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此书一九九九年底问世,二000年初就加印,足见其洛阳纸贵,价值超凡。概而言之有二:一是暴露出中共的“革命”之血腥凶残;二是显示了毛独夫之狠毒荒淫。前者见于延安审干,后者出自作者目睹。

革命圣地延安如同地狱

曾在大陆脍炙人口的《延安颂》开头唱道:“夕阳辉映著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边的柳影”。这神圣的“延安岁月”,经曾志寥寥数笔,呈现出七分炼狱,三分猪圈的图景。

以下是书中几段摘录: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吊著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位被审查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湮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 ……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时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粱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后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这都发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相去不远便是当时毛泽东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窑洞。

还有危拱之(1905-1973)的事例:

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一条命算是拣了回来。获救后精神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著要脱党。”她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体宿舍,当著别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个宿舍后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搂来抱去,滚作一团。 49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危拱之是叶剑英第四任妻子,早在江西苏区时就被整过。宋任穷回忆长征时: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著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著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论者慨叹道:

“危拱之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把爱奉献给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顺利时期,却被逼疯。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组织,当然不会有好下场。”

整风抢救期间,不少人被迫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的特务活动。大部分是因为压力太大。

比如在关中地委宣传部长高仰云的指挥下,关中师范不但大会轰,小会逼,还使用了捆绑吊打、关禁闭等残酷手段,终于使90%以上的学生成了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复兴社、CC等特务分子。但也有基于一定的理性认识而配合组织工作的。时为关中师范教师的刘衡也承认自己是“假共产党”,因为他以为“大概是领导要一批党员假装特务来做宣传工作”以开展运动。理由是他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书中被错杀的军官佐丁为了党的利益,自觉自愿走上刑场,刑前有一段独白:“死的本身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死。对于活人是没有死的,而死人又能感觉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样呀,他是个恶棍,他一时为了过去而忘了未来!他像一只下流的畜牲一样,像一只狗一样被枪毙了”。“让佐丁那个下流的臭名爬进人们的脑袋吧。从今以后,让它变成卑鄙和下流的像征,变成背叛那最忠实地、最纯洁的永久的主义和永久的革命的像征,而安慰一切在这挺进的运动中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共产主义的存在只是为著未来,只是为著不幸的人们的幸福。为了这个缘故,此记得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刘衡因此想:既然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脏了共产主义的清水,就让大家把我当成特务吧,让大家说“不要学刘衡呀!”同时为了使真正的特务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当什么,我都愿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荣!

组织至上,革命第一,既然组织上需要有“特务”,革命者不是不可能照办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看过这部苏联小说。更不是每个人都有刘衡的觉悟。一些没有斗争经历青年,有时是抗不住饿或想吃好一点而“坦白”的。

河南的一个地委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 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民党CC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334页)

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145—146页)

师哲也发现:“有的年轻人就为了能饱饱地吃上一顿面条,承认自己是‘特务’。”(165页)

1944年初,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到延安作坦白报告,“报告团成员像英雄一样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洋洋自得,荣辱观念全然颠倒了。我们交际处还用大米白面和猪肉粉条豆腐白菜优他们。”当时就有人讽刺说:“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真是有人愿意说,有人愿意听,不管真假如何,反正他们猪肉粉条豆腐白菜吃了够。”(178页)

这是严肃与荒唐的结合:

关中师范有一个学生程远,在一次斗争会上走上讲台,“把帽子往桌上一摔:‘我是一个无限忠于党的纯洁的共产党员!’当他被五花大绑拉出会场,扔到雪地里挨冻时,他还高呼:‘调查研究万岁!’‘实事求是万岁!’接著,把他吊在窑洞里,手腕被绳子扎得血脉不通,手背肿大。日夜对他软硬兼施,一方面捆绑吊打,用火筷子烫脸,连续八天八夜搞车轮战;一方面进行诱供式的规劝,他在无奈中假意承认自己是特务,吃上了羊肉泡馍、油饼、豆浆,还到我们老师食堂吃上了较好的饭。他酣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吃罢早饭,领导让他交代特务罪行材料,他感到向党说了谎,像大山压顶似的喘不过气来,他提笔写道:‘亲爱的党组织:我欺骗了您,却受到了优待。这完全是恶作剧,我所讲的填了一张CC表,根本不是事实。…… ’他豁出去了,要绑、要打、要吊、要杀,随你的便……”

