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悄然之变下的繁盛与彷徨-“革新开放”深水期的越南

作者：王庆民（本文写于2020年，后来又做了一些改动）
原文刊载于：独立中文笔会网站

编者按：近日越南总书记阮富仲去世，引发世人对越南的关注。之前网传一些越南洗心革面进行民主转型的贴子被证明是作者一厢情愿；但是把阮富仲领导的越南看成跟习近平领导的中共统治完全一样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篇文章虽然写成于四年前，当时阮富仲还没有打破连任，但是文章给出的全景式的越南政治图谱至今还是有效的。也正因为越南既有一党专制的一面（而且这也是个人独裁得以成功的制度性基础），也具有向自由转型的积极的一面，所以阮富仲去世之后的越南前景更加扑朔迷离，祝愿越南的未来能够摆脱共产专制的枷锁，迎来民族新生。

前言

最近数年，越南进行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在中国，这被讹传为“改革户籍制度”。实际上，这与真正改革户籍管理体系还有距离，越南仍然存在进行人口分类的户籍管理系统。但这仍然是一个具进步标志的举动。而且，越南政府也推行了如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首都（河内）与直辖市（胡志明市等5城市）永久居民申请规定，以促进全国法律的统一和国民平等。这些都可以视为居住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户籍制度最为熟悉，它的影响几乎伴随每个国人的一生，如今依旧存在并深深的影响到国家和人民的诸多方面。因此，越南户籍改革举措引发了中国国民的普遍关注和议论，越南的变革也映入国人眼帘。而这一举措，只是近年来越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隅。

自1980年代中期越南开启“革新开放（越南语国语字（拉丁化）：Đổi Mới；英语：Renovation）”后，越南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教卫生等各领域，全都在改变着。但由于其发展较晚、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克隆版，这一系列变革没有得到中国和国际社会充分的重视。事实上，在表面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亦步亦趋之下，越南“革新开放”与中国有诸多不同。尤其最近的十多年，越南在政治领域的改革，已经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了显著的差异。而在经济领域，其改革的方向和许多关键点也越发具有创新性。至于其他领域，也都展现了一些与中国相异的特色。这些都值得国际社会尤其国人和工作于关注中国变动的人们了解、研究，并对推动中国的变革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越南“革新开放”政策实施的背景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今属正式名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汉喃：共和社會主義越南）”的国土上，战乱不断。连续而酷烈的战争摧残下，中南半岛东部的这片土地民生凋敝、凄风苦雨。而1975年北越政权统一越南全境后，其内政、外交、军事政策的一系列失败，更是让越南国民经济处于几乎崩溃的状况。直到1986年，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阮文灵（Nguyễn Văn Linh）开启了“革新开放”的进程，越南经济、对外交流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越南也跌跌撞撞的走在了发展的快车道上。

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虽曾经长期是中华诸帝国的藩属国，但实际上处于几乎完全独立的状态。后来，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虽然有剥削和压迫，但也促进了越南的近代化，并让西方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等启蒙思想传入越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逐渐控制了越南，将之作为日本帝国殖民的一部分和对抗美英荷中等国的后勤基地。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9月2日，越南国父胡志明在河内的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建国。这可以看作是现今越共政权建立的标志。

但法国殖民者很快卷土重来。1946年11月，法越战争/越南反法抗战（Kháng chiến chống Pháp）爆发。战争初期，胡志明为首的越盟失去了除中越边境山区外所有领土。后来，在中国的大力支援下，越盟逐步收复失地。直到1954年，越南在中国军事顾问和中援武器的支援下，于奠边府决定性的击败法军，战争才宣告结束。整个战争中，双方长期拉锯，法军狂轰滥炸、双方四处交火，战争波及的越南北部地区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而造成更大破坏的则是越战，尤其是由美军直接参与的越战阶段。1955-1975年，以北越政权和南越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国、苏联和几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一方，以南越政权、美国、韩国及美国其他盟友为另一方，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全面对抗，是二战后至今最酷烈的战争。在北方，以地毯式轰炸“滚雷行动”为代表，美军常态化的高空轰炸几乎摧毁了北越所有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例如工业发展的引擎电力和石油供应，以及道路交通设施，都遭遇沉重打击；在南方，美国和南越军队与越共游击队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如越共发起的“新春攻势（Sự kiện Tết Mậu Thân 1968）”和美军的“‘战略村’计划（Ấp Chiến lược；英语：Strategic Hamlet Program）”，也让南越政府改善经济的努力被战争侵蚀殆尽，哪怕它得到了大量美国资金的挹注。而1975年北越攻占南越全境的统一战争，也对南方的基建造成破坏。

