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客 2024年6月3日
作者: Burkhard Bilger
译者: 苏利文yibaochina.com


装满撕碎的史塔西文件的袋子,保存在德国的一个档案馆。销毁文件是一项累人的工作;重新拼合它们更具挑战性。Ingmar Björn Nolting 拍摄yibaochina.com

1961年8月的一个早晨,在柏林西部街头拦住萨洛梅亚·格宁的人面带微笑,好像认识她。她回忆说,他是一位“相当英俊的绅士”,尽管在人群中很难认出他。他带来了东柏林一位女士的问候,她是格宁最近一次访问东柏林时认识的,一位阿拉伯使馆的秘书。他问格宁是否愿意第二天和他一起喝咖啡。格宁很肯定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考虑到她的过去,这个人极有可能是东德间谍。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yibaochina.com

格宁渴望生活在东柏林。她1932年出生在柏林,那时这座城市尚未分裂,但六岁时她被迫与家人逃离。格宁一家是犹太人。1937年的一天晚上,一个寄宿者向当地警方告发了她们,这个人与萨洛梅亚、她的两个姐妹以及她的母亲住在一起——萨洛梅亚的父母已经离婚。寄宿者声称,萨洛梅亚的姐姐弗兰西斯卡与一个雅利安人同居,违反了种族条例。两周后,弗兰西斯卡去了澳大利亚,但家里的其他人不得不留下来。萨洛梅亚的父亲曾因梅毒住院,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当作“懒惰的犹太人”。在犹太社区帮助萨洛梅亚的母亲支付了100马克的保释金后,他终于获释,随后逃往上海。1939年5月,也就是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其余的家人也来到了墨尔本。yibaochina.com

萨洛梅亚是一个孤独无依的孩子。她母亲从未对她表现出太多兴趣——她后来承认,她只是为了挽救婚姻才怀上萨洛梅亚——而她母亲的男友表现得更少。萨洛梅亚十一岁时,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待了七个月。直到第二年,她的姐姐伦尼娅让她跟着去参加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萨洛梅亚才开始有家的感觉。该党是反法西斯、支持工会和激进的平等主义团体。他们的会议充满了乐观和强烈的归属感——这一切是萨洛梅亚在家里缺少的。不久,她开始在墨尔本市中心散发传单和售卖《青年之声》杂志,阅读列宁著作(她被告知“马克思太复杂了”),在英联邦银行的台阶上发表演讲。yibaochina.com

“格宁是个安全隐患,”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1951年得出结论。这是后来成为厚厚一沓档案的第一份文件。报告将她描述为“肆无忌惮且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她和她的母亲被称为 “一对卑鄙无耻的女巫”。第一份报告指出,格宁当时在一家国营飞机制造厂担任秘书,但这很容易补救: “解雇她不会造成太大的行政困难。”三年后,接连被解雇的格宁得出了一个戏剧性的结论。几年前,她曾到过东柏林,参加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节,听到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让她倍感振奋。她觉得那才是她应该去的地方:站在共产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为使她的出生地免受法西斯主义的侵害而奋斗。1954年4月15日,她登上墨尔本的“奥特兰托号”客轮,回到了那个几乎要了她命的国家。yibaochina.com

她抱着这样的希望。当格宁抵达西柏林并申请去东柏林居住时,她的请求被置之不理。东德人认为她可能是西方间谍——“他们不相信我的热情,”格宁回忆道。西德人则认为她在为东德做事。双方都派了特工跟踪她。1954年12月18日,东德国家安全局(简称史塔西Stasi)报告称:“上午10点,监视被打断,因为附近有两名可疑的人,可能是对方反间谍人员。”档案显示,格宁22岁。她“身材魁梧,臀部结实,脸庞圆润,鼻子修长,深色的金发。”。她穿着二手衣服,显得害羞不安,很少与人眼神交流。然而,她“性欲旺盛”,“对男性不反感”。回想起来,这一切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来说似乎都不值得注意,她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而且很清楚自己可能受到监视。但这让史塔西感到担忧。他们给她起了个代号“跺脚者”。yibaochina.com


