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上海出现因封城导致的粮食不能供给现象,2600万人的上海,无数饥民饥肠辘辘,如果持续封城一个月,就会出现饿死人的次生灾难,因此,把饿死人的历史真相告诉人民,才是时代的进步。上海政府如果不立即取消封城,就是倒退到1960年的地步,饿死人的悲剧难免会再度发生,李强、龚正就是上海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就会被上海人民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平时期还会饿死人?有人会说“这是造谣吧”,千真万确不是造谣,不但和平时期人会缺粮食,猪牛马羊也会缺饲料;不但和平时期会饿死人,还会饿死猪牛驴。

官方正式公开的数据显示:

“1960、1961这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还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有些地区,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对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饲料粮、种籽粮也未留够。特别是由于饲料粮的短缺,牲畜死亡比较严重。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

看到没有,猪因此减少的至少有7000多万头,对于人被饿死而言,猪被饿死仅仅是次生灾害而已。

再看看历史上风调雨顺的这几年,“强国”的粮食生产是如何计划和实际实施的:

  一

查当年的公开数据和官方记载,说1958年夏季粮食收获很好,秋季也是风调雨顺,粮食生产计划目标也定得很高。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建设社会主义推向了“高潮”的高度,8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到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农业会议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到8500亿斤(注:摘自195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两同志《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本文其它数据均有正式出处,不一一注明)。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为1300斤左右。

北戴河会议后,在全国各地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新”高潮。到9月底,全国农村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外,已基本上实现公社化。这种超越客观实际的变革,助长了瞎指挥和“共产风”。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过多地搞义务劳动、强制大炼钢铁,把生产队甚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集体化,大锅饭,磨洋工,大食堂,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损害。

如此“人民公社化”的结果:“经过核实,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4000亿斤(人均每天1.6斤,勉强不饿死人,实际这个数字有很多水分),比1957年仅增产2.5%。”这样的极端做法和今天的所谓“退耕还林”的极端做法很相似,把大量开满油菜花的油菜铲除,把大量长势良好的花木、果树等经济作物一并铲除,连根拔出,“一刀切”搞粮食种植,次生灾害层出不穷。

后来官方公开的数据承认: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所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粮食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产量3073亿斤(谭震林等人的预计1958年的产量是8500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产量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

粮食少了,必然会发生饥荒,饥民被饿死的事情就会频繁发生。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还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连毛泽东也说,老百姓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意思是说靠吃稀饭维持生命。

这些数据仅仅是字面上的,事实上更为严重,因为城市里饥民至少还有粮票,凭票可以到粮站买到计划内粮食,可计划外的农民,一没有粮食,二没有粮票等供应票,三没有钱(工资),四无外出自由,只能走上死路。据说周恩来从四川向上海等大城市调运保命的粮食时,直言告当时四川主政的李井泉,大意是上海大城市饿死人影响大,四川饿死人再多也没有上海饿死人影响大,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保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结果这个代价就是被牺牲的四川人。今天的上海又因“动态清零”导致粮食运不进去,所谓“不惜一切代价”,或许上海饥民也会不幸沦为这样的“代价”。

中共建政十年后,1959年的中国,当时有65000万人口(其中五亿多农业人口,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约有13000万人)。按照平均年产量3073亿斤计算,人均每天粮食斤1.2斤——这仅仅是字面上的,理论上的,实际上的中国当年有大量的粮食出口计划(暂且查到一个公开的早期出口粮食数据:在国家粮食状况逐步好转的情况下,为了换回必需的设备和物资,支持国家基础工业建设,从1950年开始,每年都组织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三年累计出口粮食101.8亿斤。1960年的粮食净出口是20亿斤,至少可以让1000万人吃半年不会被饿死。其他年间的粮食出口数据估计还是保密数据,或至今未解密),实际上当时的六亿人,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吃的粮食都是国家计划外的自产粮食,扣除上交的公粮和预留的下年种子,所剩无几,所以农民饿死的人数最多,新华社的退休记者杨继绳在其著作《墓碑》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

“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的不完全估计,中国饿死3600余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上下,两者合计为7000余万人。”杨继绳曾掌握有关饿死人的原始资料或旁证资料,他还曾著有《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等,其查证出处较为可信。

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还曾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对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国家保密局有关人员说:“此次解密,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但迄未见正式发布的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或许这个数据特别巨大而“不忍公布”。

至于这三年和平时期也是困难时期的“非常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有一组数字可以参考: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中共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2005年11月18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王珍的文章“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三年大饥荒”提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

如果按人均每天1.2斤的口粮计算,当年的全国粮食产量3000多亿斤虽然勉强温饱,但不会出现饿死人,可是农民的粮食大多都被“强征”调入城市,调入储备粮库(或用于出口换外汇,或换进口工业物资或用于援助非洲),农民被饿死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个决策,周恩来是总指挥。

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在此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粮食工作,“他为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运筹帷幄……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这两年零四个月里,他对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之多。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仅从1965年12月总理值班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1960年到1963年的32张粮食计划表看,每张表上都有总理的手迹,共994处。其中用红蓝铅笔作标记639处,调整和修改计划数字207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50处,批注文字和数字91处,修改表式7处。例如《1962——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一张表,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总理的手迹,可见周恩来对粮食购、销、调、存计划是多么关心。据当时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曾经同陈国栋同志一起去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周总理叫我给他打算盘,算细帐,总理亲自安排粮食。”实际上,这几年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粮食分配工作,是当时解决粮食困难的“总指挥”—— 国内1000万斤以上的粮食调拨,最后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定案。各大区的调剂粮、出口粮、储备粮、全国机动粮、全国救灾粮等,统归中央统筹调度,实际是周恩来统筹调度。基于此,不难发现,三年饿死人至少有3000多万,周恩来这个“粮食困难总指挥”“功不可没”。

1960年前后三年大饥荒之后,因为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锅饭的作用,粮食产量仅仅够“温饱”,到了1978年,当年生产的粮食也仅仅是6000亿斤左右,即全国人民按人平均的粮食拥有量是600斤左右。1984年生产的粮食达到了8000亿斤左右,即全国八亿人民按人平均的粮食拥有量接近800斤左右,才算勉强解决了温饱,这个时候已经是“解放后”35年了。

今天,上海出现因封城导致的粮食不能供给现象。上海是特大城市,人口高达2600万,无数饥民饥肠辘辘,如果持续封城一个月,恐怕就会出现饿死人的次生灾难。因此,把饿死人的历史真相告诉人民,才是时代的进步。上海政府如果不立即取消封城,就是倒退到1960年的地步了,饿死人的悲剧难免会再度发生,李强、龚正就是上海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就会被上海人民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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