而分别于1978年底和1979年爆发的越柬战争和中越战争，则继续损耗着脆弱的越南经济，让它雪上加霜。中国军队对于北越工业区的破坏，让复苏不久的越南北方工业基地一度重新陷入瘫痪。

历经这些战争，1980年代的越南成为一片废墟，工业更是几乎要从零重启。但越南经济困境并非仅仅源于战争，还有其从建国至统一后十年（1945-1986）极左政策制造的经济危机。

虽然和中国、苏联，以及其邻国柬埔寨相比，越南在政治、经济各领域都是相对“少折腾”的，但是并不是没有“折腾”过。在越南第一个五年计划（1960-1965）期间，越南就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在战争年代还情有可原。但是战后在越南全境实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1980）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以总书记黎笋（Lê Duẩn）为首的越共中央依旧在工农业领域选择效仿苏联，工业发展被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所束缚，工人和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激进的土地改革尤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原本就低下的生产力再度下降、国民收入进一步下滑。而且，相对于中苏等国，越南工人和农民工作纪律更差、劳动效率更低，像苏联那种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在越南根本没有实现的环境。

越南虽然不排斥甚至尽力争取外援，但当时的国际环境却不利于越南。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后，西方国家宁可支持搞大屠杀的红色高棉政权也不支持越南，中国更是出兵攻击了越南。这样，越南的外援只有来自苏东国家。为此，越南还于1978年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俄语缩写：СЭВ）”。但1980年代苏东国家恰恰同样处于经济困境，对外援助逐步削减。虽然苏联为保护这个重要盟友愿意提供不少援助，但越发力不从心。而且，简单且少量的“输血”而非外部资本、技术、生产方式的常态化输入，只是杯水车薪罢了。1991年，经互会和苏联一起“灰飞烟灭”，越南最主要的外援也彻底不复存在。

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还有大量人才的流失。1975年北越发起统一战争后，大批南越精英担心被清算，纷纷逃离越南，“投奔怒海”。统一后，越共政权虽没有进行死亡清洗，但糟糕的经济政策与民生凋敝的环境，还是导致剩余的精英乃至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大规模逃亡，形成了超过百万的难民群体–“越南船民”，遍布香港、东南亚乃至欧美各国。这些人的逃亡既是越共政权恶劣经济政策和环境的结果（之一），反过来也加剧了越南经济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于是，1975年到1980年代中期的越南经济并未像许多战后国家那样迅速复苏，而是愈发萎靡不振，国民陷入赤贫之中，人均年收入仅为约合200-300美元，25%的儿童营养不良，6000万国民普遍在贫困乃至饥饿中挣扎。

于是，就像中国在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其实经济已经崩溃）”而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一样，越南在民生极度困苦、百业凋零、国民经济羸弱不堪的情形下，经济社会政策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二）“革新开放”的发端和正式启动

如前所述，1980年代的越南，几乎处于经济绝境之中。而这，也成了越南经济不得不改的客观动力。

同样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越南的“革新开放”也是以一场标志性会议为公认的起点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几乎整整九年后，1986年底召开的越共六大，也标志着越南正式走上了“革新开放”之路。

在越共六大之前，越共政权已经开始进行局部的改革。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甚至略早，越共中央已下放了一些权力，默许部分地区实行激励机制、鼓励农民多劳多得的措施。再后来，甚至还给予各省份自行成立外贸公司的权利，而非由中央垄断。这些改革也都是在恶劣的经济形势下被迫实行或默许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让越共中央看到了改革的好处。越共的四届六中全会也肯定了这些改革措施。但这种改革是有限的、不连贯的、局限在部分行业和部分地区的。面对经济民生危机，全面改革势在必行。

1986年7月，奉行亲苏保守路线的黎笋（Lê Duẩn）去世，由亲华派的长征（Trường Chinh）（原名邓春区（Đặng Xuân Khu））继任总书记。在经济上，长征曾比黎笋更加左倾，例如他早年在北越进行过激进的土地改革，包括农业集体化，以及过程中广泛的镇压。真正开启“革新开放”的，是于数月后越共六大上正式接任总书记的阮文灵。

