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网络
一、被长期忽视的苏联“隐性滞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滞胀”问题的关注，大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同时期苏联存在的“隐性滞胀”及其影响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滞胀”。只不过，经济停滞往往被虚假的统计数据所掩盖，而通货膨胀又总是被价格的行政控制给隐形化了，然而苏联领导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一）苏联的经济停滞被统计数据所粉饰
目前国际社会所广泛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大都属于国民账户体系的产物（SNA）。但在苏联时期，使用的却是计划经济国家通用的物质生产体系（MPS）。学术界早就指出，MPS统计体系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认定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因此MPS统计指标体系只注重物质生产部门，不统计非物质生产部门，导致苏联的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长期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由于MPS统计体系计算的是中间产品价值而非最终产品价值，这使得重复计算现象十分严重，与只计算最终产品价值的SNA体系相比，物质生产部门的总规模和增长率都被严重高估。因此，官方口径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起来似乎相对较快，20世纪80年代以前，用国民收入或社会总产值口径计算的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官方统计数据长期维持在5%~10%的水平，远超同期采用GDP或GNP核算的西方发达国家。
鉴于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水分过大，为了准确把握苏联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70年代对外公布了其对苏联经济的推算数据，并在之后多次进行过反复推算。CIA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苏联的官方资料，并将苏联的原始数据换算成SNA体系，以便推算出苏联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此后，国际社会在分析苏联经济增长状况时大多以CIA的推算数据作为主要依据。
随着西方资料不断流入以及社会环境逐渐宽松，苏联本土学者对于苏联经济增长的独立估算在80年代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以汉宁最为著名。汉宁认为，苏联官方统计资料极不可靠，早年价格基准混乱，因此独自重新估算了苏联的经济增长。
将上述三种数据进行比较之后不难看出，苏联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与美国CIA的推算数据以及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数据都相距甚远。例如，美国CIA推算的苏联GNP不仅绝对值比苏联80年代末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要低10%左右，增长率更是不到苏联官方版本的一半。如果与1951年后的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作比较，美国CIA推算的苏联GNP年均增速仅为苏联官方统计数据的60%。1928-198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增长了89.5倍，而美国CIA的推算数据为10.2倍，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只有6.9倍。
进一步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苏联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还是美国CIA的推算数据，或者是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数据，在长期趋势上都是相当一致的，就是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放缓。首先，即使是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苏联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也显而易见：平均增长速度从50年代的10%以上，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5.7%（下降了4.4个百分点），后半期下降到4.3%（比前半期又降低了1.4个百分点）。其次，如果根据美国CIA发布的推算数据，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是从50年代的5.6%，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3.0%（下降了1.6个百分点），后半期的2.3%（比上半期又降低了0.7个百分点）。最后，根据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更是从50年代的7.2%，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3.2%（下降了4个百分点），后半期的1.0%（比前半期又降低了2.2个百分点）。
（二）苏联的通货膨胀被行政管制所压低
现代经济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总供给少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放开的，因此，通货膨胀会显性地表现为物价上涨；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被行政管制，因此，通货膨胀就会被隐性化，从而以商品短缺的形态表现出来。经济学理论也早已证明，由价格管制所导致的抑制性通货膨胀（隐性通胀）比公开性通货膨胀（显性通胀）更为有害，这主要是因为：（1）价格管制不仅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求的扭曲，激化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使商品短缺成为常态；（2）隐性通货膨胀扭曲了通货膨胀表现的一般形式，失真的价格会导致决策出现失误，资源出现错配。
