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政治的话语，在当代中国一向都是敏感的禁区。政治不属于公众，它只是少数人进行权力分配的游戏。中共建国六十年的历史表明，国家的走向和民生的安排、资源的掌控和财富的归属、甚至道德的倾向和法治的建立，都被置于一个政党的垄断之下，并任由其按自己的需要加以设计。公众唯一的选项就是拥护和顺从，任何质疑、反对和非议都会招致打击、整肃甚至监禁和死亡。这种巨大的压抑使中国人的日常叙事都远离了政治。
1989年是一次例外，公众表现出了参与国家改革的急迫心理和不计后果的勇气。随着血腥的镇压而在那年夏天匆忙结束的民主化努力，既在这之后诱发了中国社会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盛行，也给此后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资源，那就是抗争者的不屈和坚持，以及对我们所置身的体制的更全面的反思与觉醒，虽然这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少部分人的事。
此后的二十年，官方和民间在许多问题上的表述始终无法一致。官方津津乐道于解决了人民的温饱，并以经济成就来彰显所谓的改革已经惠及了全体国民的利益，但对于官商共谋下权贵资本的形成、行政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恣意扩张和分配与保障上的种种不公等，则向来讳莫如深或断然加以否认。至于更为民间所关注的健全的法治、平等的发展机会、自由而又充分的信息共享以及受到足够保护的私人空间、比照《宪法》应该兑现的各项公民权利，这一切又都和官方强制形成的话语系统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官民对立的日趋普遍和尖锐。
舒缓这种对立的绝不应该是进一步的压制。公民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主张和评议国家的政治走向，这些载于《宪法》的公民权力，要从一纸空文落到实处，就首先要开放公众的言论。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群体的分化，由利益产生的激情和冲突塑造了不同的追求与观点，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传统体制与价值的捍卫者，还是社会变革的积极的鼓吹者、拓展私人权利边界的挑战者，他们都在努力扩大各自的影响，并进而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共识。虽然这样一些努力和希望，经常受到压制和被迫放弃，但也好过把政治话题从中国人的生活里强行驱除出去。
于是，政治正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无论权谋集结的庙堂，还是热血沸腾的广场，这些精英化的符号都曾远离公众的日常生活。在大多数人疏远政治的同时，政治也就在少数人的操控下成为黑幕与凶器，或者是成为另一些人献身于理想的祭坛。但是，假如我们的生活终究不能超越政治的左右，那么围观它、议论它、甚至于抨击和试图改变它，是不是就有可能推动我们的生活更接近它原本应有的模样呢？
作为近二十年来表述民间政治诉求最为完整的文本，《零八宪章》为公共空间提供了一套完全独立于官方的话语资源。更重要的是，《零八宪章》的传播过程突破了以往政治建言惯走的精英路线，这一点可以从它的签署者构成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发言，也包含着多种群体的声音。而《零八宪章》之所以能够在最大范围内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共鸣，原因就在于它是用最普通的常识来反思当前的体制和构想未来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零八宪章》是一种创造性的前进，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对政治文明和社会常识的回归。
从迷航中回归，这是亟待在当前现实中梳理和解决的问题。中共施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效率优先而无视公平原则造就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让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抱有稳定的预期。事实上，缺乏公平与制衡的社会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可能在下一个瞬间就突变成险恶的丛林。与此同时，三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党主天下”，导致人祸常常甚于天灾，制度作恶更是把每个个体置于危险之下。由此可见，没有政治上的进步，所谓的经济繁荣、法治建设、人权保障，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觉。
不幸的是，《零八宪章》招致了当政者近乎出自本能的抗拒。无论刘晓波先生被判重刑，还是此前此后对宪章签署者的打压，都表明中国的政治生态依然是言论即可定罪、民主遥遥无期。中共自我标榜的所谓大国崛起，显然不是崛起在世界文明的主流，而是自恃国力强盛固守专制政体于民主化大潮之中，既没有丝毫的自省之心，也不会有改弦更张的自觉。
这是现实里的悲哀，却不是不可变更的现实。当日常生活的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变革才是出路的时候，变革就已经悄然地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了。《零八宪章》自发布以来的，迄今源源不断的有新的签署者加入进来，却未见有任何人迫于压力宣布放弃，这种可贵的坚持和集聚，本身就在强化民间的道义和夯实民意的基础。更何况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宪章签署者们还以各种方式表述自己签署宪章的立场和观点，这就使《零八宪章》虽遭官方的压制，却仍然顽强地在公共空间里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吸引着更多的人来了解宪章和认同宪章。
把《零八宪章》向公共空间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让更多人觉醒的过程。如果在我们的身边，不断有人汇入签署者的行列，如果《零八宪章》提出的各项主张能够引起更持久和更广泛的探讨、哪怕是争议，都意味着民间的政治热情已非官方所能扑灭，未来政改路径的选项也日渐集中和清晰。言论即是践行，一切始于现在，始于我们对《零八宪章》的坚持，始于我们的出发。
2009年1月18日写于上海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