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首相遇刺,举世震惊,大家都在为一个生命的逝去感到惋惜和悲痛,中国的媒体却出现了一片狂欢。这种对生命的冷漠和残忍令人惊骇。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称这种现象是“天良泯灭的罪恶叫嚣”。作为回应,海外的辱包网站在一天后便隆重推出了《可惜不是你》来表达对专制政权领导人的不满。这种打擂台式的网络竞赛背后,是中国人的愤怒,以及对专制体制下社会文化日趋流氓化的无奈。

一.辱包文化的社会背景

  1. 司法制度的破坏:

2014 年以来,中国司法界环境急剧恶化。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当局在23个省市大规模拘捕,约谈,惩戒替上访群众 维权的代理律师,肆意吊销律师资格, 造成了国内司法界的寒蝉效应,此后再无律师斗胆代理上访群众的案子, 造成了百姓有冤无处诉的局面。2017年,最高法院院长公开叫嚣要对司法独立亮剑。2018 年,当P2P 爆雷产生了百万计的金融难民潮时,政府不是调查和处理其中的诈骗事件,而是对上访的群众采取了截访和拘留。到了2019年,这种法律武器化的趋势更是从国内蔓延到了国际领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指出,必须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司法独立的路,要在对外斗争中以法律为武器,以法制之名向搅局者说不,并要求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这之后中国便制定了《国安法》并开始肆无忌惮的对香港法治进行破坏,干预法院司法权,操纵干预大律师协会的选举,因集会将泛民派领袖和支持民主的异议人士入罪收监,党媒则以文革式批斗网络围攻大律师协会主席。中国国内更是出现了法官爆粗口将辩护律师赶出法庭的骇人事件。

国际上,中国强行推行《海警法》和《反外国制裁法》,试图改写对国际规则的定义,强迫他国接受中国标准。

政府公权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无限膨胀,造成了官僚体系日益嚣张野蛮,官员们甚至连表面的谦恭也不必维系, 个个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如同黑帮,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处理社会矛盾和国际关系,所以出现了政府官员叫嚣“有一百种方式刑拘上访群众”,“不许恶意返乡”和出现了唐山黑恶势力打人事件也就不足为奇。

再看铁链女事件,尽管政府面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却依然可以选择以欺骗民众,封锁消息和删帖封号的方式解决问题,反映出来的,是政府对民意诉求的藐视和视人民生命为草芥的不屑态度。当人们把在现实中的无奈转化为在互联网上的牢骚时,轻则遇到的是删帖封号或被约谈的待遇,重者则会被刑拘,以“寻衅滋事”或 “侮辱英烈”的口袋罪被惩罚。

法律本来是用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规范人们行为并引导道德走向的工具,可是却被政府改造成了镇压百姓的工具与借口。在现实中丢掉了话语权的普通民众便将语言转化成武器,用黑色幽默作为宣泄的出口。

詹姆斯·斯科特曾在他的著作《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中记录了相似的农民抗争。他用“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这两个概念解释了底层农民的抗争逻辑和抗争手段。他指出弱者的武器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抗争,这些抗争大多是消极意义上的反抗,比如消极怠工,装糊涂,故意为压迫者制造麻烦等等,但有时也有行动上的积极反抗, 比如毁坏压迫者的财产,纵火,偷盗等等。

复旦大学系主任的刺杀事件,欧金中怒杀恶邻和上海瑞金医院的刺伤事件大抵便是弱者将愤怒转化为武器,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典型事例。

而大多数的网民更愿意选择将“隐藏的文本”转化为“弱者的武器”进行持续性抗争,为情绪找到宣泄的出口。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牢狱之灾,是一种低成本的宣泄渠道。

隐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 他们避免掌权者直接的监控,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辱包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中“包”是习近平外号”包子“的简称。在众多的辱包歌曲中,我们看到的都是通过对官方叙事的改写揭露事物的本质,让民众看到官方叙事中的逻辑矛盾或民众对官方叙事的不同解读。

比如在海外华人中十分流行的乳透社就持续搜集习近平发言中的错误并以最新时事为素材,不断地加工成歌曲或段子娱乐大众。

他们曾经将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挑战对联王的一段改成对联王与习近平对决,借习之口说出“十商九通,撒币八亿七千六百五十四万,我们三宽两衣,一带一路”。对联巧妙地引用和讽刺了习“通商宽衣”的错误以及百姓对借一带一路为名到处撒币的不满。