阮文灵，1915年出生于越南北部的兴安省。他14岁即参加了越盟下属组织胡志明市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来被派往南方进行党支部建设工作。从1930年至1945年，他曾三次被捕入狱。越战期间，他已成为北越政权在越南南方最主要的领导人，并参与策划了“新春攻势”和一系列对美国和南越的宣传战。

阮文灵一直反对对南方进行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主张保留私有经济。这或许和他长期在南方工作，受到更多的自由主义思想熏陶有一定关系。但他的这种“离经叛道”的主张却导致了黎笋等人对他的排挤，并一度被迫离开政治局。直到1980年代中期，面对越发糟糕的经济，阮文灵的主张才重新得到接受，他也得以重返政治局。在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上，与长征同属亲华派的阮文灵正式接任总书记一职。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越共政权确立了“革新开放”的路线。

本次会议议程的核心就是如何推动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经济”成为了越共六大的核心要务。为此，在党代表的要求方面，就着重于更能理解党新型经济政策的党员、年轻党员参加，以为改革打下组织和人才基础。

在会议上，包括长征在内的越共中央高层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并承认越共中央各机构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及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起来很相似。二者都检讨了党过去执政的失误，并且提出要进行革新与改变。不过相对于中共《决议》对已去世、下台、失势人物的批判，越共六大上则是由当政者主动承认自身的错误，且总书记长征主动放弃继续担任总书记。在这一点上，越共的自省和变革意志是强于中共的。

而阮文灵则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批判了越共现存的问题。他在会上称，越南“生产活动萧条、流通体制混乱，当局容忍社会经济困境持续、人民信心动摇”。而如中央书记处书记阮升平（Nguyễn Thanh Bình）、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副总理）武文杰（Võ Văn Kiệt）、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武尘志（Võ Trần Chí）均表达了相似的意见，主张厉行改革。

相对保守的长征等人，依旧强调坚持越共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对经济的控制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经过各方商议和妥协，最终形成了以下共识并成为决议：

1.“大会要求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也意味着，越共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对外反侵略战争，转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中共政权“改革开放”的首要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非常相似。

2.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由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的革新路线。这与中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类似。而“对内要正确对待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要调整产业结构，重新安排投资方向确立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顺序，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具体内容，则同样与中共“改革开放”之后数十年的经济纲领相似。不过，中共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才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而越共早了近6年。越共六大上，越共中央还提出“全面推进革新事业，以市场机制彻底取代计划机制”的目标，比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明显迈的更大更快。

但会议同时也提出，要“继续努力控制小商人、资本家”，并在此后拒绝了西方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全盘私有化的建议，在重点领域保留了国有化。这表明越南在大步前进的同时，并不会抛弃其执政和立国的经济基础。这也从侧面表明，越南不会放弃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列宁式一党专制制度。这一点与中国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坚持中共的领导作为底牌，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后来实际的运作上，越南国有企业在大型企业的占比是极高的，远高于中国经济中的公有制比重。这很大程度是在于越南经济体量小、国内行业竞争度低，不像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劳动力发展大型民营经济。

3.越共在会议上还认为，“由于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许多落后和错误的观念，所以这次大会应当成为党在思维、作风、组织和干部工作中改革的标志。”这相当于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关于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六大要求，包括“改造经济计划的官僚体系，并把中央机关的权力分散、让决策程序更为独立，以提高经济管理体系的效率”、“厘清部长会议的职权、权限，并重组国家管理机关，提高其效能”、“改善党的组织能力、领导和干部培训程序”等。这类似于中国的简政放权、精简和重新调整管理结构、将原属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政企分开”之类措施。越南也效仿中国设立胡志明市、岘港、芽庄、富国岛等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但全国整体的开放速度要快于中国。

4.对外领域，实行“‘广交朋友’的灵活方针，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资。”这与中共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以及后来的“走出去”战略类似。

除了经济，越南在外务方面还强调要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改善关系，虽然只提及了瑞典、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并未提及结束血腥战争仅11载的“仇敌”美国，但也充分显示了越南希望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帮助的意愿。这也与中苏交恶后，中共积极改善对日对美关系，并在“改革开放”后更大幅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多有相似之处。而且相对于中国，越南改善对外关系的步骤更快。在1975年，越南还处于只有苏东国家支持，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关系处于险恶或冷淡的状态，因此六大上推出的改善外交举措显得更为积极和大胆。