萨洛梅亚·格宁的东德护照,柏林墙倒塌前不久签发。yibaochina.com


2023年在柏林的家中。yibaochina.com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格宁努力赢得他们的信任。她说:“我天生如此,篱笆越高,我就越相信自己属于那里。”她搬到伦敦生活了三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她回到西柏林,为《民主德国报告》撰写文章,这份社会主义通讯由约翰·皮特出版,他曾是从英国叛逃到东德的路透社驻外分社社长。最终,1961年,在与那位在街上拦住她的英俊男士喝完咖啡后,格宁如愿以偿:她成为了史塔西的线人,后来还成为了民主德国的公民。yibaochina.com

会面结束后,这位特工的报告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尽管就连史塔西的成员也肯定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会想搬到东德去?yibaochina.com

独裁政权依赖心甘情愿的人。他们不能仅靠强制手段来统治。人们支持他们是为了获取权力或事业晋升,因为他们喜欢发号施令或乐于接受命令。他们起初会出于偏见或钱包、宗教信仰或政治理念行事,然后是基于恐惧。他们可能直到为时已晚才意识到自己在支持什么。1953年,就在格宁来德国不到一年之前,超过一百万东德人参加了全国范围的罢工和示威活动。他们抗议低工资和非人性的生产配额、燃料短缺和食品价格上涨。几天之内,苏联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向五十多个城市进军,逮捕了一万五千多名抗议者。在东柏林,苏联坦克冲进了手无寸铁的人群,向平民开火。yibaochina.com

格宁不相信。她认为这些故事只是资本主义的谎言。就像1930年代崇拜斯大林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或今天支持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人一样,她接受了政府对事件的解释。军队没有攻击柏林的无辜平民,而是在保护他们免受极权主义的侵害。工人起义实际上是一场法西斯政变。1954年,当格宁抵达西柏林时,每个月都有超过3万东德人越过边境逃往西德。据格宁的说法,这是西方榨干东方的又一例证——用虚假的财富和安逸的希望引诱其公民。七年后,当柏林墙横亘柏林,她全力支持。她认为,东德人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不良影响。修建隔离墙的目的不是为了将自己困住,而是为了将敌人拒之门外。yibaochina.com

1963年5月16日,格宁终于搬到了东柏林,她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到家了”。在等待文件审批的八周时间里,她住在宿舍里。后来,史塔西给她在特勒普区找到了一间公寓——没有电梯的五楼,浴室是一个水槽,一个烧煤的炉子供暖——还给她找了一份电子工厂打字员的工作。在安顿下来的第一年,他们一直保持距离。然后,有一天,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男人来到她家门口,按响了门铃。去年9月,当我拜访她在德国的家时,她回忆道:“他说,‘你好,我是国家安全局的。’我松了一口气,让他进来了。”yibaochina.com

我们坐在她位于柏林中心区阳光明媚的小公寓里,这里曾经是东柏林的中心,如今是艺术画廊、苹果专卖店和瑞典电动汽车经销商所在地。格宁今年91岁了,不再是史塔西档案中那个健壮、精力充沛的“跺脚者”,但她的思路依然清晰。她有着一头浓密的灰发、圆头鼻子和一双透过超大眼镜怀疑地凝视的眼睛。她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讲话——明亮的澳大利亚元音交错着粗糙的德国辅音——讲故事时有条不紊、精准,像在清点保险箱里的物品一样报得出名字和日期。她说:“我的人生只有一种方式可行,那就是对事实持开放态度。” 2009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跟错了神》的自传。yibaochina.com

