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東近影。

【編者按】姜原來是誰?李亞東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推介一個名叫姜原來的人。可是,李亞東又是誰呢?小義在此也想順便推介一下這位長年致力於民间地下文學挖掘、搶救和研究的學者。其實在此之前,《議想天開》欄目已經至少有兩次出現他的名字。其中一次,胡平先生在他為詩人蔡楚的短詩文集作序時提到:

2012年3月,四川師範大學教授李亞東發表《查勘地下文學現場——從一九六〇年代蔡楚的「反動詩」說起》。李亞東寫道,為了參編一部《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為了自己承擔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章節的寫作、修訂,他專程深入到成都市檔案館,翻閱那些發黃的卷宗,見到了1970年本地詩人蔡楚被「反革命集團」時的「交代」、「審訊記錄」等,大量涉及「歌頌愛情及發洩個人主義的反動詩」。這次「田野調查」證實了蔡楚的《乞丐》等詩歌的歷史真實性,即作為文學事實的存在。

是的,李亞東是一位長期在田野做著查勘和細節考據工作的專家,寵辱不驚,寧靜淡泊,專注於細節,靠著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最大可能地盡到本分的韌性,促成了「文革時期地下文學」的代表、成都野草詩社的作品第一次登堂入室被選入《中國現代文學史》(曹萬生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使它从地下走上地面,走進中國文學史。對此,作為多年書信往來的筆友和同道,小義關於亞東還有更多的可說,但限於篇幅和場合,只能先掛一漏萬,等以後推出他更多文字時再借題發揮。好在,所謂文如其人者,在一篇哪怕是推介他人的文字裡,讀者對李亞東本人的印象也已經呼之欲出了。

言小義

 

 

李亚东|“真以色列人”

——姜原来印象

 

读到姜原来,得力于微信。

先是前年夏天,《独立作家》主编谭越森到成都来。喝茶时问我:“读过姜原来吗?”不曾读过更没听说。知他那样问,因我研究独立写作及地下文学,而又对基督信仰痴迷。然后去年7月,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基督教文学?一个对谈》一文,见“剧作家”姜原来如是讲:“任何急功近利的工作都是对责任的践踏。特别是借基督教文学之名的自我营销式创作,应该予以摒弃。真正的中华基督教文学只能走十字架的创作奉献之路。”觉得他敢说,应该有人说。于是几天后,加微信好友。他发来一个链接:《来自中国持续最悠久的基督徒群体——明朝以来的墨面渔民天主教群体的激动回应——读姜原来〈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附上评论说:

剧本发表以来,谢谢已经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包括许多学者艺术家弟兄姐妹发表读后感鞭策鼓励,但是我特别珍惜来自江南墨面天主教渔民群体的回应,因为十几年来越了解他们越感动感慨——深感我们都在主里对这个了不起群体太亏欠了。作品能够有他们的认可是作者最欣慰的。……

礼貌性点赞“我们都在主里对这个了不起群体太亏欠”一语,更多的就说不上了。那时的我,对中国教会史很无知。随后读了《寻找林昭》导演胡杰关于《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的读后感——《“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读的好书”》,以及按语:

附魔和驱魔,是当代生活的一个或许最隐秘深奥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却容易在科技垄断的时代被忽略。我以真实事件为原型在《兰林复活节》里也描写了这一重大问题。刘平教授的剧评一开始就敏锐关注了这个话题,可是随后的大量剧评我看对此多未关注。直到这次刚刚发表的胡杰导演的剧评又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很好建议。盼大家在信仰生活中不要忽略附魔和驱魔问题。

群分享转发。因为学者学院书斋里更容易忽视这一重大问题。

其实比较懵。肯定不理解,为什么“附魔和驱魔,是当代生活的一个或许最隐秘深奥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同时意识到这人,对“学者书院书斋”有看法。尽管如此,还是坐在电脑前,阅读胡杰推荐的《一切从墨面基督和不吃人开始》一书所收两个剧——《雁荡平安夜》和《兰林复活节》,读后放不下。主动微信说:“一直在想,你的剧作。”于是蒙邀请,进了“姜原来老师文学交流群”。此群据介绍,“是自然形成的大跨度群:一边有许多天南海北第一线的教会青年牧者骨干,一边有各界知识分子基督徒……所以群时有天主教东正教信息以补我们新教弟兄姐妹之缺,还有一些天主教东正教弟兄姊妹在群(据说这是国内唯一有新教公教正教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群)。基督教这三块的信徒在此只能各自叙述谦卑倾听避免彼此负面指责(即使有批评也只能指向自己宗派)。这里不争辩神学、教义”。的确很特别。但也很那个。很自然地,怯于发言。

