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上旬,国内各大媒体铺天盖地报导了一个类似如下标题的新闻:《不心动!成都女孩放弃68万港大奖学金,果断选择去北大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致内容是:今年毕业于成都石室中学的女学生王艺瑾,高考文科考了643分,香港大学法学院向她发放了录取通知书和六十八万港元的全额奖学金;但经过北大招生老师循循善诱,她放弃了港大优厚条件,打消了父母顾虑,果断选择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王艺瑾向记者介绍:“北大这个专业今年是首次招收本科生,专业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它将服务于我国一些重大战略规划”。

几天后,这个时尚的新闻点又有了追踪报导:7月11日,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朝龙亲自来到成都,在石室中学门口,将今年北大第一份录取通知书送到王艺瑾手中:她被首次在本科提前批次招生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项目“大钊班”录取了。通知书装帧精美,上面有王艺瑾的学号、姓名、院系、专业名称以及燕园“一塔湖图”的剪影和校长郝平给2021级本科新生的欢迎信。

宋朝龙对采访的记者说:“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王艺瑾未来的北大时光将充满精彩。北大马院会努力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让同学们在这里读懂中国,读懂世界。在马院同学们将有机会接触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诸多学科和研究方向,在马院学习马克思主义将拥有最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科交叉平台。”王艺瑾在一旁听了笑逐颜开,一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样子。

为了增加新闻的花边和可读性,各家媒体都提到:王艺瑾为了匹配她理解的北大的典雅和厚重,特地穿着一件旗袍来迎接录取通知书。

我们那会儿,北大录取通知书是一张长方形的胶板纸,像极了当时流行的单位介绍信:上下两联,一联是存根,另一联撕下来呈正方形,落款和骑缝盖了北大招办的章,用平信寄给学生。通知书上极其简单:XX同学,你被北京大学XX系XX专业录取,请于XX月XX日执此通知到校报到。如此缺少防范和防伪,多亏彼时人心尚且醇厚,所以很少发生通知丢失或者冒名上学的事情。现在鸟枪换炮,但如果每个新生人手一个王艺瑾拿到的这种录取书,哪怕北大像郝平骄傲的那样年年全国高校“收入第一”,恐怕早晚也会破产;所以这款豪华限量版录取通知书,无疑是为王艺瑾专门定制。通知书由院系领导千里迢迢亲手送达,这在全国高校招生史上史无前例;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排在天字第一号,从哪种排序上也不符合逻辑:显然,这一切都是在赶时髦、逢君好,为的是谄谀100年建党大会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讲话的圣意——北大靠山吃山,用这个新闻又风头了一把。

在上面引用的第二则新闻里,北大那个专门花着既宝贵又不差钱的中国高等教育经费,从北京跑到成都给王艺瑾送来今年北大首封录取通知书的副院长,一口一个“马院”,也不怕外人听的不明就里。粗心的读者心里会一个劲儿的问:“马院是什么鬼?”

“马院”就是圈里自己人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简称。

我在北大那会儿,没有什么马院;和它名字差不多的,有一个马列主义教研室,加上另一个性质类似的中共党史教研室,共同承担着给全校所有各系学生洗脑的任务——公共课教学。至于中共视为命根子的马列主义四书五经和革命家史“党史”的更专业的“研究”,则是分散在其他几个不同的系: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系、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系、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政治系的国际共运专业;党史属于中共的家谱和病志,更是宝贝疙瘩,于是被争相抢注于历史系和国际政治系两家。

现在看起来,北大当年的领导是有眼光的:他们知道在马列教研室和党史教研室混饭吃的那些人太不成器,指望他们研究出个屁相当问路于盲,所以特意挑选出一部分虽然误入歧途但具备学术资质的教师,把他们放在别的正儿八经的系,通过其他学科真才实学的影响、熏陶和矫正,使伪学科们尽可能着调一点。这种举措效果是明显的:北大其他几个相关系有关马列主义和党史“研究”的成果完全碾压马列主义教研室和党史教研室。仅举一例就可见一斑:80年代初索尔兹伯里写《长征》的时候遍访国内有关专家,中国每个高校都有党史教研室、人大还单有一个党史系,但他唯独推崇北大国政系研究党史的向青。