共产党人杀人放火的真实纪录

曾志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五岁。为甚么有那么多少男少女陶醉于革命呢?她回忆道: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有时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著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

“革命”给了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甚么样的权力呢?是“抄家分浮财,包括放火”:

那时我身上有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红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倚仗这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著了。

当我狼狈地从著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有说什么,只是很慈祥地笑了笑走了。(51页)

论者称:

朱德年长,不会以为门楼必须烧掉,他没有赞扬曾志,也许他认识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热并不定要表现为烧掉城门楼。但他没有纠正曾,也许正是因为革命必须有狂热,循蹈规矩、谦虚谨慎的人不会是称职的革命者,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还说:“热是革命的基础。”(180页)

众所周知,在国人传统道德观念中,“杀人放火”属于极度凶残的恶行,完全违背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恻忍之心”。那是“不把人当人”的兽性发作导致的。如果说,歌剧《白毛女》宣扬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便成人”;那么,中共“革命”就是把人变成兽!

书中写道: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和曾志一起)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知道后大怒,说:“这还得了,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这些人也都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

这些滥交的“革命青年”和与土匪无异的“省委特派员”发动的“革命”就是实行“焦土政策”,强迫农民烧掉自己的房子,宰掉自己的牲口,跟著这伙疯子般的男女后生去推翻“旧社会”。不料事与愿违,农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动员大会上一众“革命者”成了愤怒的农民的刀下鬼,他们逃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高举大刀长矛冲出村子,高喊杀共产党。

“焦土政策”缘自中共发动湘南暴动后,国军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清空,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烧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著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19 28年3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烧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产党人,手段是残忍的:

(曾志的丈夫、湘潭特委组织部长)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著,两只手还紧握著,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著。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著,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

“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竟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

当正规红军赶来镇压时,一位领头的农民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此前被赶得抱头鼠窜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她“拿起梭镖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著。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中共说国民党污蔑它“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曾志书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却一一得到落实,如假包换。如果有人以往弄不懂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为甚么那么喜欢造反,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们打、砸、抢,甚至用皮带抽老师的那股“革命”干劲又是从哪来的?至此可以茅塞顿开了。

论者称:

曾志女士写了一本好书。那些不知道什么叫中国共产党、什么叫中国革命的人;不知共产党为甚么搞不好经济,那些以为文革仅始于五十年代末的人都应一读。 应该来读一读这本书。而书名更是切题,叫做《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我只听说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纳粹死亡营的幸存者,现在曾志女士把自己比作中共革命的幸存者,可见在她的下意识里,这三件事大概是差不了多少的。

曾志的书对毛的真面目之刻划

毛语言幽默,其嬉笑怒骂、旁征博引、海阔天空的语言方式令对方印象深刻,麾下一众“大老粗”更是顿首折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曾志记得井冈山上的一个玩笑:

毛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有一天我经过毛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著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91─92页)

上下级之间,如此亲昵的玩笑说明残酷的斗争没有泯灭人的天性。毛确实为漂亮的曾志倾倒,始终对之不忘旧情,另眼相看。

就在上引的玩笑那段时间,贺子珍怀孕,毛请曾志照顾她。曾、贺两人住在一起数月之久,无话不谈。没有文化、胸无城府的贺有可能向曾志说过一些毛见不得人的事,但也许完全没有讲过什么要紧的。生性多疑的毛自然会担心自己有些把柄落在曾志手上,所以对之终生包容。事实上,除曾志以外,无人敢于当面顶撞“伟大领袖”(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毛狠批后也只是首先冲出会场,置毛的呼喊于不顾而已)。而毛还曾在会议上称曾志为“女皇”。

关于毛曾的亲密无间关系,从本书也一目了然:

1939年12月,曾志好不容易抵达延安,当即致函给毛。只过了两天毛便回信请她“见面长谈”。她把自己八年来所受的冤屈郁闷尽情倾诉,希望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毛答称“至好学它三年,至少要学两年。吃晚饭时又说:以后,你星期日就来我这里吃饭。她不假思索地马上说:那好啊,来吃一顿好的!毛一听,愣了愣,立刻笑了:“哦,吃好的,吃好的。”(318页)