很明显，在越共六大上，改革派大获全胜。根据越共对六大的定性，六大后的越南“在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观念和路线以及对外的许多大政策都有了方向性的转变”。而国内外的评论人士也都把越共六大看作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转折点。

而在越共六大上，大多数政策与中国此前和之后的许多大政方针颇为类似。虽然在实行的时间、力度及部分细节上与中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越共六大及之后的十多年，越南的“革新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具有明显一致性的。在2000年代以前，两国的改革进程都是在坚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经济上的公有制为基础、对市场经济有限放开的基础上进行，还没有产生质的差异性。

（三）“革新开放”的前期与中期：解放生产力后经济的腾飞与新问题的初现

“革新开放”全面开启后，一批新的党员干部得到提拔。在全面改革之前，为越南立国流血流汗的军人是越共中央和地方最强大的势力；改革之后，军方的影响力大幅削减，代之以擅长经济的技术官僚，后者逐步成为越共政权的骨干力量。在改革之前，中央干部占据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大多数席位；六大之后，越共提高了地方官员在中委和政治局的权力比重，以增大各地方在中央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此外，越共六大也完成了越共高层的新老交替，长征、黎德寿（Lê Ðức Thọ）、范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等越共元老纷纷退位。这一切都为培养和提拔新人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革新开放”奠定人才之基。

当推动革新的领导班子和基层骨干就位之后，“革新开放”的大幕正式拉开。

正如越共六大的决议所说的那样，越南开始了全面变革。在经济上，不再强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私有企业、个体商户名正言顺的进行合法经营；在农村，除了土地所有权还在官方，使用权、收成支配权均归农民个人所有。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工业还是农业，都可以在限定范围（但开放范围广泛）和缴纳税款的前提下自由交易，商品经济繁荣。

而在对外领域，越南引进外资决心坚定、态度诚恳。因此，虽然正值苏东剧变、来自苏东的外援几乎断绝，但越南与西方国家很快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关系。虽由于越南本身经济体量的微小、工业基础的薄弱，以及双方一些政治因素的阻碍，对外贸易和外援并未给越南决定性的帮助，但还是很大程度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于越南引进外资和技术、促使国内市场与国际接轨，起到重要作用。

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同时，越南大力发展出口产业，用来刺激经济和赚取外汇。1999年，越南对外出口额高达GDP的40%，在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一枝独秀，更挽救了危机中的越南经济。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贸组织，在对外经贸合作领域又上了新台阶。

在外交上，越南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与中国改善了外交关系。1979-1989年，中越两国爆发了断断续续长达十年的边境冲突，两国关系也在中国发起“自卫反击战”后降到历史冰点。原本两国关系还可能长期冰冻下去，但中越两国内部与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两国关系迅速缓和并重新成为战略伙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越南最大的靠山瓦解，这不仅迫使越南必须改善与中国关系，也在客观上为中越关系改善破除了来自原苏联的阻碍。而中国经历六四事件，在国际上遭遇空前孤立，也需要与越南等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抱团取暖。越南的“革新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颇多类似，也都强调对外友好和开放，使得两个利益与路线均有高度重合的国家关系迅速升温。1991年，中越发表联合公报，两国关系正式正常化。两国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经济方面自然也少不了，甚至后者才是重中之重。1990年代及之后，原本就有悠久历史贸易传统的两国邻邦经贸关系迅速升温，越南与邻近的中国广西省更是边贸繁荣。

此外，为摆脱国际孤立，越南还逐步从柬埔寨撤军，这既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感，也减轻了财政负担。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意味着东盟其他国家不再将其视为地区级的“红色霸权”、“东南亚的苏联”，而是合作伙伴。东盟地区在90年代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广阔。因此，加入东盟的越南得以开辟周边国家市场、促进与区域内各国的经贸交流，对越南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1986-2006年，越南对同区域（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例，分别由1.16%和1.13%增大为30.5%和20.2%。

随着“革新开放”逐步深入，一方面，越南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哪怕底子还是相当薄；另一方面，革新政策与旧体制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许多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浮现。