由于苏联长期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固定价格制度，官方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往往被人为压低，通货膨胀基本上处于隐性状态。从战后至80年代以前的情况看，即使根据西方学者重新调整和计算过的数据，苏联的消费价格指数也要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很多，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抑制社会总需求，用定额配给和财政补贴等办法维持价格的稳定，使通货膨胀不以明显的物价上涨形式表现出来。但是，70年代中期，苏联消费品的供给量与人民群众的需求量出现严重失调，大约相差20%左右，商品短缺、排队购物成为苏联的一大特色。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承认通货膨胀问题，只承认消费品供求失衡，消费品短缺，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才被迫承认：“最近几年居民的现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物质补偿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脱节现象。事实上，从1971至1985年，苏联的货币流通量增长了2.1倍，而消费品生产只增加了1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实行“休克疗法”，将价格全面放开，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调节机制，于是1992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惊人的2608.8%，并在此后五年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其中固然有俄罗斯政府经济改革过于激进的因素，但苏联时期被长期压抑的“隐性通胀”显性化，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更深层原因。
图1：俄罗斯“休克疗法”时的年通货膨胀率（上年12月=100）
数据来源：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有学者指出，苏联经济自8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停滞、通胀和短缺纠缠在一起的“滞胀阶段”。如前所述，事实上至少从7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就已经进入了“滞胀”状态。只是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石油红利”和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苏联的“滞胀”被隐形化了，因而被各方所忽视。
（三）苏联的“滞胀”被主客观因素隐形化
首先，苏联“滞胀”的深层次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重点分析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土地通常被忽略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TFP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当TFP增速加快时，经济增速往往也会加快；当TFP增速回落时，经济增速往往也会减缓。TFP成为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当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工资水平却未随之改变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的TFP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成型，但是始终未能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受制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苏联政府只关注“劳动生产率”，因而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被有意忽视。由于苏联官方一直没有关注TFP的计量和分析工作，使得现存资料中关于苏联TFP的讨论大多来自西方学者。
如上表所示，不同学者的估算值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趋势却相当一致：就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经基本停滞，甚至出现了下滑。虽然苏联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掩盖苏联经济陷入“隐性滞胀”的事实，但是TFP的停滞和下滑却表明，苏联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要素投入获得的，随着资源浪费和日渐紧缺，这种高速增长很难维持下去。除西方的估测外，苏联科学院院士阿甘别疆利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对生产率变化趋势进行了独立估算，结果发现：在1961-1984年期间，苏联的TFP除了柯西金改革时期稍有提高以外，一直都呈下降趋势[ ]。
在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大背景下，这种停滞乃至下滑对于苏联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后来的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不仅有油价暴跌等外生因素，更是长期积累的内在体制性矛盾的必然爆发。
其次，苏联的“滞胀”被“石油红利”暂时掩盖下来。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了19倍，原料价格上涨了7-9倍。从1969年起的十年期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增加了9倍。其中，仅苏联秋明油田的产量，就从1974年的1.16亿吨增长到1980年的3.12亿吨，占全苏石油产量的50%以上。作为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苏联借机大量出口石油。据统计，1974-1984年，苏联仅从出售石油与石油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就高达大约2700-3200亿美元。“石油红利”为帮助苏联经济渡过难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停滞和生产率下滑的严重性，暂时拖延了矛盾的暴露。
苏共中央智囊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事后指出：当时苏联应该把这种赚取石油外汇视为一个喘息的时机，并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个时机推动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走上正轨；但苏联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的尝试，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他接着又指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事都不止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亚的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才开始意识到，这个财富又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它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很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他还说：“那时我们把载能体无限度地增长，从这里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不但适合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家。”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飞涨带来的“石油红利”，苏联经济的“隐性滞胀”是难以一直掩盖下去的，很有可能早就会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苏联解体问题研究权威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西伯利亚的石油，苏联很可能提前20年坍塌解体。”
