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镇江山，从前是一座荒山，“日清战争”（甲午之战）后，一个叫细野南岳的日本和尚来到安东，将这山起名“镇江山”。有人望文生义，认为隐含“镇压”民众之意，此大谬也，所谓“镇江”，乃是“镇住”山下的鸭绿江，因为，那时鸭绿江几乎年年洪水肆虐，苦不堪言。然而，每到春季，樱花如海，登山眺望静静的鸭绿江，令人心旷神怡。这也是一个幽静之地，解放军第50军便驻扎在山下。
镇江山下的50军部，即丹东军分区。原为1903年所建的英美领事馆（网络）。
1967年2月13日10时许，丹东市城北的八纬路上，有一支上千人臂戴红箍的队伍举着旗帜，唱着歌曲，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镇江山下，行至50军部的门前时，歌声戛然而止，驻足静立。
站在队伍前头的便是“送大字报”的策划者，即北体的田麦久和“东野”的刘洪礼等几人，他们来到门岗前，其中一人行过军礼后，说，我们丹东红色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司”，即八三一）前来给驻军送大字报，对于支左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哨兵说，这里是军事领导机关，首长命令你们立刻离开这里。显然，这道“闭门羹”是早已备好的了，但也并非意外，所以，来者要求把大字报留下，但哨兵不让，连说了几个“不行，不行……”
于是，军部门前的静坐开始了。学生排在前头，从旗帜上看，有“二中八三一”、“技校八二二”、“一中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以及来丹串联的大学生“北体主义兵”、“东野”等。学生队伍之后便是工人、干部、警察，如“丹东市职工造反总部”、“市直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士”（警察）等。还有来自街道的一面旗帜：“红色娘子军”，旗下站着几个小脚老太和一群妇女。女人在一起少不了唧唧喳喳的，被一个小脚老太 “哈唬”（土话，呵斥）了几句，叫她们要“严肃”点儿。其实，这些静坐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的表情与平时集会也没什么两样，虽说这次是面临带枪的人。也许，由于集会游行几乎是家常便饭，群众有些疲沓了，面部神经也松弛了。
但是，对于策划和组织“静坐”的头头来说，仿佛有这样一种政治幻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只要坚持下去，造成影响，惊动首都，中央文革小组就会出面给驻军施压，逼迫驻军重新表态，这样，八三一也就会从“山穷水尽”转向“柳暗花明”了。
（二）
给驻军送大字报的 “红司”，是被驻军压制的一派，但主要的谋划者“北体”——起初的旗号是“首都三司驻丹联络站”。因为，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红卫兵，所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东野”是被拉进来“联合行动”的，因为，面对着“用兵如神”，且拥有“镇压”权力的军队，“静坐”的结局会怎么样，“东野”领军人刘洪礼深感不安。但为了“革命大方向一致”，只好“求同存异”了。
一个站在队伍前边，操着北京腔的大学生挥起手里的小红书，拉开了这场戏的幕布：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怀着无限热爱、无限忠、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下面齐声附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依然是齐声附和“永远健康！”
敬拜仪式过后，便是诵读毛主席语录，于是，大家齐声背诵——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这段语录是“北京腔”一个人读完的，在念到“军队里”这三个字时，他特别加重了语气，而且，停顿了一下，用眼睛扫视了一圈。语气和眼神所包含的潜台词，不言而喻了：此时此刻，我们造反派是在同“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绝不可掉以轻心啊！
这时，军部门前出现了一排持枪的军人，显然，增加了守卫的兵力，以防“冲击”。同时，一个拿着相机的军官走出来，先是拍下了贴在墙上的“送给驻军的大字报”，然后冲着静坐的人群拍照，接着，又转过身来把镜头朝向讲演人。显然，这是在为“秋后算账”搜集材料，但也只能忍气吞声了。因为，行动前已经“约法三章”：不许冲击，不许乱呼口号，不许投一石一木等。但是，从照相“军官”的大模大样和脸上那种鄙夷不屑的笑意，使造反派感到了一种羞辱和压抑，无奈，只好通过“嚎唱”来发泄吧——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唱后面这首语录歌曲是反复进行的，末尾转为高呼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人的嗓子不是喇叭，唱了喊，喊了唱，终归，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了。就在此时，突然，乐声大起，震耳欲聋，循声望去，原来是军区的墙上、树上同时响起了高音喇叭——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语录歌此起彼伏，仿佛两军对峙开战之前的“叫阵”。此时的语录、诗词已成了各自的“武器”，而且，既是矛，又是盾，全在于使用者的心领神会了。比如，静坐者自以为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而在驻军的眼里不过是“几个苍蝇碰壁”，很快就要被“扫除”的。