东德人似乎都知道一些像格宁的故事。他们会讲述邻居、同事和亲戚的故事。他们看过2006年上映的电影《窃听风暴》,讲述一名史塔西特工监视剧作家及其女友的故事,然后摇摇头说:“他们应该把它拍成关于我的希尔达姨妈。”史塔西故事的数量之多之离奇是这个机构邪恶影响力的证明,以及它对东德社会各个角落的渗透程度。但它们也展示了其秘密后来是如何被彻底揭露的。1992年1月,新成立的德国政府向公众公开了几乎全部的史塔西档案:111公里的文件,分为约9000个索引标题,涵盖了半个世纪的监控记录。这是历史上最激进的国家机密释放:大规模的维基解密。yibaochina.com

史塔西档案提供了一个惊人细致的画面,展示了独裁政权下普通人在怀疑的目光下的行为。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近30万东德人为史塔西工作,其中包括约20万非官方合作者,如格宁。在1600万人口中,这相当于每50至60人就有1名间谍。自这些档案被公开以来,它们的曝光打乱了政治竞选运动、玷污了艺术遗产,并为无数被错误指控或监禁的公民洗脱了罪责。然而,史塔西最想隐藏的一些文件却从未被公开。在柏林墙倒塌前的几周,特工们销毁了尽可能多的文件。许多文件被碾碎、撕碎或烧毁,永远丢失。但仍有四千万至五千万页文件只是被撕碎,塞进了袋子里。yibaochina.com

德国人努力了三十年时间才将这些文件拼凑起来。这项工作是在柏林的史塔西总部手工进行,这里曾是前国家安全局总部,这项工作经常被誉为德国坚定不移致力于透明度的象征。然而,进展却极其缓慢。创建这些档案需要动用成千上万的间谍和线人,但重建工作却只由十几名档案工作人员完成,某种意义上他们就像拼图爱好者一样。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只重新拼好了不到5%的碎页。以这样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六百多年。yibaochina.com

去年秋天,史塔西档案馆启动了一项新计划,试图通过自动化技术加快文件处理进程,希望利用最新的扫描仪和人工智能程序加速这一过程。这些文件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五分之一的德国人现在支持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而威权政党在整个欧洲都在崛起。然而,档案馆一直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那些因档案内容可能曝光而受到威胁的政治家;另一方面是那些认为档案只提供了对他们历史的狭隘、扭曲看法的前东德人——而西方对此却非常乐于推波助澜。史塔西档案就像一本没完没了的警察记事:详尽而又令人困惑地记录了整个社会的欺骗和背叛。yibaochina.com

史塔西总部位于柏林东部荒凉的郊区。从地面看,它像是一座废弃工厂,灰暗而萧瑟:数十座预制混凝土建筑围绕着一个院子,背对着城市。从空中看,它像一个树篱迷宫。1950年,当史塔西首次搬进这里的一座前财政办公室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刚刚成立。三年后,这个国家陷入恐慌状态。在工人起义期间,抗议者几乎占领了柏林的政府总部,直到苏联军队介入。事后,大约1500名抗议者被判处长期监禁,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决心不再被猝不及防。它需要一个预警系统,以便在想法转化为行动之前了解东德人的想法。史塔西此前一直专注于外国特工和其他来自国外的威胁。而真正的危险来自国内。yibaochina.com


位于柏林的史塔西总部,前东德国家安全局。yibaochina.com

史塔西的监视,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在柏林有一个专门的设施,用于每天蒸开并阅读数千封私人信件。另一个设施里挤满了工程师,他们设计出极其微型化的监控设备:可以藏在纽扣孔后面的针孔相机;可以插入钢笔、桌腿或假方糖中的豌豆大小的麦克风。为了监视私人住宅,特工可能会在隔壁公寓里设置设备,在墙壁上钻一个洞,然后插入一根两端分别装有目镜和镜头的软管。为了在夜间拍摄监控照片,特工可能会在目标经过时触发隐藏在车门内的一组红外线闪光灯。很少有地方能躲过史塔西的耳目,据说有些人会把最敏感的对话留到城市公园的打乒乓球时刻。史塔西发现后,据说他们把麦克风挂在了树上。yibaochina.com