随后她见了江青,发现她已怀孕。饭后她告辞,毛又说“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里吃饭。”还让她随便拿他的书看。她傻不叽叽地说:“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点尴尬。毛后来还托她在外面给江青买了一块表,曾买了一块金壶劳力士金表给了江青。(319-321页)

不言而喻,曾志如此格外受毛青睐与其美貌分不开。

对于曾志的天生丽质,著名女作家柯岩在其为本书写的《代序》中已有浓墨重彩的描写。网上一位论者则称:

“刚刚参观完了井岗山。 对曾志印象深刻。 首先,她真的好美啊。不管是年轻还是晚年。 其次,真的是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而报告文学作家(《横眉剑出鞘》作者)、曾志女婿理由,在其《淡定的秋色——曾志妈妈的平凡故事》(2009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中写道:

曾志1926年入党,参加了湘南暴动、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曾志是党内公认的美女。据作家柯岩所述,陶铸第一次见到曾志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理由这样描述“曾妈妈”年轻时在厦门开展地下工作时的留影:

天生丽质,清纯、俊秀,一副出自书香门第淑女的气度。青春亮丽与当下花季时尚少女别无二致,就连衣著发型也够时髦。照片背后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她为纪念一场生离死别去照相馆拍下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经过那家照相馆,发现她被当作丽人倩影加印后赫然陈列在橱窗,而她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她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

毛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当著自己的妻子说对另一女性讲性爱的“玩笑话”,确实“很不得体”。他一向以“无法无天”自诩,往往不顾任何礼俗惯例;可是难道“革命家庭”就无需维护,男女之间就没有必要的距离了吗?

毛浪漫成性且率性而为,类似的玩笑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发生。1942年整风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气还有那么一点民主性,丁玲常到毛的窑洞聊天,她回忆称:

“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接著话茬说,那你得给我封官啊。我接著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到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又笑著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我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大姐还不跟我打架啊!”

事实上,按毛后来对曾志的说法,他与贺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这种好开玩笑的习惯: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

论者就此评论称: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打架,这对于正处于困难之中的革命领袖来说,是颇为难堪的。如果不是爱开玩笑,这一幕闹剧也许不会出现的。不过,如果把毛、贺分手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爱开玩笑的习惯,又是皮相之见了。

毛告诉曾:

”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

显然这只是毛的一面之辞,夫妻之间的事,旁人其实难以置评。但曾志回忆:1946年在东北看望过自苏归国的贺子珍,贺南下准备进北京时,在山海关被阻,强行要她改路去上海。1954年我(曾)去上海却没有见过她。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志在南昌贺的住处总算见到这位当年的闺蜜。(330页)

两人亲切交谈后,曾志回到山上就告知毛说:“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表示想见见她,为避免江青撞见,特地作了安排。可是事后曾志问毛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毛叹息著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此后毛就再也没见过贺子珍了。(332页)

1965年曾志去上海治病,看过子珍多次。“她也来过几次,讲了许多往事和心里话。她坦言主席不该这样对待彭德怀,可见其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政治水平不低,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四人帮’倒台后,子珍来北京住了一段,我去机场接她;她回上海时我又去送了她。”(331-332页)

笔者对于曾志的念旧至为赞许,对毛之寡情极之鄙薄,对贺子珍的遭遇甚为同情。谚云:男人怕入错行,女人怕嫁错郎。贺就是嫁错郎了!

曾志的婚姻

相比之下,曾志一直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成功谱写了跌宕多彩的婚恋曲。

她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145页)

1933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她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29页)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65,103,151页)

“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著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151页)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398页)“革命”形势挽救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无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

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65页)

1932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中共很多高级干部受挫时,组织上都会劝说其妻与之离婚。在严密的组织体制中,一个得不到领导信任的人,甚至也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再者,客观环境可能迫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曾志在闽东时并未考虑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于是,她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208-209页)因此决定撤销曾福霞(即曾志)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207页)

书中所提的叶飞堪称福大命大:

叶飞在闽东时参加战斗不多,甚至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但斗争造就人才,20年的斗争使他成为上将军。

但叶飞之所以生存下来,不只是因为他站在正确路线上,也因为他此时还不是一个独立和山头。1935年5月成立闽东特委,叶为书记,他的部队是独立师。同年10月,方志敏的残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进入渐南闽浙交界处与独立师会合。“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从浙南方面来说,还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刘英同志却想‘统’掉闽东。他几次提出要叶飞同志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调离闽东。”(167页)

冲突的高峰是1936年初的“南阳事件”:粟裕约叶飞到庆元南阳会面,叶要汇报工作,粟裕说:“好啊,晚上吃过饭再说吧。”晚上发生的事,叶飞是这样叙述的:“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后来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叶飞,1988:75—77页)

粟、刘属于同一山头,因此尽管粟认为“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他还是“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168页)

粟裕与刘英矛盾很大。由于粟裕写信给闽东的黄道想联合抗敌,刘英便说他“分裂省委”,开会声讨:“因闽东同志已退出闽浙临时闽浙省委,我便成了主要斗争目标。当时对我也采取了对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人监视起来,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后(什么申明?是不是保证不反刘英?),他被放了出来。如果不作“申明”呢?处死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他和刘英后来分开行动:“我们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著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168页)

这种情况正像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所云:毛共就如“绞肉机”,内部互相撕咬。

另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1929年,远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清党”:

”在‘劳大’最根本的一条是看对支部局的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虽说清党同时也要查阶级、查历史,看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但这些都不起决定作用。简而言之,你是拥护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场坚定正确,就是动力,即使其他方面有些问题也不要紧;你是反对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场动摇以至错误,就是对象,即使出身好、有革命资历,也得检讨甚至处分。“(35页)

领导人之间有私怨,也会导致下属遭殃:

1930年,赣南行委负责人郭承禄、肖国璋、马荣澜等在信丰反对毛泽东,也动员当地的35军一道参与。35军的政委罗贵波、军长邓毅刚认为这是反革命行为,派军队把郭、肖、马抓起来送到总前委。但在次年1月的反“AB团”运动中,罗却受到怀疑,被撤销军政委、军委主席、军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罗自我反思:“我没有亲自把这三个人交给总前委并报告情况,而是邓毅刚一个人去了。邓毅刚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开始时我们关系不错。后来我们两人都爱上了同一个姑娘,这就自然地产生了矛盾,他见了我很少说话。……我怀疑他打了我的小报告,因为他是上面派来的,熟人很多,而我却是一个‘土包子’。对肃反,我们之间的思想观点不一样,他借机拉拢一些干部,团一级的干部不敢同我接近。前委信任邓毅刚,而对我逐渐地不信任了。”(65—66页)在这一件事上有两个人情:第一,反“AB团”是政治斗争、敌我斗争,邓毅刚却借此来解决他的情敌,借运动来泄私愤。二是前委之所以相信邓,是因为邓原是毛在红四军老部下。

毛泽东当年是顶著压力与江青结婚的。1939年3月,张闻天夫人刘英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谈中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我随口对毛主席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也贺子珍合不来。’听了我这样说,毛主席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说:‘刘英同志,你才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反对的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张给毛写了一封委婉的信,“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著!’第二天毛主席就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115—116页)

这件事固然反映毛个性的坚强,但也有他对江青的欣赏。1947年中秋,军旅劳顿中的毛还有一首想念江青的诗:“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50年代,毛对曾志说: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320页)

在生活上合不来可谓理所当然。毛生于农家,长期在山沟里苦斗,好吃辣椒、红烧肉,留长头发,不会跳舞,卫生搞得也不大好,这与十里洋场出来的明星江青自难协调。但对于“政治第一”的毛来说,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虽然只是秘书职务,但无论到那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320)

她实际上早就参与政治生活了,并确实表现出毛所期待的敏感。正如黎澍所言: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80页)

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寸发之际的惊险。她与朱德夫人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机敏地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中弹倒在血泊,被敌人残忍地枭首示众。二十多岁时的曾妈妈智勇双全,曾身揣双枪漂过大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