“首都三司驻丹联络站” 的曹会治，北京体育学院足球系学生。此图系本人于2020年夏提供。
（三）
静坐的人群在军部门口唱歌之时，忽然，背后响起一阵口号声：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
谁反对人民解放军，就砸烂谁的狗头！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原来，队伍的后面来了一辆“保皇派”的宣传车，有些静坐的人一跃而起，正要冲过去，汽车便急驶而去。但没有走远，只是停在道边继续播放。而军部这边的喇叭也在哇哇地响，如此，静坐者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天上飘起了雪花，而且，边下边化，分不清是雨是雪，一会儿，就淋湿了人们的衣服，风又呼呼地刮起来，冻得一个个直发抖，肚子里咕咕作响，似乎在提醒人们时已晌午，应该增加热量了。可是，既然是静坐，就不能解散。于是，头头便派人买来了面包，大家便在寒风冷雨中啃着分到手的面包，也没有一口热水喝。最难熬的是寒夜，站在刺骨的北风中，手和脚都冻僵了。次日，人们纷纷请假：有的冻感冒了，有的着凉了闹肚子，也有的不告而辞了。但是，“阵地”还是要坚守，地上的雨水结冰了，便从郊外运来些稻草铺上。于是，墙上出现了这样的大标语：“丹东无稻草，饿死‘东野’驴”。在那个年代有句口头禅——“捞稻草”，意思是快要淹死的人，一根稻草也要抓住，以求活命。这个生动的比喻，是两派互相投掷的一块石头。
静坐的人数与日减少，驻军的宣传逐步升级了，火药味更加浓厚了，不仅面对“静坐”的群众，而且，宣传车走街串巷——
广大革命群众们，正当我军指战员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了革命左派的时刻，丹东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妄图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真是蚍蜉撼大树，痴心梦想，它们得到的只能是灭亡！
中央军委已经下达命令：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市民们议论纷纷，看来，送大字报是引火烧身，老虎要下山吃人了。
足球教练曹会治先生，“文革”时曾为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赴丹联络站”的成员，此图摄于2020年冬访谈。
（四）
1967年2月13日，“红司”（八三一）发起的50军部门前的静坐，由“门庭若市”而与日俱减，以至几乎“门可罗雀”了。
这种残局的出现，不仅由于驻军的舆论攻势，也与长期洗脑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市民的脑子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没有解放军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尤其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把军队捧上了天 ——“佛爷的眼珠碰不得”。所以，中南海里可以贴大字报，但给驻军送大字报却被拒之门外。由于，对军队的神圣和崇拜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在被斥为“反军”的舆论攻击之下，产生了惶恐不安之感。于是，有的“开小差”，也有的学生被爹妈直接拽走了，还有“反戈一击”的，贴出大字报声明重新“站队”，加入了“拥军派”。
“站队”，是文革运动中的一个现象。你今天是这一派，明天又“投降”对立派，有人骂“变色龙”，但“变色龙”理直气壮地搬出了“圣上”的话：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什么要紧。并且，“拥军”也是谆谆教导啊！况且，形势发生了变化，“保皇派”摇身一变成了“拥军派”，或者说，当当响的“左派”，而造反派陷入了“反军”的泥沼，或者说成了“右派”。所以，若不“重新站队”，一条道跑到黑，那就等于“找死”了。因为，林彪说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而军队又是专政的基石，和军队“誓不两立”，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先逃跑者活命。
2月18日，“静坐”只剩下了几十人，可谓“铁杆”造反派了。
（五）