1986-2006年，越南年均经济增速约为7%。这20年间，人均GDP由385美元增加到1080美元，是“革新开放”开启时的3倍。即便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席卷东南亚，越南经济也保持了平均5%以上的增速。虽然相对于中国，越南这20年的经济增速略低，但却高于同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一个在战争的瓦砾和战后动荡中艰难前行的国家，这样的成绩实属不错。此外，如进出口等外贸数据更是增长迅猛。越南出口总额由1986年不值一提的789万美元，增长到20年后的398亿美元，令人感叹其外贸发展之速。越南很快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早在1990年，纽约时报就将“革新开放”后的越南经济迅猛发展称为亚洲的“经济奇迹”，进入新世纪的越南更被寄予厚望。

而同样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国民社会保障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人均寿命和国民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例，1974-1975学年，越南只有41所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和教职工分别只有55700和8658人。而2007年，高等教育机构猛增到345所，学生人数达到了200万人。1991年，只有2%的适龄者在读大学，1999年即达到了11%，2016年大学净入学率则达到了28.6%。同时教育改革也在展开，包括放开私人教育机构的开办许可、有限的教育市场化、公立私立教育结合、允许建立外国大学在越南的分支学校、降低外国对越教育投资门槛、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等措施，并努力让越南的教育符合国际标准。

虽然这些很大程度上属于越南饱经战乱和长期相对封闭后的补偿性增长，但仍旧十分喜人。尤其相对于1975-1986年即“革新开放”的前11年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后20年取得的成就更为可圈可点。而且，越南经济从战争恢复期结束后，依旧长期增长，已不是简单的补偿性发展，而是实现了具有持续性的经济繁荣。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

首先，社会贫富分化迅速加剧，腐败和裙带主义现象日益猖獗。“革新开放”给了越南人发家致富的机遇，也制造了越发严重的不平等，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均、社会地位的差异、得到的各项社会服务与保障水平的差别等。当胡志明市富裕起来的新贵正在酒吧灯红酒绿之时，越南北部农民还在为温饱挣扎。即便到了21世纪初，越南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但事实上位于农村乃至内陆中小城镇的居民，普遍还没有达到联合国人均一天1.25美元的最低生活标准（2005年标准）。

贪腐问题则与经济繁荣密不可分。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了各级官员权力寻租的机遇，而专制体制下民主法治的缺失，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泛滥成灾、难以遏制。当然，越共一直强调反腐和廉洁，也有类似于中国纪检部门的反贪腐机构，而其“反腐”的手段、目的、结果，同样可以参考中国。

关于裙带关系，以2006年担任越南总理的阮晋勇（Nguyễn Tấn Dũng）为例，其子女都分别在越南党政和企业担任重要职务。如其长子阮清谊，就曾担任越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富国岛所在的坚江省的省委书记（值得一提的是，阮晋勇本人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后又跻身越共中央委员会；次子阮明哲年仅25岁时就已是越共平定省省委委员；女儿阮清凤则拥有两个投资基金会，还掌握着包括麦当劳在内的外国企业在越经营权。而其他越南党政军高层的近亲属也在“革新开放”的大潮中，借助裙带关系抢占了先机，“先”富了起来。

这自然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但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无力反抗，无法通过民主选举或游行示威的方式改变现状。这就涉及到“革新开放”带来的另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第二，繁荣的经济与僵化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现行专制体制下得不到解决，越共一党专制面临着经济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多元诉求的挑战。虽然“革新开放”也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其改革是很有限的，最核心的权力归属、权力结构并没有改变，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没有改变，权力决定资源分配的格局没有改变。与中国六四事件后的改革一样，此时的越共也在继续经济改革的同时拧紧了政治改革的阀门。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六四事件……原“斯大林模式”下列宁式政党统治的各国发生的变化，也深深影响着越南。前两个事件让越共高层感到了统治的危机，而发生在中国的变动则让他们有了维持政权的信心。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Đỗ Mười）为代表的越共中央在坚持“革新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措施积极巩固越共在越南的领导地位。他的继任者黎可漂（Lê Khả Phiêu）和农德孟（Nông Đức Mạnh）也实行了相同的发展路线，即经济开放与政治专制并行。

但这样的体制日益显示出不可持续性。面对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不足、贪污腐败、裙带政治，土地征用问题、教育医疗资源不均，以及逐渐出现的民族冲突（包括越南主体民族京族与高棉人、泰人、华人），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而专制体制下，没有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也没有可以通过结社、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诉求的渠道，还欠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在高压统治和经济增长下，表面上形势大好，实际上暗流汹涌，社会酝酿着动荡，政权也感受到了危机。

