村民间企业发展开启的）。而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如果没有港台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科技与先进管理的输入与援助”，以及整个国际市场對中国的经济贡献，中国大陆今天的发展富裕与迅速崛起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事实上国际间关系发展是互惠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但不可否定的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与“现代管理方式”及市场与国际秩序等（典型的是加入 WTO），为中国的改变与崛起奠定了科技驱动与体系导向的基础。换言之，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救了中国。甚至现在世界的主体科技与体系仍然是大陆继续发展进步的“瓶颈与命门”。所以，中国强盛的“终极危险”仍然在其政治体制性弊端及其危害性。依然是“政治体制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中共绝对权力的绝对腐败与危机，“举国体制”對世界的挑战将危害自身与整个世界，这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国际上“四面楚歌”与“八方反對”态势下，必须作出当代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权法治理念制度的国家再造的客观要求与大趋势。否则，走回头路，自外于整个世界，那么，非但发展前景不再，内部的危机将毁掉“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大陆的前途。
從以上對“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与“错失”比较看，可以不简单化論對与错。但對由于法理政治体制方面的缺失造成的畸形状况，如中共特权体制下由于缺乏法治与权力制衡，所滋生的新兴权贵资本结构与极端国家腐败的历史现象等等，必须有当代国际法理标准的比照与甄别，从而促进大陆国家体制基本性的改造。非如此，不足以化解当下中国危机。
三、天下道义：当代法理政治视角下的中共执政历史评说
- 所有历史皆是当代史。也即当下史。
- 中共极权“政治之殇”与“政治极致化之恶”vs.当代世界法理秩序：即“民主与专制的对决”。需要当代法理政治學的深入剖析。
- 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依然潜隐在二十世纪中国~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历史决择之中。由于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信息化与全球化密切关联发展时代，有鉴于大陆国家和平发展与改革开放成就的现实状况基础，进行和实现基于当代国际法理秩序的~光荣革命~（英式），可能是值得深入思考与追寻的中国国家改造与进步的可行之道！
1，中共最高领导人执政现象史的简析
- 中共的问题，显然不仅仅只是领导人个人的问题，而是其整个权力体制先天失衡与政治理论的邪恶所致。中共当权者普遍的缺乏当代国家与国际法理政治常识，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在这层意义上比较中共几代领导人功过是非，拟勾纳几点基本轮廓与特色。
（一）對毛共的功过评价，從现代法治与国民感受度而言，毛执政基本是失败的。一方面，虽然高度集权与政治高压之下，集六亿多人民之力，建构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与规模等；但与其在毛的“阶级灭绝”政治理论与“独裁专政論”与“政治敌我論”所引致的對全民的宰制压迫与剥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实，正常经济社会发展有其基本规律和限定；正常法治国家的精义在于每个公民地位法律平等并受法治保障。而毛共统治则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国家统治的道义。延续了共产革命的暴力统治和制造“政治敌人”的逻辑。美国宪政与法国大革命开创的“自由平等人权”理念精神是现代法治体制建构的基础。毛时代之所以“继续革命”的疯狂，关键致命缺陷在：继承了马列“阶级灭绝”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专政说。所以，缺乏法治观念意识，“革命痞子文化”的信徒，毛式理论与政治理念包括其~大民主論~（文革极致化）皆源于此。從这层意义上说，其残酷的高压专制统治基本是“泯灭人性”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历史。造成亿万大众凄惨生活的“历史性失败”。
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其焦点之一在国共的恩怨情仇。既是一个谜，也是思考中共历史罪恶的一个跳不过去的“罩门”。而 75 蒋逝与 76 年毛周朱同年辞世，可见中共的最高权力结构的真实面；一定程度既反映了国共纠结對立的真实境况与影响，那是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的“仇结”；又是决定了中共毛时代疯狂和终结的一个重要历史根源。
毛周体制是人们甚少提及的话题：周的政治隐忍折冲平衡与聪智能耐和个人魅力，和毛
