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共「星星之火」初燃，党员当然并非「特殊材料制成」，贪腐随体叮附。1926年中共发出第一份反腐文件、1927年开除「贪腐第一人」、1932～1933年中央苏区五大贪案、延安高干生活的特殊化、抗战胜利后贪腐剧增。只是「歌颂光明」一路压倒「揭露黑暗」，中共早期贪腐信息未得广泛流播。本文以各时期史料为据，提钩梳爬1949年10月前中共赤营贪腐简况。
任何举义集团，初期势必自塑英姿，标榜无私，攀据道德高地，凸显本集团事业的正义性。西方史学家：「革命者像清教徒或雅各宾派一样偏爱美德。这种偏爱构成了乐观主义的革命者用自己的纯洁性去要求他人的革命者的特性。」[①]
斯大林名言：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②]
只是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成员杂色，人性易堕，严纪强束只能紧绷一时，天长日久，很难一直高强度维持。中共的「红色腐败」很早就开始了。中共「三大」就已发生一些小额贪污与挥霍。大革命武汉时期，党费数额骤增，由省政府拨款，粤鄂湘赣各省经费均自筹自用。中共中央会计罗章龙（1896～1995）：
陈独秀长期不在武汉，经费不能集中、统一使用，下面也不严格执行制度，随意挪用，不免也有些失职现象。[③]
一、北伐时期
北伐军兴，中共党员迅速扩张，腐败随之蔓延。1926年7月中旬，中共四届中执委扩大会议〈中央政治报告〉：
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可从几方面看出：（甲）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乙）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丙）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④]
1926-8-4中共中央发布<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是为中共第一份反贪腐文件——
……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⑤]
1927-6-22，陈碧兰在武汉生孩子，因经济困难吃不上任何有营养的食物。中央交通柏代坤来看她，见她家午餐只有两样蔬菜，次日送来20元。因当晚柏代坤见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一大批人在最高档的酒楼宴会，忍不住说：「碧兰刚刚生了孩子，而且还是自己喂孩子的奶，我偶然到她的家里去看她，她和她姑母正在吃午饭，桌子上只有两样蔬菜，你们在这里吃得这样丰富呀。」李立三摸出20元叫柏送来。陈碧兰感慨：「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便反映当时某些党的上层已经或者正在开始腐化。」[⑥]
恽代英之弟恽代贤在广东结婚，用了一千元，党内很有些反响。「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嘱妻子杨之华的准妹夫（中央机要交通），上汉口苏联领事馆领取五千元经费。这位二十岁富家子见财起意，称路上遭抢，报纸里的钱被劫走，无颜再见准连襟瞿秋白，乘船回沪。各种迹象表明他卷款潜逃。他与杨之华十五岁妹妹的婚事自然告吹，罗亦农对瞿很不满：「秋白爱用那些亲亲戚戚！」次日，苏联领馆补送五千元。[⑦]
开除贪污第一人
1927-4-27山东区代表王复元出席武汉中共「五大」，5月9日散会时中央托他带回山东活动经费一千大洋。王复元（1900～？），山东历城人，1922年入党，1926年10月出任山东区执委、青岛主要负责人。回山东后，他出入餐馆、妓院，将一部分钱藏到亲戚家，对青岛同志说：「上级拨给的经费，在路上遭到偷窃，被偷走了。」由于他是负责人，党又处于秘密状态，「遭窃」未引怀疑。
1928年4月，王复元找到山东省委机关「集成石印书局」，说要赴上海中央，军委要他带款两千买枪。该书局本有为党筹款任务，赶紧凑了两千元给他。王复元携款赴沪，一部分吃喝玩乐，一部分与人合伙做生意（赔了本）。不久，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得知王复元从书局提走两千元，亲自赴沪找中央核实，戳穿谎言。中央指示：动员王复元退款，等待处理。邓恩铭再赴青岛，严肃批评，王复元面红耳赤辩解做生意暂借，很快归还。此后，王复元到处躲藏不再露面。山东省委只好开除其党籍，专项通知秘密传达各级党组织。王复元成为中共因贪污被开除第一人。
王复元得知被开除，怀恨在心，投「国」成叛，出任韩复榘的「捕共」队长，除四处抓捕中共党员，还处心积虑收买叛徒，仅潍坊一地就有几十名党员被捕，山东省委多次逃避藏匿才得保存。1928年夏，邓恩铭赴沪找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请求增援。周恩来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研究后，派得力干员张英带队赴青岛「除叛」。张英，山东潍坊人，熟悉当地情况，1925年与陈赓在苏联接受严格特工训练，认为自己熟悉王复元，一人前往即可完成任务，人多反而容易出事。
张英只身抵青岛，按计划找山东省委提供的接头地点，不料该地点已遭破坏，特务蹲候。张英被捕，又按准备一口咬定前来讨债，旋成功越狱，前往潍坊。周恩来增派两名「红队」队员前往协助。直至1929年8月16日，行动小组才根据青岛内线情报，于中山路「新盛泰」鞋店，趁王复元来取订制的高档皮鞋，由特科成员王科仁、徐子兴将其击毙。[⑧]
罗荣桓丢钱
1927年7月，武昌中山大学生罗荣桓（1902～1963）投笔从戎，参加鄂南农民暴动，遭遇袭击，转移途中，他提着二三百块光洋的经费（三十来斤），山路崎岖，天气又热，累得浑身大汗。下午，翻越一座大山，两个农军指着他手上提箱：「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一个农军抢上两步，一面夺箱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提得动？还是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见两人面熟，队伍里的战士，便让他们拿去钱箱。傍晚宿营，罗荣桓怎么也找不到这两位农军，十分懊丧，后经常提及此事。1937年5月，罗荣桓谓妻子林月琴：
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⑨]
注释：
[①] （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1955），呂一民、顧杭譯，譯林出版社（南京）2005年，頁46。
[②] 史達林：〈悼列寧〉（1924-1-26），《史達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年，頁42。
[③] 雨平整理：〈羅章龍談「三大」會計〉，《黨史研究資料》（北京）1984年第5期，頁10。
[④]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272。
[⑤]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北京）1989年，頁282。
[⑥] 陳碧蘭：《我的回憶》，十月書屋（香港）1994年，頁234。
[⑦] 《鄭超麟回憶錄》上卷，東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頁248、266。
[⑧] 李金明：〈王復元：因貪腐被開除的黨內第一人〉，《各界》（西安）2016年第7期（上半月），頁51～53。
[⑨] 黃瑤：《戰鬥中成長的羅榮恒》，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