这样一个曾志女士革命成功后做什么呢?党委任她为”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用她自己不无骄傲的话来说是”担负著振兴广州市工业的重担”。读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但想到曾女士毕竟还上过几年小学,在”革命队伍”中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又为数百万羊城儿女感到庆幸,他们毕竟没有摊到一个高举板斧的黑旋风来”分管工业”。

1963年前后,江青经常到上海,衣食住行要求特别苛刻很高,地方很难侍候,汪东兴向毛汇报,毛就对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说:“阿丕,江青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如果说起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的帐上,我来算好了。给你们上海市领导增加麻烦了。”此话一出,陈丕显立即表态:“我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27页)

毛对江青的关心,不是丈夫对妻子的关心,而是政治家对自己助手的关心。

1954年,广州市委推荐曾志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名单到了陶铸那里,他一笔勾掉,换上另一人。陶铸的解释是: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为照顾方方的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就让方方的爱人担任人大代表。曾志对此不接受:

我听了非常生气,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他是为了个人关系,拿我来做交易。我斥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434页)

陶铸或许会用“大义灭亲”来自我欣赏,但人大代表的资格被他用来做交易,这也太不尊重广州几百万人民的“意愿”了。

陶铸精通斗争逻辑,政治上“紧跟”毛。1950年,毛认为广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导,莫文骅说陶“对广西的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说,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630页)

陶大开杀戒后致电毛称歼灭匪45万,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可杀可不杀,毛批复曰:在广西应该杀。有谓共杀五万,不可能达到十几万。这是对陶铸之狠毒太小觑了。

1952年,毛认为广东土改有右的倾向,又派陶前往,陶迅速发起“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挤走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肢踢开了我叶剑英。”(123页)

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陶却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不把人当人”暴露无遗。斯大林尝云: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十万人是个数字。陶铸不得好死便是报应。

调走方方是“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必要环节,陶拿曾的代表资格来做交易,可能说明他与方方没有什么历史过节,以至于在赶走方方之后还得给点安慰。1957年广东第二次反地主主义,主要人物之一是时任副省长的古大存。延安整风中,古深得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阔斧地将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干部打成“特务”、“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认定是“有特务嫌疑”,曾不服,“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343页)

陶当时就对他说:“古老,你主观主义,不肯为曾志作结论,拖了两年,你有什么根据?你有没有作过自我批评?”(31页)

当年的怨气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动机之一。

陶铸被打倒后,向曾志说到他与刘少奇的关系:

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像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452页)

“被高岗利用”云云是怎么一回事呢?

延安整风“审干”中,陶受过刘少奇、康生、彭真的打击,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而高岗则是对审干时的恐怖提过意见的极少数人之一,他们都有对刘的不满之处。40年代末,陶在东北工作时,与高岗配合正常。1953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主调是高岗“批薄(一波)射刘(少奇)”,陶也参与其中向刘“开了一炮”。会后高岗到各地游说,在广东见过陶。高岗事发后,陶曾中央写过书面材料。

陶所说的柯老即柯庆施。1936年在北方局时,柯就与刘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风时当然跑不掉:30年代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抗战后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进入延安后又是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与王明私交确实不错,在王明挨整后曾上门探望。1965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闻柯去世后曾赋诗悼念)。中央机关“抢救”时,“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有一次批斗会是李富春主持,斗争会从下午开到深夜,柯庆施和群众顶著牛,大家都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可就是无法结束。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得清清楚楚,想出了点子便去了。他到场之后,发表了一通言论,主要意思是说:让柯庆施去‘自救’,大家休息。于是散场。……批斗柯庆施,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见了,同排窑洞的毛泽东也一定听见了,他怎么想?不知道。”(167页)

此时还未落难的陶还探望过柯庆施,两人结下深交。柯去世时,陶极为悲伤。赋诗云:“羊城话别竟悠悠,风义相期失畏俦;世有良材天不永,国多哀思树为秋;心存马列魂犹烈,功在东南愿已酬。处处春申凄咽雨,我含热泪抑悲愁。”49年以后,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也是毛平衡刘的重要力量。

但政治生活中人际关系在不断重新组合。以陶铸的地位及其和毛的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得罪陶铸。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452页)