天衣无缝的辅合绝配，從而也生发出對周在中共前五十六年革命运动中角色的质疑：似乎没有周的支撑，毛的疯狂政治跃进又是不可能的。然毛周的杯葛可能最终爆发在现代化“路线”取向与接班人之争方面。毛最后對周的打压可能涉及到政治伦理与政治家的品质问题，“失之者失民心”是条铁律！这也成就了周在大陆人民中的形象与历史地位（十里长安街送别是“全剧最高潮”）。而相对文革中造神运动，毛被渲染为“十次中共党内斗争的胜利者”，毛确实是“斗人”的高手，造就了毛习惯搞政治运动斗人为乐的政治秉性。加之~空想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独裁专制的个人特色，酿成了前三十年统治的悲剧。
（二）考察评价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议题。但從中共文革后向威权统治转型（鄧原初有设想实行“新加坡模式”？）的角度論，鄧的智慧使祂既挽救了中共，也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明显的生活成长与社会发展。当然，鄧也背负了反右与“六四”镇压的“罪名”。但客观的说，其历史地位的评价高过其罪错。中共统治最宽松与开明的时期，及其与世界的连接造成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是由鄧时代开创的。鄧氏著名的“猫论”若假言推定其要义就是要超越“社资之别的争論”。这可能是值得深入发掘，對当下世界及其未来极负意义的理论命题！鄧思想有其务实求真和颇为深刻的意涵，可能是中共历史中的“亮点”。深究此，方能透彻的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与成就的根源，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再次合流与融汇发展的可能前景。
鄧氏有留学经历又具世界视野。中苏論战的中共担纲者可能造就了他理论实践的基础。是中共历史造就了他威权统治者独特的权威与个人魅力（在文革年代的“受害者”且三起三落，成为老百姓心念意识中的“神话”）。同时，由于他的聪智与务实的性格，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若從改革开放之初，他识人并得到了胡赵得力的辅助，也奠定成就了他改革开放的基础。但总的说，是毛共统治的残暴历史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位大地主的儿子却是位“叛逆者”，鄧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表现出了中共党人的复杂性。虽是中共党人，但他们那一代中共要人可能都不同程度承有“中山理念”的影响。当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民主的信奉者是可以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鄧的“举重若轻”性格特质。尤切“君治事不在多而在精要”的道理。透过此，也想到了民国理念制度建构历史精神，可能仍然是当下中国思考改变的重要的法源与现代性传统。因为，若以鄧氏猫論推之，超越国共之争与两岸歧义，是走出中共历史迷途，继续拥抱世界的“不二法门”！
（三）文革之后经历了华国锋的短暂过度，由胡赵交替执政两届半，开启了中共执政最宽松的时期。进行了改革开放的奠基和大幅度的经济改革。其中，胡耀邦主持的大面积平反中共前三十年造成的“冤假错案”，是浓墨重彩的深得民心的历史壮举。赵在四川与万里在安徽的“包产到户”农村改革，开启与奠定了整个大陆改革开放的基础。胡赵执政时期是中共最宽松开明的转折时期，历史真实将长期留存在大陆老百姓的历史记忆之中。
八九和平學生运动与最后“六四”暴力镇压收场。是一起影响大陆政治走向和实际也阻断了中共政治改革的特大历史事件。對中共和大陆乃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当时的事实情势比较复杂，和平的學生运动的目的性与可操作性及策略性也存在问题。但关键在：中共内部的分歧乃至裂变是造成如此声势浩大學生运动的主因。但鄧一代人的革命意志经历与文革的惨痛经验等，决定了其不妥协不退让的性格。以及“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意志与决心。在此，出现了中共与中国政治历史最诡异的现象之一：祂间接引致并改变了中共政治改革的转向（实际倒退），却没有改变鄧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市场化方向。人们普遍的看见和感受到中共的残暴，但却也相对遮蔽了對中共整个残暴历史尤其是對文革及其之前暴劣统治的认知与记忆。虽然，整个世界迄今凝视着这一历史时刻与事件，也看到了其后苏东的崩塌。但没有预料到或没能看清该事件對后来中共“经济向右政治严控”畸形化转向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大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滞的结果。
所以，對八九六四的历史评价，只有放到中共整个历史脉络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解剖，才能获得比较清晰的历史认知与判断。而尤为深刻的问题则在：對所谓的~街头抗议~运动形式结果的质疑！换言之，需要對毛式~大民主~理念的深刻历史批判！如果我们從当时的背景和改革派拟议中的~社团法、新闻法、与游行法~等出发，思考法治的建构与完善，那么，公民宪法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就有可能一步步获得进展与落实。反之，缺乏当代法治的各项基础性建构，大陆中国就永远走不出~暴乱相间~的中共极权专制的陷阱和历史迷途。
