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立德，为孔孟传道，为祖国基新命，为人民争自由。
—–东海志
一
自由派最重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殊不知，这也是儒门传统。儒家在思想学术上，最为生动活泼，自由发展，充满活力，鼓励独立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陈祥道注解：
“思由中出，学自外入。学而不思则内无自得之明，故不信而罔。思而不学，则外无多识之益，故不安而殆。子曰：博学之，慎思之。荀子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扬雄曰：学以聚之，思以精之。是思以学而后得，学以思而后精。二者，谓其可偏废乎哉。”（《论语全解》）
学与思缺一不可。某些蒋庆派正好相反，能够用功学习，但学而不思，无得于内，论及精妙，茫如坠五里雾中。东海客厅某些自由派能够独立思考，但思而不学，无得于外，难以进步，劳而无功，容易懈怠。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学者应该五管齐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五四启蒙派就是思而不学、不学无术的典型。我十几年前就为五四启蒙派改名蒙启派。他们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类歪理邪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无穷无尽的邪恶和仇恨。后来所谓的解放，又进一步解放了国人的恶习邪欲，为其膨胀爆发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名义，导致大多数人良知泯灭，丧心病狂，导致社会道德堕入历史最低谷。
故我早就指出，学习古圣先贤是好事，怕就怕学而不思，人云亦云，不求真解；独立自由思考是好事，怕就怕思而不学，师心自用，自以为是，择错固执。
学习包括学儒，还是王阳明先生的态度最为正确：“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这样求之于心、得之于心的学问，才是活泼泼的学问，生命的学问。
孔子教学，学思并重。思者，思维、思索、思考也，是最富有个人性、内在性和自由性之事。孔子鼓励弟子门生精意覃思，深造自得。故孔子门下也颇多思想分歧。韩非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顔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韩非之言未必完全如实。但孔门弟子门生，思想发展自由，多所分歧，却是事实。
二
儒家的思想自由和宽容必然深度影响儒家政治。我们先来看一段话。大夫曰：
“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为也，而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监见，应侯以王稽进。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亲显，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进见而能往者，非贤士才女也。”
大意是说，你们文学所称颂的圣人智者就是孔子，治理鲁国失败，跑到齐国被赶走，到了卫国不被用，路过匡地被包围，走到陈国蔡国之间，被当地人围困断粮。明知当时行不通还要到处游说，是顽固；明知到处碰壁还不停止，是贪婪；不知被欺辱而前往，是愚蠢；走投无路遭侮辱还要苟活，是不知耻。强贪愚耻四样，庸俗之民都不肯做，更何况君子呢！商鞅通过景监介绍而见得到孝公，范睢被王稽推荐而进身为丞相。所以士人要通过士的推荐，少女要靠媒人的介绍。然而，要想受到宠爱和当上高官，却不是只靠推荐人或介绍人的力量。孔子没人推荐或介绍，到处游说，并不像贤士和才女那样有自己的才能啊！
这个大夫如此攻击孔子，可谓恶毒。若是当代某些儒教徒闻之，难免要喊打喊杀。若掌控媒体，更可能防口禁言，一封了之。然而且慢。这段话出自于《盐铁论大论》，大夫指御史大夫桑弘羊。时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81年，距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时间已经过去50多年，而当时朝廷公卿公然反孔反儒。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儒家思想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也说明“独尊儒术”，不一定要剥夺反孔反儒言论的自由表达。
针对大夫的恶毒攻击，民间文学贤良予以针锋相对的驳斥。文学曰：
“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东西南北，灼头濡足，庶几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暗，大夫妒，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饰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无家。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故适齐，景公欺之，适卫，灵公围，阳虎谤之，桓魋害之。夫欺害圣人者，愚惑也；伤毁圣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观近臣者以所为主，观远臣者以其所主。’使圣人伪容苟合，不论行择友，则何以为孔子也！”