最重要的是,60年代初,刘亲自下乡调查数十天,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极感震惊,并不惜开罪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中央省地县与若干大企业党委书记出席)上公开宣称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然后义无反顾地以务实的态度,主持经济调整,解亿万人民于水火之中。这是刘一生的辉煌时期,众望所归,一些此前的“毛派”干将也纷纷“转轪”,各省各部均有其大批“拥趸”。陶也在此时认同刘并向曾志坦承:

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452页)

几乎是接著,同年周恩来、陈毅主持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就是在陶铸治下的广州召开。1964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431─432页)推广“桃园经验”是“文革”前刘少奇既迎合毛、又对抗毛的一大举措。毛对陶之“倒戈”迹像自然洞悉,但似乎没有想到刘、陶之间的互信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文革”初期仍瞩意于陶铸,希望这位与刘并无历史渊源、延安挨过刘的整且二者久有分歧的干将仍然秉其“牛”性(毛曾称许之为“我们党内的一头牛”),充当揪刘先锋。孰料时移势易,陶已认同刘之路线,不但不能如毛之愿,反而成了最大的“保皇(刘)派”。

“文革”狂飙刮起,天下大乱,神州陷于浩劫难。毛却反复宣称天下大乱是好事,1966年底在陶铸、曾志夫妇均应邀出席的家宴上(刘邓已被摒除),还举杯“祝全国全面内战”。此乃毛真情流露,盖毛之威信在大乱中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其对全国的控制,由于各级组织系统的瘫痪而更加无所限制。

毛的权力登峰造极,陶铸岌岌可危之际,曾志向陈毅说起自己的担心,陈毅却答道:“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447页)党内第四把手的命运就取决于毛有没有改变主意。

一片混乱中,毛的魔影无所不至,曾志敏锐地察觉到了:

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毛主席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470页)

有保护当然就有不保护。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之所以在会场上被无情揪斗直至整死,显然不是下面人非法的胆大妄为。

一片混乱中,毛直接掌控的专政系统高效运转。曾志在粤北被监管期间,到集上买一元钱的菜、劳动时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汇报。1974年,曾志的3岁孙女在中组部幼儿园,向一个5岁的小男孩说了一句她的姥爷(即陶铸)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话,男孩之母报告老师,老师报告中组部政工处,政工处报告组织部,组织部报告中央,位于权力中枢的纪登奎、汪东兴亲自批示处理。层层上报,井然有序,何曾有半点“乱”的迹象?

在众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随夫参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资历并不低于陶铸,所以尽管她的政治生命实际上离不开陶铸的命运,但相对而言,她比许多下台领导的妻子要好过得多。陶铸被打倒后的1967年初,曾志致函给毛称:

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六十七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怜香惜玉,当即回函:

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

汪不敢怠慢,派秘书将“上谕”送曾。有此金书铁券,曾得保无虞。但造反派抄家时却将之抄走了。转眼到了四月份,曾志又开始感到惴惴不安,再次致函给毛:

我若再不回去,人家会以为我逃避审查批斗,但回去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这次无回音。但曾也依然平安。事后才晓得,毛接信后竟然跟周恩来商议道:

你看曾志要回去,连黄永胜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能够回去吗?算了,不要回去了。

非但如此,毛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又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502页)

1974年,陶铸尚未平反,曾已经参加四届人大。

论者分析,毛把曾与陶铸分开,应当是考虑到曾的特殊性,正像毛1964年向陈永贵等人介绍曾时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433页)曾有独立于丈夫之外的政治资本。

同属冤案,当事人的妻子遭遇各异。1955年,潘汉年被毛泽东点名逮捕,董慧仅仅因为是潘之妻,也同时被捕。潘有《念妻》诗一首:“妻随夫命贯古今,可怜‘三八’枉时新。”因为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潘汉年的“口风”极紧,蒙冤之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寥寥几句话中,差不多总有一句:“……关阿董什么事?……”作为潘汉年临终绝笔的,是《给董慧》诗一首。董慧不是了不起的“革命者”,但她放弃富豪生活(香港道亨银行太子女),追随潘汉年冒险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抗敌隐地下,十载尔同行。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但妻随夫命,其结局只能是“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残身。”

