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凤凰网》“风声OPINION”
从2月20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一周有余了。
在此期间的中文网络和社交媒体上，有讨论地缘政治和历史原因之人，也有评论军事冲突的是非曲折之人，都表现出很好的理性和冷静。当然，还有为战争痛心疾首、担忧无辜的乌克兰民众饱受战祸之苦的。
与此同时，为战争手舞足蹈、拍手叫好，甚至幸灾乐祸的人们，却又是如此狂热和亢奋，有谈论两国领袖和“战斗民族”的，甚至还有人调侃收留乌克兰美女，表现出令人厌恶的谄媚、轻佻和冷酷。
为什么我们很难有共情心？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或许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如何对待战争和战争苦难的情感教育问题？情感教育的主题之一，就是“共情”（empathy）。共情教育是情感教育，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教育。
“共情”与“同情”（sympathy）有关，但并不等于同情。在相似的情感排序中，亲情（affectionate connectivity）为最，共情次之，而宽容（或容忍）则又次之。至于同情，许多心理学家恰恰把它理解为一种与共情不一致的情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心理学家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解释说，就人与人的情感维系而言，“共情强化维系，而同情割裂联系”。
共情是设身处地，情同身受。你看到一群乌克兰的小女孩躲在防空洞里的图像，情不自禁地感到那些就是自己的孩子，你和她们一样蜷缩在恐惧笼罩的狭小黑暗空间里，你的心抽搐着，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一样。这是共情。
相反，你看着那个图像，感觉到那些小女孩的不幸；但更强烈的是，你觉得自己相比之下多么幸福，能够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划着手机，享受生活在全世界最安全地方的快乐，为自己庆幸不已，这就是同情。不能说你不对，只能说你的同情是自我中心的，是一种与受难者为中心的共情相抵牾的情感。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7日，波兰普热梅希尔，乌克兰难民抵达波兰，在当地政府准备的火车站大厅过夜。
当代研究人员，经常区分两种类型的共情：一种是“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指的是我们对他人情绪的切身感觉，可以是感同身受，也可以是感受同样的恐惧或焦虑压力。
另一种是“认知共情”，有时被称为 “透视”（perspective taking），是我们识别和理解其他人情绪的能力，偏重于认知，而不只是直觉的情感体会。
研究表明，患有自闭症障碍、裹挟在群氓心理中，或生活在仇恨和暴力文化里的人，很难有共情心。
在社交媒体谈论战争时，
“激愤族”为何缺乏共情心？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缺乏共情心的人主要集中在“激愤族”里，他们通常也被称为“愤青”“喷子”。在过去的群众理论影响下，他们常常被简单地当做“群氓”“乌合之众”。他们的情绪冲动无常，缺乏思考能力，容易被煽动或洗脑，戴着假面上演政治正确的闹剧。网上的“激愤族”，以集体角色的面目出现，经常能制造一种表象舆情，似乎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观察他们的狂热和非理性表现，人们会觉得整个国民的素质都出了毛病。
之所以说那是一个表象舆情，是因为除他们之外，难以听到别的声音。300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黄宗羲就已经看到，“舆情”随形势而转，是一种只有参考价值，但不可全然当真的“莫测”表象。他那个时代的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很快地便归顺新朝，所以他感叹道: “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 舆情跟着形势走，而不是反之，形势永远在变，任何莫测的现象都不可能永久不变，都有莫测的改变可能。
之所以说那是一个角色人群，是因为许多人通过互相模仿，都在扮演同一个角色。德国思想家和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所说，“一个人或许可以由他常用的某些套语被人认出……但这些套语，却未必是能够反映此人特征的。”网上的喷客就是一个套语群体，说来说去，总是老一套恶狠狠的谩骂和挖苦。
“激愤”和脏话日常化、吃菜重口味化一样，是特定环境下的一种报复性夸张特征，是在受制环境的极少不受制领域里格外着力的爆发性表现。仇恨套语形成了激愤的面具，“面具本身越是清晰，它背后的一切就越是模糊。没有人知道面具后面会突然出现什么”。当面具突然掉下的时候，经常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套语群体的角色，与他们的“本人”（persons）是可以区分开来的。16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蒙田，在《论慎重许愿》里就这样写道：“大部分角色都近于闹剧（low comedy）。就像罗马诗人和小说家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说的，‘全世界都在演戏’。我们必须像模像样地扮演我们的角色，但那只是一个借来的。不要错将面具和扮相当成了实质，也不要将外来的当做是你自己。我们无法察辨皮肤和衬衣的区别。面部抹粉足矣，何须给内心涂脂抹粉。我见过一些人，他们不仅在形体上而且在实质上起了变化，有了新的面貌，变成了新的角色中人。他们一举一动宛如要人，深入肝肠，而且把这角色一直带进厕所。我无法教会他们，脱自己的帽子和脱角色的帽子是不同的脱法。”
套语群体里的人们，如此沉醉于自己的角色，以至忘记了自己到底是谁，是一群失忆的蠢人，自己被强盗打过，但看到强盗欺负别的弱者，居然还会为强盗喝彩。
战争舆论下的“激愤族”
是信息的“昧”，还是自身的“愚”？
但是，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傻子，而只是扮演了不当的角色。但是，面具戴久了，脸会长到面具里去，衬衣太像皮肤，就会以假乱真，最后变得真假难分，这就是角色对人的改造作用。改变角色这种事情并不会自动发生，但也不是像黄宗羲说的那样，全然是形势使然。促进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审时度势的知识启蒙。
中国现代史上的前两次启蒙（清末民初和1980年代）都没有碰到今天“激愤族”的难题，而正是这个难题使今天的启蒙陷入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因为见证“激愤族”的愚昧、偏执和狂热，所以许多人期待再一次启蒙能改变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启蒙看来无力改变他们。