（四）“六四”镇压成就了江泽民两任半的统治。首先，江李体制，可能是鄧所不乐见但也不能拒绝的次优选择。因为，这是中共顽固的老人帮政治“子弟兵可靠”血统論的产物。所以，江李体制是“六四”风波的当然受益者。江第二任“江朱合璧”时，曾疯狂镇压“法轮功”等成为直接“罪人”（似乎狂飙一句不整治“就要亡党亡国”，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治话语，镇住了朱等党内不同主张）。其“三个代表”无甚新意；只有接纳“民企私人资本家入党”比较有招数。同时，表现了牢控军队，把握实权，牵制胡温的“中共权力主导者”企图的“核心”性格。虽然，江其人有学识能力与艺术素养，好作“开明秀”。但其与李朱结合，尤其是朱熔基的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与作为，對大陆经济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其精心建构的权力结构基础，對当下中国危机的影响巨大，有待历史观察。
（五）胡温体制与治理，无论其自主程度、施政能力甚或其真实愿望如何，其实，是在一个极其有限的权力空间下的作为（俗称“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军队与政法似都不在其有效掌控之中”）。实际受制于中共权力结构，背负着重重压力下的施政，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在中共权力结构“政治血统論”和权贵把持的体制下，胡温没有中共正统血缘，又间接与鄧胡赵有渊源等。虽比较开明节制，但受尽掣肘而难有大作为。竭尽所能，不折腾、免农税，努力使中国过上“小康生活”。总之，胡温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論”等，都表明了其技术官僚和避开“政治争议陷阱”的谨慎执政风格与权力限定的格局。
胡温之治提示出中共政治体制的一个制度性问题：即在威权统治之下（这是突出鄧时代这一特征与毛时代比较作出的差别判断；并不否定中共极权统治的本质。同时关涉對习时代复归极权势向的判断），当政者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威望和权力空间存在怎样的关联这个重要课题。这点在有关“鄧胡赵”权力体制与改革开放作为的历史地位的歧义争论中，可凸显“明执掌与暗权力之间博弈”的政治學话题。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曾感概：其改革失败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党内权威（意指像鄧一样的）支撑！又如经国先生也是在“威权体制”下开党禁开报禁实施民主改革的。所以，权力结构与体制暗势力问题，可能不仅只是中共的问题。但事关国体宪政与否，是不争的事实。或者说，中共领导结构与权能状况，明显与民主法治国家最高权力来源和权威的制度性赋予（法治规制与保障），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所以，中共国“去党国化”“军队国家化”与“司法独立”等，是当代中国关键性宪政法治课题，但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中共专制极权体制之殇，也是胡温不可能“挥洒自如”有大作为的体制局限所致。换言之，在党国权力体制掣肘结构之下，凭借着胡温的通力配合，宽和亲民的执政作为，至今还令大陆人民怀念，不能不令人深思。由此，突出了一个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体制改造的课题，如何超越中共“党国体制”，使军队与司法独立真正能够“国家化”宪制法治规范化，那么无论“总统制”甚或“内阁制”，那是宪政构设的问题。而“弱势领导”除个人风格限制外就不是问题。而实践中华传统政治理念“君为轻、民为本、民自治”的现代国家权力体制与社会结构，都必须是现代宪政至上自由法治为先，才可能产生与达致当代正常国家的境界。
反之，没有法治的规范限约，每当强权独裁者最高领导人的重现，那么权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萃成大问题，于国于民都将是一不祥之兆。虽然，威权主义論者声称，需要强势领导人才可以有改革大作为。但是，中共专制极权体制缺乏的恰恰是权威的民主赋予和真正的法治制衡体制的保障。所以，胡温体制的弱势成就了其温和治理；但另一方面，产生了承续江政其后的“制度性腐败”的扩延，其实这些只是中共既定政策下由中共权贵阶层主导与中共权贵不受法治规约的政治权力结构决定的一个必然结果。实非胡温可以左右和支配改变的。
（六）那么，纵观习主政以来，矫枉过正，惩治了一大批政客与政治反对派，肃贪不可谓不著“大功”。但也彻底颠覆了中共既成政治权力生态与严重冲击了政治权力伦理问题。而大面积腐败，说到底是中共权力垄断的体制性腐败或国家政治腐败所致。凸显了中国迈向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当代宪政体制的必要与极端重要性。若从习执政以来，中共宣传系统竭力鼓噪的，延续中共马列毛主义的政治强势作为情势論，可能既是其高度极权化势向引致大陆中国内部危机而难以化解；更是强化港台政治冲突引致与世界性对抗的根本原因所在。
虽然，中共历代领导人在“政治改革”课题上“惊人相似”，但习的“毛式回归”与“迈向全面极权高压统治”，乃至实行“战狼外交”引致与整个世界的對抗，可能是整个领导体制与习秉承马列毛政治意志风格的综合结果。其实，中共早已呈现出“政治失态”权力者失格与普遍性权力危机种种征兆。习试图“力挽狂澜”整治与挽救中共和强推“党法治”而排拒当代世界法治精神原则等，可能既误入歧途适得其反，也是缺乏毛鄧的权威与权力基础和智慧。是在当今国力表象下對国际大势的错判所致。显然，这些都不是改变“文宣与外交姿态”而不根本改变或矢志改变国家政治体制所能根本解决的中共“生死劫”。