再次，官僚主义使得苏联政府对“隐性滞胀”危害视而不见。
由于苏联在经济上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实行十分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苏联不仅在经济上出现了“隐性滞胀”，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从而导致苏联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出现了严重误判，致使苏联没有能够抓住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的有利时机，及时推进本国的体制改革，彻底解决上述体制问题，结果导致经济崩溃、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
官僚体制僵化，信息传递失灵。组织学文献早就指出：组织的注意力特别是主要决策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是一个稀缺资源，难以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因此，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常常会与理性决策和有效治理相悖，这使得任何事情只有被拖到“火上房”的地步，才有可能被放到最高决策者的案头上，从而形成严重的“决策塞车”现象。一旦最高决策者批示说要重视这一领域的风险时，官僚组织体系就会采取临时的应对措施，并且只关注和解决眼前问题，只采取那些可以缓解当前直接压力的可行方案，从而形成执行者一拥而上，“齐步走”，“一刀切”，还要“一步到位“的“羊群效应”，出现“执行拥堵”现象。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官僚主义盛行，行政体制僵化，官员脱离民众，上下之间信息渠道不畅，上述“决策塞车”和“执行拥堵”现象屡见不鲜。史料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机构的管理人员由苏联建国初期的20多万增加到1860万人，占到总就业人口的15％，但是苏联党政领导机构决议得到执行的不到1/10。
自上而下看，苏联政府的宣传机器一直在努力塑造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官方报纸和广播电视连篇累牍地宣称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大力宣传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将“发达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放入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提出，罔顾苏联社会的现实，无视当时苏联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和紧迫的民生问题。而苏联宣传机构的“假大空宣传”和“报喜不报忧”的工作传统，营造了“太平盛世”、“一片光明”的虚假繁荣景象和盲目乐观情绪。仅20世纪70年代的上半期，苏联官方就增办了400多种新报纸、113种新杂志，这些新增的官方报刊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宣传性报刊，不厌其烦地粉饰太平，从各个角度来论证“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属性等。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苏联“在社会科学领域，繁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再自下而上看，苏联下层民众对现实生活存在的不满情绪不仅无法及时有效地反映到上层决策者，反而还会招来“克格勃”的问话或关押。于是，大家都只能躲在家里关起门来私下抱怨，甚至由于害怕被孩子听见传出去引来杀身之祸，大人们只好躲到厨房里窃窃私语，故有“厨房谈话”一词流行于世（在苏联家庭中，厨房就类似于中国的客厅，喝茶、待客、用餐都是在厨房进行。因而，厨房逐渐成为人们聚在一起自由交谈“政治话题”的场所。一方面，厨房属于私密空间，可以不必害怕孩子或邻居偷听；另一方面，还可以躲避“克格勃”的监控。这些最多只有3-5平方米的空间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厨房文化”） 。这使得苏联老百姓极度不相信苏联党和政府，对苏联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现状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当合理表达诉求的信息渠道被阻塞，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持不同政见”思潮和运动便开始蓬勃发展，并且达到了相当规模，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困扰苏联政府的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盛行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一核事故深刻地影响了苏联的历史进程，直接点燃了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导火线。事故是从1986年4月25日夜间至26日1时25分发生的，但相关信息迟迟不能上传至最高决策者，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直到事故发生8个小时之后才得知此事，而且还被轻描淡写地告知：“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这使得苏联领导人在事故发生的最初数日，迟迟没有获得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又由于在高度集权体制下，苏联最高决策者迟迟没有发出正确而有效的指令，于是，州政府在等待中央政府的指令，市政府在等待州政府的指令，大家都坐等上级指示，以至于错过了救灾的最佳时机。再加上相关部门隐瞒真情，致使许多前去救灾的消防人员、救护人员，甚至报社记者都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核辐射下面，以至于造成救灾人员的大量伤亡。
到了4月26日晚上，全世界都知道了苏联核电站发生了严重事故，但是核电站附近的苏联居民却只获知这是一场普通的火灾，直到4月26日夜间有关部门才决定疏散该镇居民。正当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把他们的公民撤出基辅时，苏联当局仍然按照原定计划组织了“五一节”大游行，不明真相的市民不加防护地走上街头，陶醉于节日的欢乐之中，从而导致更多的人成为核辐射的受害者。这一严重的核事故，不仅造成了苏联数十万人受到了核子污染和近4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而且还严重损害了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日后的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敲响了丧钟。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事后回忆时说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
