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立德,为孔孟传道,为祖国基新命,为人民争自由。

—–东海志

 

自由派最重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殊不知,这也是儒门传统。儒家在思想学术上,最为生动活泼,自由发展,充满活力,鼓励独立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陈祥道注解:

“思由中出,学自外入。学而不思则内无自得之明,故不信而罔。思而不学,则外无多识之益,故不安而殆。子曰:博学之,慎思之。荀子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扬雄曰:学以聚之,思以精之。是思以学而后得,学以思而后精。二者,谓其可偏废乎哉。”(《论语全解》)

学与思缺一不可。某些蒋庆派正好相反,能够用功学习,但学而不思,无得于内,论及精妙,茫如坠五里雾中。东海客厅某些自由派能够独立思考,但思而不学,无得于外,难以进步,劳而无功,容易懈怠。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学者应该五管齐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五四启蒙派就是思而不学、不学无术的典型。我十几年前就为五四启蒙派改名蒙启派。他们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类歪理邪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无穷无尽的邪恶和仇恨。后来所谓的解放,又进一步解放了国人的恶习邪欲,为其膨胀爆发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名义,导致大多数人良知泯灭,丧心病狂,导致社会道德堕入历史最低谷。

故我早就指出,学习古圣先贤是好事,怕就怕学而不思,人云亦云,不求真解;独立自由思考是好事,怕就怕思而不学,师心自用,自以为是,择错固执。

学习包括学儒,还是王阳明先生的态度最为正确:“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这样求之于心、得之于心的学问,才是活泼泼的学问,生命的学问。

孔子教学,学思并重。思者,思维、思索、思考也,是最富有个人性、内在性和自由性之事。孔子鼓励弟子门生精意覃思,深造自得。故孔子门下也颇多思想分歧。韩非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顔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韩非之言未必完全如实。但孔门弟子门生,思想发展自由,多所分歧,却是事实。

儒家的思想自由和宽容必然深度影响儒家政治。我们先来看一段话。大夫曰:

“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为也,而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监见,应侯以王稽进。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亲显,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进见而能往者,非贤士才女也。”

大意是说,你们文学所称颂的圣人智者就是孔子,治理鲁国失败,跑到齐国被赶走,到了卫国不被用,路过匡地被包围,走到陈国蔡国之间,被当地人围困断粮。明知当时行不通还要到处游说,是顽固;明知到处碰壁还不停止,是贪婪;不知被欺辱而前往,是愚蠢;走投无路遭侮辱还要苟活,是不知耻。强贪愚耻四样,庸俗之民都不肯做,更何况君子呢!商鞅通过景监介绍而见得到孝公,范睢被王稽推荐而进身为丞相。所以士人要通过士的推荐,少女要靠媒人的介绍。然而,要想受到宠爱和当上高官,却不是只靠推荐人或介绍人的力量。孔子没人推荐或介绍,到处游说,并不像贤士和才女那样有自己的才能啊!

这个大夫如此攻击孔子,可谓恶毒。若是当代某些儒教徒闻之,难免要喊打喊杀。若掌控媒体,更可能防口禁言,一封了之。然而且慢。这段话出自于《盐铁论大论》,大夫指御史大夫桑弘羊。时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距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时间已经过去50多年,而当时朝廷公卿公然反孔反儒。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儒家思想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也说明“独尊儒术”,不一定要剥夺反孔反儒言论的自由表达。

针对大夫的恶毒攻击,民间文学贤良予以针锋相对的驳斥。文学曰:

“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东西南北,灼头濡足,庶几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暗,大夫妒,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饰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无家。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故适齐,景公欺之,适卫,灵公围,阳虎谤之,桓魋害之。夫欺害圣人者,愚惑也;伤毁圣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观近臣者以所为主,观远臣者以其所主。’使圣人伪容苟合,不论行择友,则何以为孔子也!”