“激愤族”的存在，使得当下的启蒙不可能只是重复历史上有过的两次启蒙。从信息、知识和教育的获得来看，他们和上两次启蒙的受众是不同的。他们是以前没有过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群众。他们的观点和言论行为，与当下的互联网形势和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因为信息环境太单一，他们才有机会表现得狂热、偏激、暴戾、自以为是。换句话说，他们是囿于信息环境的“昧”，而不全然是自身的“愚”。
正因如此，我们在看待“激愤族”现象时，需要克制对他们的厌恶感，而是相信，只要互联网成为一个多元信息流畅、不同意见能无障碍自由表达的地方，他们的“昧”是有可能改变的。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当下社会里的正常人，并不是无可救药的白痴或脑残。虽然我们不赞同他们的某些行为，但还是应该在人格上尊重他们。为了避免像传统群众理论那样暗示他们的智力或智商比普通人低下，在行为模式上比普通人低劣；有必要通过理解他们行为特征，创造情感教育的可能，其中的两个关键因素是信息和环境。
在很大程度上，人的情感和情绪是他获取外部信息并受其影响的结果。单一的信息——因为单一而经常是假信息——导致特别激烈的偏执情绪。
社交媒体如何改变网民情绪？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员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实验室里，他们向参与者展示了可能引发不安情绪的图像，例如，人们焚烧美国国旗和美国士兵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研究人员还告诉参与者其他人对这些图像的感受。
研究者发现，这样的信息很有效地激发了参与者对美国政府的愤怒。可以设想，要是他们看到萨达姆用毒气屠杀自己国家人民，满地躺着被毒死的妇女儿童尸体的图像，他们同样会对独裁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也可能对结束暴政的干涉行动表示支持。
同样，关于一个外国的统治者，如果你接受的是“硬汉”“肌肉男”“大帝”这样的赞誉信息，你就会对他有崇敬和效仿的情感；相反，如果你知道，在这位统治者自己的国家里，人们对他的看法极端分歧，中老年人追忆昔日辉煌，把他视为国家再度变强的象征，但青年人对他不乏反感，称他是“专制狂人”。就算这不能改变你对他的崇敬，也能使你稍微冷静一下，或者至少有了保持冷静的意愿。
斯坦福大学的这一心理试验还发现，冷静的意愿能改变实验参与者接受他人影响的可能几率。他们受其他冷静者影响的，可能是受愤怒者影响的3倍。而有愤怒意愿、不愿意冷静的实验参与者则正好相反，他们接受外界愤怒影响的可能性是有冷静意愿者的3倍。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可以从一个人是否有愿意表现某种情绪来推断他在情绪环境里可能接受怎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在偏执、狂热、非理性的情绪环境中，你也是可以抵抗环境影响的。
网络社交媒体环境，对个人情绪行为的影响尤其明显。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社交媒体对个人情绪发挥的实时影响。他们关注的是2014年迈克尔·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被枪杀后在推特上出现的激烈反应。在分析了近1900万条推特帖子后，研究人员发现，与较弱和平静的反应相比，推特用户更容易受到其社交网络中人们所表达的强烈情绪影响。
他们还发现，当推特用户回应那些与他们先前反应的情绪强度相似的推文时，用户会放大他们的情绪，表达比他们社交网络中其他人更强烈的愤怒。研究者们的结论是，“情绪的社会维度，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事件的反应，随着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人们在网络平台上不断接触他人的情绪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让人类得以幸存的
不是狼性或熊性，而是共情和人性
研究员们在实验室里证实了我们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凭直觉就能观察到的现象。这样的试验，能为我们设想网络时代的大众情感教育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我们直接看到的是言语行为及其方式，而不是情绪本身，我们只能从行为方式来推测其背后的情绪。
情感教育，针对的不是行为本身——行为主义的教育，只能是一种条件反射——而是通过多元、丰富的信息来源，以及克制、冷静的情绪环境，来创造独立思考的必要条件。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学会思考，变得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例如，如何看待充斥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图像：抖音、小视频、真假难辨的照片、图片、截图。人们习惯地说，有图有真相，但真的是这样吗？在宣称和欺骗中，真相经常不就是用图像来扭曲和掩盖的吗？
又例如，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表现战争残酷的图片可以帮助制止战争。真的是这样吗？美国作家和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里，就对人们这种习惯性的想法提出了质疑，她写道，“这些记录非作战人员被杀而不是军队冲突的照片，真的能够激起人们对战争的谴责吗？不用说，它们还可以促进……更大的战斗性。难道这不就是它们的用意吗？”她明确指出，“有关暴行的照片，可以引发相反的反应。要求和平和要求复仇。”
同样的一些图像，可以让有的人对所有的战争受害者都产生共情，因此痛恨一切战争；但也可以使另外一些人陷入复仇的魔怔，弃绝共情，渴望以“敌人”的血来浇灌他们的仇恨。
情感教育的目的，是让尽量多的人们知道，不管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人都是人，每个无辜受害者的苦难都是人类的集体苦难。有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共情感受，还会对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甚至以核战争威胁毁灭一个无核武国家，表现出疯子、野兽般的欢欣鼓舞和雀跃欢呼吗？
让人类能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下来的，不是狼性或熊性，而是共情和人性。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统治与教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等。本文原标题为“共情缺失的时代需要怎样的情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