二、苏联“隐性滞胀”的直接后果：错判内外形势，战略决策失误
苏联领导人在无视本国的“隐性滞胀”、高估自己国家实力的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成因也出现了严重误判，并据此做出错误决策。
（一）误判西方“滞胀”成因，叫停国内体制改革
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泥潭时，在苏联，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高层领导，都没能认识到西方“滞胀”实际上正是政府过度干预所致，反而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已到达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总危，认为它恰好证明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
首先，苏联学者认为，“滞胀”取代了萧条，成为资本主义危机新的表现形式。在危机周期发生的过程中，经济停滞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且破坏性也逐渐扩大。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促成了系统而又反复的危机，这是加强或放松管制都不能解决的，唯有过渡到不同的阶级结构才能够持久地解决经济危机。
其次，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五大上十分自信地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的尖锐程度和深度只有30年代初期的危机可以与之相比，它同时遍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主要中心。这次严重的危机震撼了战后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经济，资本主义已经无法消除其固有的矛盾”，并且乐观地认为，“最近几年的事态比过去更有力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苏联领导人和学术界对西方“滞胀”成因的严重误判，促使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被进一步强化。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和有限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自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联的所有官方文件都开始用“完善”替代了“改革”一词。勃列日涅夫还在197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强调：“经济上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在“一五计划”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西方“滞胀”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反而消极起来，认为苏联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改革，甚至最终取消了改革。在对计划经济制度盲目自信的支撑下，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从70年代开始发生重大改变，转而实施进攻性战略和强势外交。
（二）改革良机误作扩张机遇，军费开支规模不降反升
本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已经逐渐暴露，苏联经济也已经步入了“隐性滞胀”，但是作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苏联凭借着“石油红利”所带来的“优势幻觉”，开始四面出击，形成了一边是美国在收缩战线，而另一边是苏联反而在雄心勃勃地推进全球争霸战略和军备竞赛，两大阵营的对抗态势出现了“苏攻美守”、“东升西降”的战略性逆转。
苏联高层领导认为，凭借着“石油红利”，苏联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经济、国防和全球争霸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误判国内外形势的苏联领导层开始转而采取“进攻性”全球争霸战略，向发展中国家积极推送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扩张、渗透和争夺。在中东，苏联积极介入阿以冲突，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排挤美国；在亚洲，苏联借重印度，扶植越南，甚至直接入侵阿富汗；在非洲，积极介入安格拉内战，扶植亲苏政权；在拉丁美洲，进一步发展与古巴的特殊关系，将古巴牢牢捆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加之美国因经济“滞胀”困局导致全球战略转入收缩性调整期，从而使苏联误以为已经取得了对美“优势地位”。时任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甚至夸口说道，“在世界海洋地图上难以找到苏联舰只航行不到的地区”。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扩张的顶点，也成为了苏联的“滑铁卢”。从此之后，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久久不能自拔。在不断失血、体力不支的状态下，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扩张势头才逐渐开始趋缓。这一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大肆扩张既“害人”又“害己”，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和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
此外，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苏联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古巴消耗的石油，几乎全部以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平均价格低40%的价格从苏联进口；而1978—1979年苏联每年为越南的花费近300万美元。阿富汗战争长达十年，苏联耗资200多亿美元，死伤官兵5万多人。在此基础上，苏联对于阿拉伯、非洲等国家的支持，也使得苏联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渐渐力不从心。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费开支一直以极快的速度增长。1970-1975年苏联军费增长了近1倍，远远超过同时期苏联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军费开支在苏联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1979年的军费开支已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0%以上，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2%，几乎等于当年对国民经济投资的总和。由于苏联军费支出快速增长，使其军费支出总额很快就超过了美国。