结果是“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其它朝廷官员“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桑弘羊遂宣布散会,结束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可见桑弘羊们虽位高权重反孔反儒,但基本的是非之心、羞耻之心尚存。

文学说孔子“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这是知心话,天下万世君子儒,必知孔子之心,必以孔子之心为心。东海也不例外。吾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然而大半辈子甘于清贫,甘冒艰险,独立而孤往,弘儒而辟邪,把自己豁出去,正是因为悼痛家国天下之祸,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此心勃勃不容已也。

儒家的言论自由和宽容,根源于中道文化的道德和政治原则。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臣子能责难为之事于君,使其勉力而为,就是恭敬;臣子能为君开陈善道,禁闭其邪心,就是尊重;臣子认为吾君不能从善和有为,就是贼臣。

责难于君,春秋责备贤者也;陈善闭邪,格君之心、导君于善也;吾君不能,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施仁政行王道,不可教也。对于君主尚且可以责难,遑论他人。故孟子的话也适用于师友之间。李二曲说:“责难陈善,不特事君宜尔,即事师交友亦然。”

责善,是朋友之道,也是为师之道和事师之道。阳明先生《责善》说:“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礼记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于亲,隠其失,不犯其颜;于君,谏其失,不隐其过;于师,既不犯其颜,亦不隐其过。可见,对于君主和老师的过错,臣下和学生不宜为之隐瞒。古注:“所谓隐者,但不昌言于众之谓耳。”无隐,就是可以昌言于众。

这个规定最为正当。君有君道,师有师道,为君为师,责任重大,若有过失,影响匪浅。故即使臣下和弟子,也不可为之隐瞒。

仅此一点,儒家与一般宗教就截然不同。信徒事教主,不许质疑异议,只能崇拜信仰,绝对服从,要象侍奉亲爹一样有隐而无犯,甚至更无犯。因为儿子对亲爹可以几谏,信徒对教主,是用不着任何劝谏的。

反对、恐惧、敌视、迫害批评异议,是极权政治和极端宗教的共性。佛道耶三教一般不至于迫害异议,但也是忌讳和排斥的。唯有儒家对于批评异议的态度特别正确而诚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儒家既欢迎批评,也勇于批评。是是非非,君子的天职,判教的需要。是是是赞成正确的思想,非非是批判错误的观点。批判无禁区,古今中西、体制内外、国内外和儒门内外一切错误,都在吾批判的枪口范围内。如果不予批判,或者吾对其了解不够,有待继续观察;或者其影响不大,没有批判的必要。

最近,东海对蒋庆有所批评异议,就是因为蒋庆思想错误甚深,误导甚广,已对儒家事业和自由事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故在辟马的同时,集中批评一下。

有人担心会影响儒门团结。这个担心毫无必要,也不应该。盖儒家的团结应该建立在理、义、礼三个基础上。理者道理也,包括道德大理、政治大义。义者道义也,包括在共同的追求和事业中逐渐形成的情义和友谊。礼者礼仪也,相互之间言行守礼,依礼而言,依礼而行。

三者之中,道义最根本,必须依礼维护;道理是基础,不妨依礼论争。如果依礼论理就会影响儒家的团结,那就意味着儒家群体非健康化了。那样的团结就没有意义,就不是真正的团结。

儒家不仅要走正道,而且要走中道,个人和群体、道德和政治都要走中道。这是儒家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是儒家远远优于马家和自由派的对方,也是儒家个人德行和共同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要走中道,就要把中道的道理讲清楚,就要对种种非中道观点进行评议。

儒家不讲道理讲什么?不讲道理,其他东西讲得最好,有意义吗?有意思吗?如果要放弃道理讲别的东西,东海又何必大半辈子坚持反极权的立场不动摇?

有厅友劝我,不是知音莫与谈。吾心有戚戚焉,然又不能听从。对于马列派之错,蒋庆派之误,吾皆不能不予以相应的批判。今时今世,许多政治问题,吾不揭示,谁能揭之?许多理论错误,吾不批判,谁能批之?许多思想疑惑,吾不辩论,谁能论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吾心勃勃不容已,耿耿不能已。

从周微友之言深得我心,录此共赏:“東海先生對於蔣慶先生的觀點有所不認同,但是也並不妨礙其對於蔣慶人格的尊重,學術之爭,並不上升到人身的攻擊上。局中人加以辨析,局外人觀以促思,而非意氣之爭。這一點是很多人都學不來的,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格局低的原因。”

一个正义文明的群体,理当如此,儒家群体更当率先垂范。君子无所争,必也大理大事乎,儒家之理非一家私理,天下之事非一家私事,应该心平气和而论,彬彬有礼而争,其争也君子。希望这样的态度能够成为学界政界常态。

东海特别欢迎朋友和儒生们公开批评,责备、责善于己。最近,广毅厅友发表《我所理解的蒋庆思想——与余东海先生商榷》一文公开批评异议。其某些观点歧于中道,吾甚惋惜。但这个做法非常正确,值得大家学习。师生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学校里,朝廷上,皆当如此。论及道理,不乡愿,不苟且,从心所欲,依礼直言,坦坦荡荡。这就是士君子风范。

2021-11-28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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