在寒风冷雨中坚守“静坐”，可以说，是一种艰难的“煎熬”。之所以能苦苦支撑着，是痴迷于等待和希望。散发的传单上说，丹东驻军支左的“问题”，已经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了，而且，马上要派人来解决丹东的问题。后来，又出现了江青要亲自驾到的“小道消息”。但“传单”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当时“首都三司”（司令蒯大富）向全国各地派出“联络站”，煽风点火，掌控形势，当然，包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了，可以说，起到了一种“耳目”的作用。在丹东便有“首都三司驻丹联络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大表大会驻丹联络站），其成员“北体主义兵”（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的曹会治便是负责丹东文革情报的。
周恩来与“北体主义兵”头头刘长信（右）、孙乃慈了解批斗荣高棠的大会议程——1966年12月24日，此图系曹会治于2021年6月提供。
据曹会治的回忆，对于丹东驻军支持“保皇派”的问题，特别是出兵镇压五龙金矿红色造反团，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且抓捕了几名工人头头，所有这些文字材料由他交给了在京负责上报中央有关信息的同学，此人姓名早已忘记了。由于，“北体主义兵”属于“三司”蒯大富这一派的，后台便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且，“北体主义兵”头头刘长信乃“体院革委会主任，蒯大富的‘天派’战友”，不但与中央文革小组有电话联系，且与谢富治（时任中央文革成员）多有接触。正因为“手眼通天”，地方造反派才跟着“首都红卫兵”的指挥棒转。所以，给丹东驻军送大字报从谋划到行动，按照曹的记忆，总导演便是“驻丹联络站”的“北体”老师田麦久，送给驻军的大字报也是他的手笔。
（六）
虽然，丹东驻军的支左问题通过“内线”已经“上奏”了，但却是如石沉大海，既没有中央的批示，更没有首长的光临。令人震惊的是，无论是大报还是小报，触目可见的消息是，全国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遭到了军队的镇压。譬如：
2月4日，湖南省军区将造反派“湘江风雷”和“红旗军”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致使全省约10万人入狱。（注1）
2月5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打死了静坐的学生韩桐（内蒙师范学院），这是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注2）
2月17日，《人民日报》在报导福建军区对激进造反派的进犯展开反击时，称反军活动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疯狂反扑”。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军人政权对激进造反派的镇压便毫不容情了。（注3）
……
丹东驻军的宣传车措辞愈加强烈，语调愈加激昂——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丹东驻军，正说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支援无产阶级左派的夺权斗争，做得好！好得很！
任何人、任何组织，凡是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的，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拥护解放军的。所以，我们在此发出紧急呼吁：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显然，驻军已经把“静坐”升格为“冲击”了，而且，扣上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非但如此，在呼吁“反戈”的同时，驻军还公布了造反派主要头头的名单，鼓动革命群众起来“扭送”坏头头——立功者受奖。
小城的造反派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境地。锦江旅社（赴丹学生住地）附近不时出现盯梢的人，大概是张网已待了吧。
18日，田麦久和刘洪礼召开了紧急会议：“静坐”难以坚持了，面对危在旦夕的局势，决定上访东北局——敦促丹东驻军转变立场，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吧。当夜，大家各自分散行动，约定在列车上集合。
注1：周伦佐《试探“二月镇反”的内幕》（原载《议报》）
注2：吴迪《1967年内蒙古“造反派”与内蒙古军区的冲突——“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注3：华林山《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6年8月号第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