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累计军费开支相当于苏联的两倍。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从1972年开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其在70年代的累计军费开支超过美国20％～30％，1979年甚至超过美国的50％。而苏联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分子分母不同口径）少2／3到3／4。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只能加速苏联经济的破产。军备竞赛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员物资。1980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将近50％的产品用于军事目的，每年用于扩军备战的油料消耗，相当于二次大战时苏联4年耗油量的两倍左右；到80年代初期, 在苏联大约有500万至800万人在军工企业中工作, 而美国只有220万人左右。
（三）体制改革全面停滞，科技革命错失良机
表面上的“虚假繁荣”使得苏联领导人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弱点视而不见，因而错失体制改革的天赐良机，使得苏联没能抓住西方“滞胀”的有利时机，实现本国的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至于到80年代国际油价暴跌时引发了苏联内部的经济灾难，并为日后的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有学者指出“这笔（石油）收入在以总产值指标衡量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也掩盖了苏联70年代中后期的停滞与衰退，它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样，给苏联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逝去，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
虽然苏联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很长时间都高于美国，但其扭曲的研发结构和体制约束使得研发投入并未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未能使分母GDP快速做大。出于美苏争霸的需要，军事工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时期仍然拼命发展钢铁、机械、金属等传统重工业部门，而对于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等现代高科技反应不敏感。巅峰时期，苏联接近85%的研发用于军事用途；而美国只有50%左右，并且大多实现了军转民。这种结构性扭曲和体制性弊端，不仅使苏联与美国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远，而且也使得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据统计，勃列日涅夫在位的70年代，列宁格勒的30个科学研究所，55%的科研人员没有任何创造性贡献，工程师只发挥了他们潜能的20%。尽管在1954年，苏联的控制论奠基人之一阿列克谢·利亚普诺夫就早于美国人两年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并且在70年代前取得了不亚于西方世界的理论成果，但由于扭曲的研发结构和体制束缚，苏联的人工智能研究却呈现出后劲不足的状况，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主流学界的发展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通过专家系统等早期成果使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走向实践应用，而苏联的人工智能技术却开始陷入困境，逐渐与国际主流研究界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明显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随后20年里被进一步拉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要差15-20年，苏联一直加以重点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几乎比美国落后两代。苏联新兴科技部门发展逐渐失速的现象，在计算机、互联网等多个领域都有明显表现，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军事研发挤占了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存空间”。
三、苏联“隐性滞胀”的间接后果：外交战略严重失误，对外关系全面紧张
苏联最高领导层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严重误判，并据此做出错误的战略决策，开始在全世界四面出击，压制东欧国家内部改革意愿，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对美国展开进攻性强势外交和全面军备竞赛，从而导致苏联的对外关系全面紧张。
（一）苏联压制东欧国家内部改革意愿，东欧加强与西方国家外部经贸联系
西方国家的“滞胀”对东欧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迫使东欧各国进一步开放经济，这激化了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与经济被迫开放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大不仅在国内大搞集权专制，而且对东欧国家的改革意愿也进行了严厉的压制，导致东欧各国在政治上整体转向更加保守。在经济上，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和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的影响，又促使这些东欧国家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通过扩大出口和增加借债来填补本国的外汇缺口并满足进口需求。长期而言，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更趋保守和封闭，而经济上因内外部压力而被迫开放，二者之间的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动荡，进而为此后的经济转轨和政治变革打下了基础。