1987年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政,改革开放突现一个小高潮。教育部紧跟形势,决定从下一年起研究生招生不再考政治,改为考生提供一篇相关论文。于是,北大深感党史教研室成了累赘鸡肋。当时正好83年刚成立、设在国政系的政治学教研室一帮人奔走活动,呼吁成立独立的政治系;北大校方借机顺水推舟,决定把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和北大党史教研室合并,成立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撤销党史教研室是个明智之举,把它合并到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则属于扯淡。众所周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纯粹都是西方舶来品,和党史风马牛不相及。北大一帮无知的校领导,知道党是专业搞政治的,于是以为研究党史的就是研究搞政治的,所以闭着眼拉郎配。更荒唐的是,北大按级别而非专业安排职位,让官儿大的党史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当了新系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使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而最积极筹划独立成系的原国政系政治教研室主任眼睁睁看着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摘了桃子,也为后来一系列激烈的人事矛盾埋下伏笔。由党史教研室一帮整天耳濡目染共产党整人历史的人当政,自然左的厉害,所以搞得本来是87级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的王丹,不到一年就赶紧转到相对宽松的历史系。不过共产党没有料到,就像鲁迅说的:从敌人内部走出来的人反戈一击最为致命,北大党史教研室也培养出了不少异类,他们对中共罪恶、肮脏、丑陋的历史了解的最清楚,反共反党也最坚决,比如陈波就是八九民运中著名的活跃分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穷途末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奄奄一息,以这些为招牌的学科——比如北大的国际共运专业、人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系——看上去无非死路一条;更糟糕的是名字太难听,看一眼人家就皱眉头,更别说报考了;侥幸骗上了糊涂虫,毕业又找不到工作,影响了学校的就业率。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在全球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人大和北大放弃立场、随逐逆流、乘人之危:人大偷梁换柱把科学社会主义系原封不动地改成了动听的国际政治系,北大一不做二不休地干脆取消了国际共运专业的本科。至此,共产党的四个看家宝有两个已经上不了高校的台面。

可惜过了不久,“六四”惨案就发生了。“六四”后左派势力大举反攻,北大被彻底整肃,反和平演变成为主旋律。1992年3月17日北大发出《关于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决定》,宣称:“建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端正办学指导思想、落实德育首位的一个重要措施。该学院……负责统一组织全校马克思主义公共理论课的教学和思想政治课的教育……组织校内各方面的理论力量开展理论研讨活动,逐步把学院建设成我校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研究和培训基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学院在当时现有的马列教研室基础上大举扩充规模——因为列宁名声太烂,所以去掉不提,只留“马克思主义”了——,回收了其他各系一批破烂专业和人,由校党委书记任彦申亲自担任院长,原四人帮“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国政系的钟哲明任常务副院长。由此,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产生了。而稍后,中国所有高校不甘人后,一哄而起、蜂拥马屁,到今天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数不胜数。二十年里,北大马院编纂了《马藏》、主办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建了被任志强嘲笑的“马克思主义大楼”,等等。不过尽管北大马院二十年来干出了无数贻笑大方的荒唐事,但大体上还比较规矩,不敢跨界去染指本科教育。不料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伊始,北大越发不成器,彻底复辟开倒车,明目张胆地对下一代进行精神污染。

按照各个媒体的报导,王艺瑾在中学兴趣广泛、涉猎丰富,喜爱参与各种各样课外和社会活动,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央视少年中国说演讲比赛、央视极智少年强大赛、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等等活动;在谈到对未来大学生活的憧憬时她充满向往的说要参加戏剧社、艺术团。加上她刻意穿着旗袍领取录取通知书这一细节,说明王艺瑾视野宽阔、情感浪漫,很有生活情趣和小资情调,并非一个狂热的当代红卫兵和儿童团;否则,她就会像前几年刘强东和马化腾那样,带着八角帽、穿着红军服、手捧红宝书来迎接北大通知书,