结果是“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其它朝廷官员“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桑弘羊遂宣布散会，结束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可见桑弘羊们虽位高权重反孔反儒，但基本的是非之心、羞耻之心尚存。
文学说孔子“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这是知心话，天下万世君子儒，必知孔子之心，必以孔子之心为心。东海也不例外。吾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然而大半辈子甘于清贫，甘冒艰险，独立而孤往，弘儒而辟邪，把自己豁出去，正是因为悼痛家国天下之祸，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此心勃勃不容已也。
三
儒家的言论自由和宽容，根源于中道文化的道德和政治原则。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臣子能责难为之事于君，使其勉力而为，就是恭敬；臣子能为君开陈善道，禁闭其邪心，就是尊重；臣子认为吾君不能从善和有为，就是贼臣。
责难于君，春秋责备贤者也；陈善闭邪，格君之心、导君于善也；吾君不能，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施仁政行王道，不可教也。对于君主尚且可以责难，遑论他人。故孟子的话也适用于师友之间。李二曲说：“责难陈善，不特事君宜尔，即事师交友亦然。”
责善，是朋友之道，也是为师之道和事师之道。阳明先生《责善》说：“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礼记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于亲，隠其失，不犯其颜；于君，谏其失，不隐其过；于师，既不犯其颜，亦不隐其过。可见，对于君主和老师的过错，臣下和学生不宜为之隐瞒。古注：“所谓隐者，但不昌言于众之谓耳。”无隐，就是可以昌言于众。
这个规定最为正当。君有君道，师有师道，为君为师，责任重大，若有过失，影响匪浅。故即使臣下和弟子，也不可为之隐瞒。
仅此一点，儒家与一般宗教就截然不同。信徒事教主，不许质疑异议，只能崇拜信仰，绝对服从，要象侍奉亲爹一样有隐而无犯，甚至更无犯。因为儿子对亲爹可以几谏，信徒对教主，是用不着任何劝谏的。
反对、恐惧、敌视、迫害批评异议，是极权政治和极端宗教的共性。佛道耶三教一般不至于迫害异议，但也是忌讳和排斥的。唯有儒家对于批评异议的态度特别正确而诚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儒家既欢迎批评，也勇于批评。是是非非，君子的天职，判教的需要。是是是赞成正确的思想，非非是批判错误的观点。批判无禁区，古今中西、体制内外、国内外和儒门内外一切错误，都在吾批判的枪口范围内。如果不予批判，或者吾对其了解不够，有待继续观察；或者其影响不大，没有批判的必要。
四
最近，东海对蒋庆有所批评异议，就是因为蒋庆思想错误甚深，误导甚广，已对儒家事业和自由事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故在辟马的同时，集中批评一下。
有人担心会影响儒门团结。这个担心毫无必要，也不应该。盖儒家的团结应该建立在理、义、礼三个基础上。理者道理也，包括道德大理、政治大义。义者道义也，包括在共同的追求和事业中逐渐形成的情义和友谊。礼者礼仪也，相互之间言行守礼，依礼而言，依礼而行。
三者之中，道义最根本，必须依礼维护；道理是基础，不妨依礼论争。如果依礼论理就会影响儒家的团结，那就意味着儒家群体非健康化了。那样的团结就没有意义，就不是真正的团结。
儒家不仅要走正道，而且要走中道，个人和群体、道德和政治都要走中道。这是儒家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是儒家远远优于马家和自由派的对方，也是儒家个人德行和共同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要走中道，就要把中道的道理讲清楚，就要对种种非中道观点进行评议。
儒家不讲道理讲什么？不讲道理，其他东西讲得最好，有意义吗？有意思吗？如果要放弃道理讲别的东西，东海又何必大半辈子坚持反极权的立场不动摇？
有厅友劝我，不是知音莫与谈。吾心有戚戚焉，然又不能听从。对于马列派之错，蒋庆派之误，吾皆不能不予以相应的批判。今时今世，许多政治问题，吾不揭示，谁能揭之？许多理论错误，吾不批判，谁能批之？许多思想疑惑，吾不辩论，谁能论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吾心勃勃不容已，耿耿不能已。
从周微友之言深得我心，录此共赏：“東海先生對於蔣慶先生的觀點有所不認同，但是也並不妨礙其對於蔣慶人格的尊重，學術之爭，並不上升到人身的攻擊上。局中人加以辨析，局外人觀以促思，而非意氣之爭。這一點是很多人都學不來的，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格局低的原因。”
一个正义文明的群体，理当如此，儒家群体更当率先垂范。君子无所争，必也大理大事乎，儒家之理非一家私理，天下之事非一家私事，应该心平气和而论，彬彬有礼而争，其争也君子。希望这样的态度能够成为学界政界常态。
东海特别欢迎朋友和儒生们公开批评，责备、责善于己。最近，广毅厅友发表《我所理解的蒋庆思想——与余东海先生商榷》一文公开批评异议。其某些观点歧于中道，吾甚惋惜。但这个做法非常正确，值得大家学习。师生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学校里，朝廷上，皆当如此。论及道理，不乡愿，不苟且，从心所欲，依礼直言，坦坦荡荡。这就是士君子风范。
2021-11-28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