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稳固之后，很快放弃了柯西金的改革纲领和最初的集体决策模式，使得苏联在政治上左倾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现象日益严重。在对外宣传上，苏联大力宣扬计划经济模式的优越性。1974年苏联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西方的能源危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的结果。事实上，社会主义世界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同时，勃列日涅夫坚持经济改革不涉及所有制的原则，这也让“非商品”理论派占据上风。再加上苏联此前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残酷镇压行为，直接压制了东欧各国的改革意愿，导致东欧国家在政治上进一步趋向保守。匈牙利的卡达尔虽然在1965年出台了“新经济体制”，但在1973年却免去了涅尔什等一众改革派的职务。而捷克的胡萨克上台后则清洗了党内支持改革的自由派人士及相关社会组织。苏联对东欧国家改革意愿的压制行为严重束缚了东欧国家自身推进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东欧各国经济不断下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被不断削弱，从而加速了日后发生剧变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日益低迷的压力下，东欧国家纷纷开始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务联系。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推动了东欧国家从西方进口商品的成本不断飙升，而西方国家的“滞胀”又导致西欧国家对东欧产品的进口量在不断减少。一向依赖出口赚取外汇进而服务进口的东欧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为了获得足够的外汇以维持进口水平，东欧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西欧国家大量举债的解困途径，而当时的西欧国家政府也希望增大从东欧国家进口廉价商品以减轻物价上涨压力，于是西欧国家政府在提高利率对抗通胀的背景下，依然采取了由国家财政补贴债务利息的方式加强了双方的经济联系。20世纪70年代，东欧国家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融资利息基本上维持在6%至7%之间，西德向波兰的贷款一度低到2.5%。与此同时，东欧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也日益加强，在经互会国家对外贸易总额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额从1970年的23.7%上升到1980年的近30%。1979年，匈牙利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量有一半是运往西方发达国家，到了80年代，匈牙利突破经互会限制，与1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并开始创办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引进外资和技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手段和管理方法来推动社会发展。波兰从70年代开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逐年增长，外贸总额占比从1970年的25.8%上升到1975年的49.3%，并同西方世界广泛展开经济合作。这种动向严重地动摇了独立于统一世界市场之外的“经互会”体系，加深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
（二）苏联对中国进行霸权主义威胁，“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
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开始全面紧张，从“文斗”（“九评”）转向“武斗”，甚至有传闻说苏联曾试图对中国进行“核手术”打击。尽管70年代苏联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隐性滞胀”，但苏联政府仍然对中国进行强硬的霸权主义威胁，将号称“百万大军”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对中国虎眈眈。
据有关资料显示，装备着坦克、飞机、大炮和弹道导弹的苏联军队覆盖了中国整个北部边境，从1969年的21个师，增加到1971年的33个师，再到1973年的45个师，总兵力近30万。1973年，苏联还调整了中苏边境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作战能力，确保中苏边境上的部队与苏联驻欧洲部队处于相同的作战水平。为形成针对中国的包围圈，苏联还增加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海军力量，并首次装备了核潜艇，使其有能力从日本海直逼中国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此外，苏联还在亚洲新增35个导弹基地，其中洲际导弹基地10个，中程导弹基地25个，这些基地的大部分目标都对准了中国。1978年，苏联开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两侧部署SS-20导弹，以使其能够打击中国境内的任何目标。此外，苏联还在蒙古和西伯利亚都进行了大型军事演习，专门模拟中苏战争的不同场景。
与此同时，苏联还试图从越南入手，从南面包围中国，以使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在谈判结束的招待会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矛头直指中国：“在当前复杂的时刻，当中国领导的政策给越南土地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制造了新的巨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友谊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团结的力量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说，《苏越条约》表面上是为了加强苏越合作，发展苏越双边关系，但实际上却是针对中国的，是苏联领导人一手策划包围中国的产物。苏越条约产生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鼓励了越南出兵柬埔寨和挑起中越边界冲突，从而给中国南部的边境安全制造了巨大威胁。