面对这样的局面，越共政权其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效仿2013年后的中国，强化专制极权，摧毁公民组织、打压新闻自由、镇压维权运动，用铁腕手段遏制蓬勃兴起的公民社会；另一条道路是，推动国家走向更加开放、多元，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尽力满足人民的民生诉求，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推动政治革新。而后来的史实证明，越共政权选择了“折中”于二者的道路。

（四）进入深水区：政治改革的试水与经济民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其实，早在2000年代之前，越共的党内民主程度就高于中国等其他列宁式政党主导的国家。不同于苏东和中国，越南受“斯大林模式”影响较小（这一定程度上与越共控制北越时斯大林已去世、赫鲁晓夫“解冻”有关），也没有出现像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专横跋扈的政治强人。越南国父胡志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和蔼开明、能够从善如流的政治家，他个人也没有政治私心。在胡志明去世前，他带领的越共没有发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激烈的肃反、运动，而是相对团结的抵抗外敌。而他的继任者黎笋虽然是比较专断的领袖，但也没有突破胡志明时代建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调。而再往后的几任越共领导人，就更没有一手遮天的能力了。

而越共六大即“革新开放”开启之后，越共政权的政治革新尤其党内民主，就以相对实在的行动得以发展和落实，并取得了不俗成就。

首先，越共高层和基层领导的产生更具竞争性。从2001年的越共九大开始，越共中央委员就实行差额选举。而1988年越南总理选举，杜梅虽当选总理，但其对手武文杰（VõVănKiệt）得到了36%的国会议员支持，这在列宁式一党专制国家是极罕见的。而越共十大上更是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虽然很大程度是形式上的）。到2010年，越共开始在基层和地方实行党委书记直选，党务一把手由广大党员选举而非自上而下任命产生。这在其他类似政体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虽然这样的选举并不是民主国家那种完全开放、自由竞争的“标准化”普选，但在一党专制国家已算是难得。

而中国各地党委书记和政府一把手均为任命产生，虽名义上需经人大批准，但极少有被否决的例子，中央层面更是一片“赞同”。而总书记和总理的差额选举，在中国就是天方夜谭了。

第二，越南国会选举民主化、实权化日益增强，对党政机构的监督作用越发强大。1992年，越南新宪法颁布，国会很快也改以了全民差额直选的方式产生。差额直选意味着国会议员的产生更具竞争力、更代表民意。

当然，根据近年来越南国会选举的详情可以得知，这种差额选举的候选人也是经过筛选，而且差额选举中也必然有“内定胜利者”和“陪衬者”。例如，在2011年越南国会选举中，越共党员占据国会议席的90%以上，14位政治局委员全部当选。不过，也有无党派的商人得以当选，而越共和越南中央政府提名的182位候选人中也有15人落选，包括前司法委员会主席。

同时，越共政权也开始给予越南国会更多实权，减少对于国会是“橡皮图章”的指责，提高国会的话语权。最典型的，就是由国会对越南中央政府高官实行“信任投票”制度，由国会议员对政府高官投下“高度信任”，或“信任”，或“低信任（其实就相当于‘不信任’）”，以评估官员品格与绩效。在2013年越南国会的投票中，总理阮晋勇仅获得210票即42%的“高度信任”票，而“低信任”票高达32%。而越南国家银行行长阮文平的“高度信任”票不足18%，“低信任”票高达42%。虽然在这种“信任投票”中排名靠后并不附带任何直接的处罚，但足以对在任党政官员制造巨大压力，以匡正得失、监督政府。此外，越南国会也曾在2010年否决政府（其实也是越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修建从河内至胡志明市高铁的议案，显示出其在非政治性的重大事务上有时可具有否决权。

此外，越南国会议员也十分敢言。例如在国家制定《网络安全法》以加强网络控制时，就有议员直言不应订立相关法案。在关于交通规则处罚问题上，有议员直接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让部长在十字路口站上10分钟”。还有议员提出关于针对儿童性犯罪严重和特区存在的炒地非法交易等敏感话题，并质询相关部长。

而这一切，在中国的全国人大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大对于官员任免从来都是极高的比数通过，全国人大更是从未在重大事务上成功使用过哪怕一次否决权（那次知名的“低票通过”的关于三峡工程的提案，实际也是以67%的同意率通过，其余大多弃权，反对票仅10%）。至于可以作为官员施政满意度评测并公之于众的“信任投票”，中国更是没有的。而人大代表从不会和部长、各省领导唇枪舌剑，许多人大代表团的团长本身就是各地的一把手担任的。虽然越南国会也不完全独立，但比几乎完全只能提建议和鼓掌的中国人大，还是有更多权力。