王艺瑾在叙述自己选择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心路历程时说,她在高一时就将自己的梦想确定为北大,高二时参加“北大暑期学堂”的经历增加了对北大的向往;选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是因为真心喜欢、遵从自己内心,“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还是挺果断的,我填报的志愿基本都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这类的专业”。王艺瑾专门提到,她的父母都是语文教师,从小就重视对她进行爱国主义和感恩教育,她也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和时政热点,经常和父母一起探讨;她特别崇拜一百多年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向往那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拜岁月,并立志肩负起与时代和社会同进步的责任。

不得不说,王艺瑾和她之前的几代“后‘六四’”青少年,成长在政治高压、思想欺骗、精神愚弄和道德、伦理、价值观“亡天下”的状态中;这几代青年,即对历史一无所知,又对现实国情两眼一抹黑。即便不是物欲横流、只知追星时尚好名牌的求知欲旺盛者,对古今中外的了解也只是皮毛虚幻、扭曲颠倒和人云亦云。王艺瑾尚且如此,更别说那些等而下之、粗陋浅薄的小粉红了。王艺瑾憧憬北大,但她无法懂得:北大和北大马院是两码事,北大再怎么堕落,尚有一丝不绝如缕的自由血脉,今天虽被黑暗掩没,但它有朝一日必定会像文天祥说的那样“时穷节乃现”,而北大马院则是彻头彻尾对北大精神和传统的背叛;王艺瑾以为自己“填报的志愿基本都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这类的专业”就等同于“真心喜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但她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和“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这类的专业”完全背离甚至对立的;王艺瑾记得父母“从小就重视对自己进行爱国主义和感恩教育”,她也“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和时政热点,经常和父母一起探讨”,但她父母显然没有教会她清楚 “爱国不等同爱党”、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祸国殃民使她热爱的祖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而她所谓“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和时政热点”无非就是每天看《新闻联播》——一个除了一半天气预报全是谎言的假媒体;至于她特别崇拜和向往的“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那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拜岁月”的真谛,恐怕是她在很长一段生命岁月里都不会理解的。

曾经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出过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控诉“党天下”的总编储安平的《光明日报》,如今堕落得学着《环球日报》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的无行文风,也凑趣发表了一篇《弃港大奖学金,选北大马理论,怪么》,阴阳怪气地为王艺瑾的行为背书。客观地说,王艺瑾年龄小,“六四”、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这些都是她出生之前的事情,她闻所未闻。王艺瑾之前报香港大学的时候,填了金融、法学、社会学等彼此十三不靠的几个专业,也说明她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朦朦胧胧、模模糊糊,远不是她自信的那样清晰明了。她令人遗憾的选择不能怪她自己,应该怪她的父母没有尽到正确指引和帮助她人生规划的责任;而不择手段的北大招生教师,更是诱骗纯情天真少女,坏人心术、毒害青年、误人子弟、罪莫大焉——但援“马会”和邱占萱先例,北大也未必不是在自掘坟墓。

2018年,也就是北大建校双甲子的同一年,发生了惊动世界的“北大马会事件”,其余波一直延续到次年年初。北大“马会”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是2000年由北大各个系一批远比王艺瑾要了解和真正热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发起的社团。

今天的中共,早就彻底背弃和背叛了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前已经成了吉拉斯说的“新阶级”,改革开放后更是公开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挂着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卖着权贵资本主义的狗肉。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成为他们残民以逞、愚弄世界、极权独裁的工具和遮羞布。以北大学生的聪明和智商,只要稍微用心和独立思考,立即就能认清和识破这一点。所以掌握了真马克思主义的“马会”学生们,很快就同中共官方的假马克思主义决裂和分道扬镳,提出“要工农马克思主义,不要官僚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更要命的是,北大“马会”的同学们坚决遵循和热烈响应了中共一贯倡导的“不光要用马列主义认识世界,还要用马列主义改造世界”的信条,积极主动参与了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而这也触犯了官方的大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深圳“佳士事件”。