在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期间和谈判破裂之后，苏联继续不断地制造边境武装骚扰事件，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和伤害中国边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1978年5月9日，苏联武装直升飞机侵入中国东北边境领空，18艘军舰侵入中国水域，30名苏军登上中国江岸，还打伤中国居民；1979年6月30日，苏联直升飞机侵入中国新疆领空；1979年7月16日，苏联军人在新疆塔城县铁尔沙地区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民。频繁发生的各种武装挑衅事件使得中苏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苏联对中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在武力威胁中国的同时，也极大地耗费了其自身的物质资源。到1980年代初，大约四分之一的苏联地面部队和三分之一的空军驻扎在中苏边境沿线或地区，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明确承认，苏联在最近20年用于与中国军事对峙的花费高达2000亿卢布，能占到苏联对抗整个西方世界预算约三分之一，按当年的汇率算，接近4000亿美元，使本已处于“隐性滞胀”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苏联日益扩大的军事威胁和不断增强的武装行动，迫使中国政府开始“联美抗苏”，在应对苏联威胁方面与美国加强协调，毛泽东还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将第二世界、广大亚非拉国家、乃至美国联合起来进行反苏统战，从而冲破了苏联的战略意图，使得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不断被打乱。
（三）美国隆重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被迫跟进展开全面竞争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克服“滞胀”的过程中，里根总统为“重振国威”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的预算高达1万多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GDP总量才3.63万亿美元，真可谓将以举国之力耗资建设。该计划很快遭到了国会的抗议声浪，但里根总统力排众议，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推进。然而在国会的有力制衡下，1986-1990财年，美国国会实际批准给“星战计划”每年拨款分别为：26.7亿、32.27亿、36亿、37.4亿、36亿美元，与该计划当初提出的预算规模相距甚远。
美国的“星战计划”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却给苏联高层领导以极大刺激。尽管当时苏联经济已经陷入“隐性滞胀”，入侵阿富汗战争又让苏联财政深陷泥潭，美国乘机打压国际油价重创苏联石油出口又直接加剧了苏联的经济衰退，然而苏联领导人却认为，如果不跟进追加研发费用，美苏之间的军事平衡将会被打破，因此必须咬牙跟进，投入巨额资金以奉陪到底。
1983年，苏联的军事开支本已降到了GDP的2%，但美国“星战计划”出台后，苏联被迫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仅仅两年时间就暴增到了12%。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后，曾连续多次与美国总统里根进行谈判，提出双方共同削减军费的请求。然而里根总统十分强硬地拒绝了苏联的这一请求，表示继续坚持执行“星战计划”。
1989年里根卸任美国总统时，“星战计划”尚在执行过程中，但此时的苏联经济已经被拖到了濒临崩溃的境地。不久之后，随着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约组织解散，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或军事集团能够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了。于是，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于1993年正式宣布放弃“星战计划”。令人感慨的是，到此时为止，美国实际上在这个1万亿预算规模的庞大计划中仅仅投入了300亿美元，并且大部分都实现了军转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大了分母GDP，真可谓是“虚晃一枪”！这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国会制衡体制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联决策体制的致命弱点。在拖垮苏联之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很快就裁减大半。
四、苏联“隐性滞胀”带来的恶果与启示
苏联在70年代“滞胀”时期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统计失真和“石油红利”等因素，苏联自身的“隐性滞胀”被掩盖下来；另一方面，由于对西方“滞胀”成因做出了方向性误判，误以为这是对政府作用更强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优越性的有力支撑。内外形势误判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优势幻觉”，把西方国家“滞胀”、外部压力减轻提供给苏联的改革良机视为战略扩张机遇，因此转而采取扩张性战略和强势外交，结果导致苏联与东欧、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同时全面紧张，从而掉入了“大国梦陷阱”。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动全面改革虽然有机会使苏联脱离计划经济桎梏，走出“隐性滞胀”，跳出“大国梦陷阱”，但由于改革策略出现严重失误以及保守派的疯狂反扑，使得苏联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会，最终走上经济崩溃、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的不归之路。教训之深刻，代价之巨大，不能不令人深刻反省，引以为鉴。通过前面的回顾性分析，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牢牢记取。
首先，马克思讲，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共下台的最基本原因就是苏联经济陷入了“隐性滞胀”。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而统计数据失真则将这一问题暂时掩盖下来；另一方面，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而价格的行政控制又会将通货膨胀隐形化，最终使得苏联经济长期陷入“隐性滞胀”而不自觉。
其次，毛泽东讲，群众是基础，“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根基”。因此，自上而下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一定要保持畅通。然而官僚主义最容易使执政者脱离群众，阻塞信息渠道，造成形势误判，进而导致决策失误，从而引发灾难。并且，集权程度越高，后果越严重。
再次，邓小平讲，“韬光养晦”。综合国力是外交战略的基础。因此，国家的外交战略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对外援助一定要量力而行。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既要竞争，更要合作，还要尽量避免对抗。要充分认识对外开放政策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具有的举足轻重意义。
最后，阿吉翁讲，创新是基础，“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不仅要增大分子，更要做大分母（GDP），还要注重经济效益。军民融合的主要方向应当是军转民。最大的国家安全其实是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