去年11月1日上午,见到群里转《炼灵月|对已故的亲人,他们这样追思》,还有加上的按语:

不要过多被世人对待这日子的方法分心(我们在许许多多事情上常常这样被世界的主题牵着鼻子走,尽管是出于护教热心,却丢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把握),按教会古老传统首先用我们的方法对待纪念这日子。同时,现在也是公教“炼灵月”的开始。搁置理论争议,建议大家为逝去的亲友而了解思考公教这传统。

自以为基督徒,怎会认可“炼灵月”?所说“教会古老传统”,就是公教“圣传”吧?又能说什么。尽管如此,对电影《寻梦寰宇记》的剧情感兴趣,想多知道一点。此前又读过《兰林复活节》,对“兰林三底线”之三——“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无论从信仰上还是情感上,都认同。“是啊,要为受难者祷告,为和家人失去联系的受难者、为被人遗忘的受难者祷告。这是悲悯的天主希望我们长期坚持做好的一件重要事情。”……这些话,让我想到二十世纪的见证文学及犹太人作家埃利·威赛尔:“我相信,我们相信,记忆才是答案,或许是惟一的答案”,以及“遗忘死者无异于再次杀害他们”。

于是神学与文学,就纠缠起来了。去年12月初,秋雨教案还没发生。有一天我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阅读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的读后感,姜原来也喜欢,嘱我“发群分享。另外,盼弟兄以后对我剧作书有指教”,老实答“会写的”,并遵嘱分享大群。

他一如既往加按,“特别推荐大家务必耐心读一读”:

……在此,我不想比较基督之死与犹太人遭遇大屠杀之死这一奥秘问题(对此神学家们基督徒艺术家们已经有越来越真切深入的探索),更重要的是无数基督徒的生命见证,见证着正是在这样残酷的20世纪,基督之道是怎样的无比珍贵。想说的是,比较之下,我们中国现在的信仰讲台面对这类根本问题常常的浅薄——过于急切的为护教而护教,不是如莫里亚克弟兄那样谦卑下来低下头来聆听、期待……来面对这极度黑暗奥秘……真正的信仰无论如何一定是诚实的……

“像莫里亚克一样倾听”,迅速地拉近了我们的距离。12月9日,秋雨教案发生。次日一大早,他群里号召,“为成都的弟兄姐妹们恳切代祷,求主看顾保守他们”。次日中午,号召“这些天,我们特别为他们恒切代祷。求主特别看顾带领弟兄姐妹们”。13日坦白,“我个人其实一直对成都持保留意见。但是现在,我们实在只有搁置一切不同意见牵挂弟兄姐妹们为他们尤其普通基督徒默默恒切代祷……”如是者很多次。那时很脆弱。

今年1月14日,跟他说自己论文入选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基督教与文学艺术研讨会”,他祝贺并随口问:“你做什么主题报告呢”?可能我太敏感,听出他的期待。第二天回复:“今天才抽出时间,坐在电脑前,读了《贝多芬在中国》《莎士比亚在嘉兴》两部作品,深觉没有早点读,是自己的损失!”

那时想,若来得及,在已提交论文之外,给研讨会再提交一篇?初步想的,是将他的话剧,作一整体打量。为此铺开读。首先通过博客,读此前未读的其他作品,散文、小说、创作谈等,对其人其作有个整体认识。第一印象,他是一位传道人兼戏剧家。

据其见证《“牺牲要在挚爱中”》一文,这位“大地上的行者”、“打地铺的剧作家”,从小生活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平民里弄,“这是一个用彼此牺牲相依为命的爱垒起来的穷家,而且家里还有一些书和古典音乐唱片使生活更加温暖”。“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喜欢看书听欧洲古典音乐。听从母亲的命令我上大学没有读文科,可是这一路严峻的经历煎熬着我一路苦读……”。本来,在“大家眼里我是市府的一名年轻专业干部、工作出色、领导器重、朝阳专业……我的个性讨厌争权夺利一向埋头专业与人无争反而人缘很好前途看好”,可1989年夏天,“一场大病攥住了我,……浪漫的历史迷梦彻底结束”:

……我绝不能做任何层面的残酷看客,必须与原罪作根本的决裂,虽然为此必须作出牺牲。基督的光强烈照射着我终于做出改变一生的决定——抗议罪恶,也在主面前彻底认罪悔改,完全跟主走十字架的路,接受洗礼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亲戚们都受不了了,一个说,“人家有背景才坐上这种好位子,我们知道你走了多远路,你是全因为实干他们要你坐这位子的,多不容易,你疯了吗都扔了?”另一个斩钉截铁的拦住我:“只要没有砍到你头上,管你啥事!”