有关2018年7至8月深圳“佳士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曲折经过,已经有太多的描述,这里不再重复。总之,在这场为劳苦工人争取生存权和工会权的抗争中,以岳昕、顾佳悦、张圣业为代表的前北大“马会”成员,以陈可欣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成员,以杨凯为代表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成员,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的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声援、静坐、游行、抗议、失联、被捕、监禁、遭绑架、强迫认罪。

2018年8月,前北大“马会”成员岳昕等高校学生和校友声援因建立工会被捕的深圳佳士工人。
在很快到来的9月份里,北大“马会”在新学期社团注册时被拒,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5周年当天,会长邱占萱在前往纪念毛泽东诞辰活动途中被警察带走并受到治安处罚。27日,北京大学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发表声明,以马会负责人“严重背离学期初注册时向指导单位、指导教师的承诺,拒不接受指导,拒绝提交马会会员信息,且屡次违规举办活动,已严重失职”为借口宣布改组“马会”。28日,十余名北大学生在校园示威,抗议撤换会长、改组马会,被校方强行驱散。2019年1月2日和3日,新“马会”向原“马会”两度发出公开信,责令原成员“悬崖勒马、知错悔改、回归理性”。1月3日原“马会“回应,重申改组无理,并反驳有关指控;同日,“佳士工人声援团”发文痛批北大官僚当道、独断专行,强行改组马会,暴力压制同学们声音,已无半点五四精神的遗存:“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被嫁接为奴化的仁义之道,用吃人的官僚权术来阉割马会的革命精神”。之后,“马会”成员展振振被退学; 1月21日六名北大学生被捕,其中四名是“马会”会员。 邱占萱获释后在北大校园内拍摄影片,揭露在警察局内受到打耳光、裸体搜查以及收听习近平3小时的十九大报告等非人虐待和人格侮辱。2019年4月29日早8时邱占萱在北京郊区打工下夜班后失联至今。在北大“马会”被强制改组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新光平民发展协会”也先后被取缔,杨凯被拘留,北大马院前教师柴晓明被捕并以“煽动颠覆国家罪”遭起诉审判。

2018年12月28日,十余名北大学生在校园示威,抗议撤换会长、改组马会,被校方强行驱散。

经过了深圳佳士和取缔“马会”两个事件惊心动魄的斗争实践,今天流散在民间各地或者仍然失联坐监的北大“马会”那些现今罕有的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娃娃们,终于认清中共不但是普世价值的敌人,而且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工人阶级自由的成立独立工会、维护自身权益,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政治权力,也是马克思的坚决主张,所以在中共残酷镇压的时候,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力量给予了坚决的道义支持,而西方左派大师诺姆.乔姆斯基和约翰.罗默等众多左翼学者则呼吁全球左派学者共同抵制假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召开的伪“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那些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娃娃们一定还清醒地明白了:真正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当年反动的北洋军阀——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李大钊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张旗鼓的活动、宣传,明目张胆的鼓吹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在美国资产阶级统治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和散布行动畅通无阻——,而正是中国共产党;要想哪怕仅仅获得研究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权力,也必须首先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

当然,上述一切今天的王艺瑾不会知道,也许永远不能知道。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就摆在那儿,中共的倒行逆施也就摆在那儿,连业余自学马列的“马会”成员和邱占萱、岳昕都看的明白,专业学马列的王艺瑾会看不清楚?因此,早早晚晚,中共会梦枕黄粱、作茧自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至理名言,就像“民不可使知之”的圣人说教,就像中央党校出了最深刻的反共志士,北大马院也最终会变成北大“马会”,王艺瑾也最终会变成邱占萱和岳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