1990年1月15日晚上,柏林墙倒塌两个月后,超过一万名抗议者聚集在史塔西总部大门外,他们拿着砖块高喊“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把你们困在里面!”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等待了很久。几周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史塔西办事处已被占领。东德议会已于12月1日正式结束了统一社会党的统治,政治局也于两天后辞职。当时,在柏林西南3小时车程的埃尔福特市,有报道称当地史塔西上空冒起浓烟。特工们在焚烧文件吗?一天之内,一个名为“妇女变革促进会”组织的活动人士号召市民占领了这座建筑;东德其他城市的市民团体也纷纷效仿。接管行动迅速且大多依法进行。活动人士与当地警方合作,并请新任命的州检察官来保护所有文件。他们希望像他们的前任那样明确而合法,而不是背信弃义。yibaochina.com

史塔西总部是一个更令人生畏的目标。该机构曾有多达七千名员工,以残暴无情著称。它是一个拥有巨大而令人生畏的权力的地方。“没人料到会立即被杀,但那确实令人恐惧。”在大楼被占领后组建的市民委员会负责人大卫·吉尔告诉我。史塔西总部的特工们把文件浸泡在水中并将其捣成纸浆,因此大楼上空没有冒出可疑的浓烟。尽管如此,吉尔说,“每个人都知道。”当我问他为什么他们等了两个月才去救出这些文件时,他说:“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yibaochina.com

我和吉尔站在大楼中央。庭院对面,矗立着那座笨重的行政大楼,它曾经由史塔西神秘的主席埃里希·米尔克统治。1990年抗议活动的第一晚,一些史塔西工作人员最终打开了大门,但将人群引向了附近的一栋文化建筑。米尔克的办公室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被占领,吉尔也在抗议者行列中。yibaochina.com

当我们走进大厅时,他说:“这里的气味闻上去还是老样子。”他回忆起当年和其他人第一次冲进来,他环顾四周看到的橡木镶板和米尔克办公室里那张平庸的中层经理办公桌,心想:这真是个庸俗的市侩!这个地方怎么可能让他们感到如此恐惧?“但与东德其他地方相比,这里已经很奢侈了,”他说。yibaochina.com

吉尔现在是德国驻纽约总领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面颊丰满,眼神淘气,举止从容。两德统一后,他获得了法学学位,2012年至2017年担任了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的幕僚长。但在1990年,他只是一个前管道工,正在学习成为一名象他父亲一样的新教牧师。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与一位抗议者交谈,后者带他见了占领团体的领头人,之后他加入了市民委员会,并很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他是委员会中为数不多的有政治经验的成员之一。十年级后,他进入了一所未被国家承认的教会学校,那里的课程不受马列主义原则的规定。“我没有被意识形态束缚。”他告诉我。“我们有一个学生议会,所以我习惯于辩论和演讲——这些都是你在普通学校学不到的。”yibaochina.com

柏林墙倒塌后,一群反对派领袖和东德政治家组成了由神职人员主持的中央圆桌会议,负责监督向新政府的过渡。与此同时,市民委员会负责决定如何处理史塔西及其档案。有一张吉尔在史塔西总部被占领后不久新闻发布会上的照片。他的衬衫皱巴巴,袖子卷了起来;头发几乎遮住了眼睛。他附身麦克风前,一副恼怒的紧张神情,仿佛准备打断某个顽固不化的提问者。即使在所谓的“和平革命”的狂热月份里,史塔西档案仍是激烈争论的焦点。市民委员会的一派希望保留这些档案,而另一派则希望销毁它们。东德人担心这些记录仍会被用来对付他们。西德人担心这些文件会暴露他们自己的情报人员。只有史塔西知道档案里有什么,他们警告说这些信息可能会摧毁整个东德社会。“他们说,‘这些档案是社会炸药——整个国家都会爆炸。’”吉尔告诉我。“人们会因为邻居为史塔西工作而杀了他们。”yibaochina.com

(待续)yibaochina.com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4/06/03/piecing-together-the-secrets-of-the-stasiyiba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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