可以说，习治九年实际上掀开了中共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决死拼搏。虽然，习政籍国家政治安全名义，广泛开展了“打老虎也打苍蝇”（迄今已有几百万官员遭到惩治）的肃贪运动，增加了权力震慑力与“极权正当性”。但中国“选择性肃贪”等党治实况遭遇了空前广泛的质疑。致国家内外危机情势与国际性冲突对抗加剧。显然，强势积极性施政作为，如何产生出极端消极被动的效果？说明中共体系之殇（固疾久也），终非一剂猛药可济！面对当下突出严重的危机情势大问题，大陆各界反弹与呼吁“换人做”可能代表了一定社会利益群体的心声与愿望等。但從中共激化内外冲突情势致因看，有其内部权力倾轧加剧情势根由，及权力整合和规划调整的迹象。实也与当今世界广泛呈现着一场“奇怪的”与“超级乱象”存在关联（新冠疫情就是个迷！）。如何把握世界大势与回归法治民主宪政体系再造？否弃“世界革命与国际對决”的意识形态政治意图与民族主义聒噪，可能是避免中国全面倒退乃至四分五裂，可资思考的当代国际法理政治和世界前景大势的要义！也是宪政保国而不必“保专制的党”的最明智的抉择。为此，提出一条致力于当代法治现代化建构的中国式~光荣革命~的命题，可能是思考中国国家体制改造的理路！需要中共当局与理性反對派共同探索的时代课题。
在此境况之中，习继续再执政否？首先决定于中共体制及鄧时代以来形成的政治权力结构格局；其次取决于中共权力顶层的集体意志：如何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选择实实在在的真正的“大改变”（当代法治国的基础性法律规范建构之~光荣革命~转型：如向社会释权和型构制衡）。当下大陆国家面临与遭遇的一系列危机，反映中共政治伦理生态与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习的去留实在是中共内外交困情势下既定权贵结构的一种演变势向问题。祂的关键在大陆法治体制走向与中共国家政治理论和伦理状况将发生怎样的胚变的突出问题所在。总体上来说，不绝对取决定于个人，而在“势”的轮换转向。习强调的中共的“党政治法治观”明显存在着中共意识形态缺陷。显然，内外形势苤变，政治压倒一切？但倘若中共真能够由此转向当代法理政治意义上的法治自由国家改造建构，以及完善现代法治的基础性法律建构，以有效规范保障公民宪法政治权利等，可能也不失为“一剂处方”。能否与怎样医治中共自己与“中国极权政治病”，那就要看“天意”并从中国内外交困的危机演变趋势来观察了。
小结
本文并非经院式论文，主要依据个人经历學识与大众化通识资讯，揭示中共执政史的黑暗并进行法治批判。以当代法理政治的视角，對中共执政七十年历史大事件作简要分析論述。强调以国际法与联合国人权公约体系为基础的当代国际秩序原理与人权原则等，来检视同时期中共统治的大陆实况。尝试探索新视野与问题意识，进行法理政治學的判识与批判解析。
历史是面镜子，映照出当下中共危机的根源。
韩战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影响甚巨！剖析其真实历史实况与意涵，有利于解构其后中共误入历史歧途与給大陆人民造成的苦难。
文革浩劫的灾难，正是韩战之后，中共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的无知疯狂年代及大饥荒人间悲剧等政治极致化的必然结果。历经前三十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早已丧失殆尽。
改革开放既是中共的自我否定（對前三十年）和自救的举措。也是世界资本主义拯救中国和中共的历史杰作。因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真正自由开放与包容的全球体系。祂是建基于人类文明历史集成基础上的，极赋原创性的现代科技创造力的世界集成体系。祂的典型特征法治与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制度精神，不是一天垒成的。而是在人类历史缓慢进化过程中不断实践综合建构的引领世界的欧美法政人文合成体。
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缺陷大致已经轮廓分明。故称文革后“改革开放”为：中共历史的分水岭。这与八九六四成为中国的分水岭说略有不同。是从中共历史本身审视作出的判断。
当下，中国发展已经达到了新的一层意境：整体获得提升，经济体量已达世界第二，全面脱贫（中共的判断，大致具相对的意涵）等等。但其弊端与危机也充分暴露：如权贵阶层早已经從“权力寻租”（第一桶金）转变成一大批企业产业大鳄巨贾，占有举足轻重的势权地位，甚至垄断把持左右着一方或行业等。由于，祂是中共国家体制的寄生体又是与权力与民间社会经济形成共生结构，严重影响着完全市场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公平。这是中共权力体系的产物，也是其权力体制性腐败与国家危机的根源。
若按照现代政治学原理，中共激烈的权力斗争虽说与习的极权回归意志有关。单纯只是权力清洗？甚或也是权力结构调整与利益的再分配？但要打破既存的权贵共生體结构，抵销其不良影响，非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需要以新思维视野来深刻关注中国历史的演变势向。 在正视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情势基础上，提示出推进国家变革的~光荣革命~之渐进有效的路径与目标。
歐都論譠： 2021 中共百年史批判专稿。
2021.6.23.于布鲁塞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