我接受了基督的呼召走上了另一条路。一夜间,生活彻底改变了;渐渐的,处境越来越不堪了。

这是一位,真以色列人。据他回顾,母亲在八十年代初刚恢复教堂,即受洗成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基督徒,“她长期为家人灵魂得救默默祷告,终于彻底改变了我。”(《十架路漫桂馨——母亲生平简介四》)有位姊妹做见证:“他和他母亲之间的感情异常动人。……这种远超血缘亲情的母子之情,或许只有在欧斯提亚异象中的奥古斯丁和母亲莫妮卡庶几近之。”(褚潇白)虽就世俗生活讲,不可谓不失败。有人说他,是“地铺上的思想者”,他对此甘之若饴,讲“睡地铺很值得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感恩——只有跟着基督,好得无比!”(《万猪投江和一个人工作在黄浦江的领受》)

他也是那种,“豁出去”的写作者。不只写戏剧,还多管齐下。本身是超级爱乐者,“一个人坐排练厅里,能够凭空听曲子”,出手几部剧作,都是赞美诗式的交响。可他又接地气。诸如:话剧《贝多芬在中国》题辞,“谨以此剧纪念陆洪恩先生、傅雷夫妇、顾圣婴一家及所有随着音乐远行的人们”;《茂名路上的倩影》结尾,“作于2003年4月27日,谨以此作,纪念林昭姐妹”;《雁荡平安夜》,“此剧献给:在狂风暴雨的深夜跟主走过庄严苦路的——温州教会及中华各地教会的每一位牧者与弟兄姐妹”。

再如《兰林复活节》中,“广锁妈的男人和弟弟都是好木匠,生广锁那年,两个木匠接了个活儿到北边去。正赶上军队进城,广锁爸在干活的地方中流弹死了,广锁舅舅也失踪了,二十几年了,还是没有一点下落”。略一琢磨,岂非8964?

当然这个“剧情”,与另一“本事”叠合。“外婆一生最大的伤痛是她的弟弟……外婆的弟弟叫沈银根,1902年生,南京大屠杀时35岁。”(《30万南京大屠杀受难者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后代”,他不分古今中外联系:“1937年盛夏绞肉机般淞沪战役的北上海、南京大屠杀、今天纪念的广岛长崎、奥斯维辛、古拉格、文革……都是这样的铁炉。我们应该不顾今天酷暑设身处地想一想——陷入那些大铁炉里的每一个生命的恐怖绝望、才能否定任何为铁炉辩护的理由。重要的只有:人类必须有一条逃离铁炉的出路。”(《铁炉和出路——悼念广岛长崎核爆受难者》)另一随笔写:

……残酷的历史现实中普通人的命运——现实的“必然如此”和道义的“不该如此”——其中上帝的悲悯救赎之在——这是我这些年思考—研究和创作的焦点…(《从野长城到大运河——杭州思绪之一》)

总之“从事文字工作,特别是做戏剧工作,我习惯进入历史的现场、神圣的现场、教会历史的现场等等”(《从走进“现场”到创造性叙事——从一个基督徒的话剧创作谈起》),所写无论剧本、小说、随笔、诗还是电影剧本,“一直故意留在一种矿井般经历中,需要这种黑色现场的经历、祷告和写作调整”(《生命不能承受之旅馆费》)。这些不是空话。举个例子讲,话剧《兰林复活节》中,“在那个人间地狱,死得不明不白”的广锁弟兄,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为主殉道”的戏剧人物的原型,多次出现在他剧本之外的谈论中。初稿于2007年秋,修改于2010年6月的一篇文章写:

我想起了广锁,我最要好的民工朋友。我去一家居民装修房看他,他像狗一样蜷缩在水泥地上睡熟了,睁开眼睛他就咧嘴笑着,他到处如此,拼命干活,累了就地一睡,只要有口饭吃就满足了。后来,他离开上海去天津一个废品收购场打工,长期分捡垃圾废品,染上恶疾回到家里,才三十多岁。他从家里给我打长途电话,还对活下去充满了眷恋……去年,我从上海去皖北某神学校讲课路上,专程绕到无为县一个小村子,他的坟头已是青草依依,我只能坐在坟边盛开的油菜花地上,久久地给他读着圣经……(《深山古树的叹息和守殿弟兄的祈祷——远行记忆之五》)

2013年1月17日博文写:

寒夜赶去乌鲁木齐路看望一位做钟点工的女工刚回。就是他丈夫当建筑工人筑起了21年前马槽书店的第一个店面,很快他成了我最好的民工朋友。我母亲对他评价特别高,我女儿从小就喜欢和他闹着玩,我们来往密切,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其实马槽书店沙龙的朋友们都遇到过他,只是当知识分子们高谈阔论时他永远一脸憨笑一声不吭坐在角落里谁也不会注意他—-也是在那时他结婚了,还是马槽朋友龚工热心为他和他妻子重新安排了工作—-后来,他去天津他弟弟那里帮着做废品回收活,却突然得病回到家乡去世了,才三十多岁。永远忘不了他去世前最后和我通的几次电话,他问起了马槽—-2009年,我去安徽讲课,特地绕道无为县他家乡给他上坟。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在他坟头坐了半天,读经、想念、思考。(《一个和马槽密切相关的民工》)

同年5月7日博文再次说:

我最好的一个民工朋友就是去天津分拣垃圾得了恶疾突然去世的。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恐怖,所以看到一个捡垃圾的我不得不告诫一个“一定要戴硬手套”。可是没用——没一个愿意戴手套,尽管他们几乎个个的手都被垃圾割破划伤过……我想起在一个鞋厂,粉尘严重工人个个满脸乌黑,可就是没一个愿意戴口罩,以至那天我在厂里的讲道题目临时改为《上帝的爱和你们的口罩问题》……这晚,我只有可怜的梦——我们无数沉默的民工同胞知道自己的肺自己的手不像世界那样是铁做的而是肉做的是需要起码保护的。(《你们的手你们的肺也是肉做的!》)

最后剧本写出后,专程去做交代:

前面二百多米外一片连一片的花园洋房,是许多国家驻上海总领事馆:美国的、日本的、伊朗的、法国的—-。而在同一条街的这个上海“弄堂”中这间不到六平方的“亭子间”里,住了三个女人家,她们都是从农村到上海做钟点工的。屋子里,除了她们的上下铺和一直堆放到屋顶的杂物,就只剩下侧身才能挪步的尺寸空间了。我坐在这尺寸空间的一个小竹椅上,广锁妻子只能盘腿坐在下铺床上和我说着话。

“以前说过的,再写剧,一定要纪念广锁。这不,又写了一部,里面有个人—-就用了广锁的名字—-”说着,我拿出复印的《兰林复活节》剧本,翻到《剧中人物》页,再把剧本递给她。她不识字,只认识她自己和她去世丈夫广锁的名字。她接过剧本,找到了广锁的名字,用手指抚摸着,然后垂下头,一声不吭,抹着眼泪。(《从〈贝多芬到中国〉到上海安魂曲》,2017.11月初稿,12月完稿)

的的确确是,“留在一种矿井般经历中”。

他是真正睁开眼的,洞悉“在这块大地上,无辜牺牲者犹如乌黑的煤层,一直一层层掩埋在地表的深处”(《深山古树的叹息和守殿弟兄的祈祷——远行记忆之五》);却也领悟,“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5:20)、“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路17:37)。其博文《把守基督坟的“知识分子”们》向死而生曰:

基督被害后,由于其先前预言过复活,犹太祭司长与相当于犹太精英知识分子的法利赛人不仅封石于墓,且带兵“将坟墓把守妥当”。两千年前的这一幕今天仍在不断重演,总有权贵和“知识分子”不但否认嘲笑复活而且也要把死亡坟墓把持妥当以保万无一失。……他们定要这样,只能由他们把守基督之坟了。但对于我们生活在大地深处的基督徒,基督的复活又真又活。我们因此迎接明日黎明!