同样,张闻天下台,刘英也难逃劫运;彭德怀被罢官,浦安修就得与之离婚。对于董慧、刘英、浦安修,毛没有说过潘汉年是潘汉年、张闻天是张闻天、彭德怀是彭德怀之类的话,任由这些为“革命”做过贡献的女性随夫受难。

因此,论者认为:当毛说“陶铸是陶铸”时,除曾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陶铸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不一样,正如陶自己就说过“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只左不右的”。说到底,曾志还是沾了陶铸的光。笔者对此恕难苟同。

就毛而言,“左”还是“右”他说了算。一切依其好悪定夺。事实上,除了曾志,别无他人蒙此恩宠。曾志也感恩涕零,为毛之恶行粉饰洗刷: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的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534─535页)

书中引用李锐回忆:庐山会议上,陶铸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309页)

陶铸是“从一而终”的,对党、对革命从无二心,但毛泽东并不这样看,原因或许是他“移情别恋”于刘少奇。

论者分析道:

如果毛在“文革”中没有保护曾志,如果曾志还是处在监禁中,也许她还是这样说。“革命者”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革命”,他们必须无条件地肯定“革命”,无怨无悔地承受据“革命“逻辑而推出的一切。曾志不明白的只是:“毛主席英明了一世,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事后她想用“老人”、“病人”来解释毛的晚年,善心的背后似乎有一点讽刺意味,“一代风流”的毛泽东,身后竟然要这些听凭他摆布的人来宽宥。其实,并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谅,而且,发动文革,既非老人的昏愦,亦非病人的狂乱,而是毛泽东社会理想与个人追求的逻辑延伸,是他深思熟虑、愿意付出很大代价也要进行到底的运动,无论是1966年他写给江青的信还是1970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的谈话,都表明了这一点。1976年毛发起“批邓”运动时确实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脑袋仍然是清醒的:他看准了邓小平与他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对于像“文革”这样的空前事件,是绝不能用“老人”、“病人”来解释的。

书中忆述1969年10月陶铸被押解离开北京前写的一首诗《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馀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老骥伏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该作出炉43天后,陶即因癌症于合肥死去。

这是中共的“南霸天”陶铸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诗句。什么“心底无私”!他效忠共产“革命”,满手血腥便暴露出其最大的“私”。广西“剿匪”时落在他手上的十五万“可杀可不杀”者,生死存乎其一念之间。

据曾志所写的陶铸病情记录,1969年4月间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转引自陶斯亮《一封终于寄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如斯苦况便属现世报!孤身押抵合肥后的四十多天在牢房里剧痛不已,更是十足的报应!陈毅所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讲得太对了!我们不应因陈毅乃大恶人而废其言。

另一方面,曾志女儿陶斯亮那篇《一封终于寄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却必须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该作由柯岩捉刀,堪称笔下生花,1978年12月10日于《人民日报》刊出之后,千千万万大陆读者为之感叹唏嘘,无不对陶铸之惨剧义愤填膺,为曾志、陶斯亮母女洒下同情之泪。

然而,笔者却另有感触,因为陶斯亮信中写道: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

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谓“感同身受”落在陶铸的宝贝女儿身上,这比陶铸这一介大男人“身受”的剧痛之杀伤力超出百倍!须知多少英雄好汉遭受酷刑还能忍住,但让其目睹妻女心酸的样子,他就无法抵御了。尽管陶铸未能知晓宝贝的“亮亮”内心无以复加的伤痛滋味,可是陶斯亮自诉的凄苦,无疑至少足可让九泉之下广西十五万冤魂连呼“痛快”!笔者本人也为自己这种“幸灾乐祸”拊掌称快不已!

可惜的是,日前在微信中看到陶斯亮新作《相逢一笑在梅州》(2021年2月撰文),其中回忆2007年大陆红二代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历史性聚会。

与会者有130多位“开国元勋”、将帅、前省部级干部的后代,出自叶剑英子女的手笔。陶斯亮该文轻松活泼,全然不见当年父辈的恩仇。所附合照里包括彭德怀之女彭钢等无不呲牙咧嘴。“亮亮”又喜笑颜开了!老天爷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她?

不管怎样,曾志的回忆录值得读者逐字逐句深思细想,其间绝对是回味无穷!

(20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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