当对联王说出“我上等威风, 显现一身虎胆”,习则对出了“你颐使气指,吃饱了没事干”。视频的制作者对习使用成语时犯的错误和在外事活动中的发言这些公开的文本一字未改,但改变了这些官方叙事使用的语境,将领袖的用词错误和逻辑错误捏合在一起放在喜剧电影的场景中,大大弱化了官方叙事的严肃性而增加了讽刺的效果。

再如中国宣布与塔利班建交时,乳透社便马上推出了《塔利班人热爱习主席》, 将文革歌曲《天上太阳红彤彤》改编,唤醒了中国人对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的回忆,借机讽刺了中国当局大兴个人崇拜之风的愚蠢和与塔利班为伍的低俗无耻。

这次安倍首相遇刺,辱包社也迅速对小粉红的自嗨做出了回应,在24小时内创作了《可惜不是你》来对阵国内的舆论。

  1. 造神运动与神的瓦解

辱包文化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通过瓦解官方文本中日趋神化的领袖形象来对抗官方的造神运动。

罗素说,宗教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它是透过对强化恐惧感而令人们对自身产生渺小的感觉,从而对外界强大的未知力量产生畏惧心理然后自觉接受宗教的控制。对内实施高压政治,对外实施战狼外交,结合对宗教信仰的打击,意在用共产党的教义实施精神控制,让共产党的教条再一次变成全民族唯一的精神信仰,变成令人们敬畏的宗教,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任何形式的反抗,实现永久性地维持一党专政,保全特权阶级的利益。

这种高压政策可以有效地在社会上营造恐怖气氛,使百姓产生畏惧的心理,自觉地膜拜这个如同超级怪兽利维坦一样的中国政府,再利用强大的宣传攻势将领袖包装成具有神的特质的形象,政府便可以将民众对领袖的这种敬畏心理转化为对神一样的爱戴与崇敬,为造神运动创造社会基础,以便让中国回到文革时期,变成一个类似于政教合一的国度。

辱包歌曲和网络段子则通过集中回放领袖在语言使用上错误和共产党政策上的失误将领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还原的过程中流露了普通百姓对官方叙事的不屑与鄙视。在众多的辱包视频中, 创作者否认了官方叙事中习将率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观点,直接点明了所谓的伟大领袖不过是想开历史倒车称帝的事实,《舵手》便是将这种嘲讽推上顶点的一部巅峰之作。

二、辱包文化的社会意义:

与让西方人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大翻译运动异曲同工,辱包文化从流行音乐,电影,诗歌中汲取精华,将时政作为素材,高度浓缩,概括要点,呈现了真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关注了民生中医疗,物价,房价等要点问题。

同时,辱包作品让湮没在众多新闻中的片段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增加了公众对事实真相的认知度。比如习在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掏出本本惹得全场大笑的新闻本来并不为人熟知,通过辱包网站, 人们得知了央视口中饱读诗书的领袖其实不过尔尔。

辱包作品不但直接瓦解领袖权威,还对中国社会中盛行的犬儒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堕落也多有讽刺,杜美霜那句“他应该当一辈子的国家主席,一辈子的,真的,这是老百姓的心声”让全中国的人忽然觉得肉麻和恐惧,被这样的人民代表代表是哪个百姓的意愿?有谁真正倾听百姓的心声?在黑色幽默中对制度的质疑无疑是在现有环境中启发民智的最佳手段。

辱包文化通过挑战官方的权威和极端病态的国民心理,让沉浸在狂热民族主义中的人们回归冷静与理性。以和平理性的幽默和喜闻乐见以娱乐的方式点点渗透,达到水滴石穿的效果实在是一种大智慧。这种宣传的效果远远胜于在网上激烈的争吵与互相的谩骂嘲讽,也大大减轻了海内外华人由于政见不同而产生的社会撕裂。辱包文化给予墙内经历了数十年洗脑的民众一个缓冲的空间,让他们逐步去认识什么是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也给了他们一个可以接受的形式,让他们可以不用激烈粗暴的方式来拒绝不同的看法。

辱包文化走到今天,已经成为互联网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和海外华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继续走红,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这个本属于弱者的武器,或许会成为刺伤专制制度最有效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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