这样的“螳螂挡车”之徒,让我眼前一亮。

问题是这样写,到哪儿去发表?问题是这样写,到哪儿去求演出?名山事业也就罢了,问题是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公共领域的深度辽阔写作”,而非教会内部布道。一切就显得棘手。据说第一部大型六幕话剧《贝多芬在中国》先被朗读,“然后慢慢走上上海和香港舞台,受到大家欢迎,在上海断断续续演出了二年多,后来因为大家能够想像的原因才被停演”。2006—2009年创作的大型六幕话剧《雁荡平安夜》,直接展示文革中聚会。据说由北京守望教会组成演出团队,2006年平安夜首演。“原已安排在某剧场演出,临时受阻改在教会内演出,圣诞节又演出一场,受到热烈欢迎与评价。”2007年7月24日晚,作为纪念马里逊福传二百周年的纪念性剧目,在北京某音乐厅演出。

应该首先瞩目,公演与受阻,这些传播学事实。

因而今年1月20日,我微信表达自己的认识:

剧本是一回事,演出是另一回事。……事实证明,你的话剧是能在“公共空间”演出的,不是那种只能在教会内部,或者圣诞节才能演出的“布道剧”。我以为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跟外部世界有对话能力。更不用说,有些作品跟鲁迅具有“互文性”。这很有价值。

外部封杀是一回事,由于外部因素而不得上演或上演难以为继是一回事,作品本身具有怎样的品质是另一回事。兄长的追求极有价值。是真正的“先锋”。

最后一句,是我的深思熟虑。他感慨系之:

的确如弟兄看到,必须而且几剧证明了我们早已经也可以很好在公共空间叙述我们的大故事,我们在公共文化领域太需要重量级作品与大家的交流了。……二千年教会史其实也是二千年基督教艺术文化史的伴随是必不可少的。可惜中国教会普遍缺少这种前瞻,不但不积极扶植基督教艺术,即使有大型作品千辛万苦产生,大多仍然熟视无睹不予珍惜反多不快于这种公共作品“没有直接了当宣教护教……”。尽管内外夹击中就如鲁迅说的常常只能“横着站立”应付夹击,但是我个人清晰被主推动应该如此创作,只能工作下去否则就有祸了。

“横站”一词,说清楚了。其实我讲“先锋”,包含着同样的意思。任何领域的先锋,都不易被理解。姜原来的写作,在排排坐、吃果果的主流社会,或体制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没有位置,用不着多说。他在一篇创作谈中,回答一位听众提问“您的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和没有信主的戏剧作家交流和沟通”时讲:“有过一些交往……他们感到无从说起。上海是个非常实惠、小资化的城市,所有的作者都在追求这种东西,所以他们认为我们的东西和他们的距离太遥远了,遥远到大家可能没法共同对话的程度。”(《从走进“现场”到创造性叙事——从一个基督徒的话剧创作谈起》)

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从教会角度看,也会有疑虑。“没有直接了当宣教护教”算轻的,像《兰林复活节》这样子,构造了“江南山野之地,由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十几户人组成兰林团契”的“叙事”,应该怎么评价?我其实犯憷。还有前面讲的,一系列问题,“搁置理论争议”那么容易?你当然能归因于,每个人领受不同,“理论逻辑依然必要,有上帝光照的理论研究至关重要。但是每个人的责任不同,我永远关注重要理论但绝不以此为任绝不卷入任何理论教条争辩。我的责任是叙事——在祷告中经历——叙事——思考、在叙事中祷告——思考——经历”(《这生活太不可思议》),可我就难办了。

所以一个题目,就要一拖再拖——从岁首到金秋,从去年到今年。

尽管如此,努力是应当的。“今天的中国世界公共领域在金钱和世俗权利操作下,庸俗文化如汪洋大海,严肃文化的生存都面临危机。年幼的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生态更是艰难。”(《从走进“现场”到创造性叙事 ——从一个基督徒的话剧创作谈起》)不能望而生畏,一走了之或鸵鸟主义。也不好用,“独白”立场。像姜原来打的比方:

一组医护人员给人开刀治病,如果他们都是基督徒,会先一起祷告然后工作。但如果其中只有一两个基督徒,这一两个基督徒还坚持一定要大家一起读经祷告了以后才可以工作否则就走人,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这医院的规矩是医护人员搁置各自的不同信仰共同投入专业工作,基督徒恰恰应该遵守规矩,我们默默祷告并努力成为医护工作最出色的成员而不是一走了之,这才是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同样也是我们在公共领域必须做的。(《树,生长在原野~高地~路口——基督教文化使命文字事工的一个异象》)

 

2020年3月16日修订,于海南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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