第三，废除越南政治局常委的设置，实行政治局集体领导，扩大参与最高决策的成员范围。同时，增大越共中央委员会的实权，促进政治局之外的政治参与，进一步推动决策的民主性。这些措施虽不像越共领导选举和国会扩权那样显眼，但这种党内集体领导、共同商讨和决策，自然可以遏制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并以党内民主促进国家民主。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以政治局常委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将权力集中于政治局常委会的五至九人，此后更是“定于一尊”，不进反退，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制约。

第四，大幅精简政府机构，废除干部任用终身制，将管理为主导向服务型政府，推动党政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在中央，政府部门通过一系列合并和削减，由60多个减少至22个，而地方也进行了平均10%-15%的精简。

在这些方面，越南倒是和中国颇为类似，且推行的时间和中国几乎亦步亦趋。例如废除干部任用终身制的主要阶段，中国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而越南也是同一时期。如前所述，越共六大上长征等人的退休就是例证。

第五，落实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提高投票率，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提高选举的民主化与真实性。在越南第十二届、十三届国会选举中，投票率高达99%并允许公民自荐参选，且有少数自荐参选人成为了国会代表。以2007年为例，当年代表选举确定的875名候选人中，有30人为自荐参选并确定为正式候选人。此外，在选举之前，国会选举委员还会通过新闻媒体公布每位候选人的简历和照片，供选民全面了解候选人的情况。

而在中国，曾经盛行一时的各地方独立参选人大代表，除如姚立法等极少数人外，其余参选者皆落选。而在中央层面上，就更没有能够通过独立选举进入全国人大的成员。近年来，在各地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不同程度遭受打压、威胁，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公民基本的被选举权荡然无存。而中国各地区县一级人大代表直选，则普遍由政府“包办”，甚至由工作人员“代填”，其实际投票率和真实性非常不乐观。当然，或许越南的国会选举也有类似现象，但从选举出的自荐候选人的比例、官方推荐候选人失利的情况看，其投票率和真实性还是有一定保障的。而中国的人大代表除少数明星之外，根本不了解其生平详情，更没有可能将其详细履历展示在电视台。

第六，越南于1992年颁布了民主色彩更强的宪法。越南的92宪法规定，越共产党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力量之一，而非唯一领导力量，不是“核心”。同时，相对于此前的1980年宪法，给予国家主席、国会常委会及总理更多权力。这在事实上是对于革新时期领导机构的分权，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

总之，越南的政治革新进展迅速，在推动政权提高民主成分方面成就不凡。越南既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经验，也吸收了西方国家普选制等成果，并且相对于中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改革步伐的坚定性、连续性上都明显超过了中国。

越南在立法修法越共依法执政、政府和国会依法行政、各公权力机构接受法律监督等法治建设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包括《国会监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相继出台。虽然在一党专制之下，其法治有局限性，但至少也走上了法治而非人治的道路。

作为政治革新的外围，越南也有比中国更加自由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舆论。越南虽设有“防火长城”，但相对于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其中一部分运营商的互联网服务可以联通Google、Facebook等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这在中国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使用VPN）。远较中国宽松的网络管控，让越南国民更易与世界舆论对接，得到普世价值的思想启蒙。

越南的政治革新是其“革新开放”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政治革新的开展，经济革新就会成为缺乏监督、难以科学民主决策的“跛脚鸭”，最终阻碍经济发展；同时，经济革新的成功，为推进政治革新尤其政治民主化进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让政治改革有了试水的前哨。

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之上，越南也开启了反腐进程和对经济民生领域的进一步改革。

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反腐运动就几乎在同步进行。而进入21世纪，反腐运动的声势有增无减，大批官员和国企老总锒铛入狱。其中最知名的，无疑是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罗升。

丁罗升是越南反腐运动以来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他不仅是第12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曾担任越南国家石油天然气集团董事长、交通运输部部长、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等职务。其中，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即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是越南最重要的两个地方职位之一（另一个是河内市委书记）。他于2018年初两次被以“故意违反国家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罪”，分别判处13年监禁和18年监禁。同时，其当时的下属郑春青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在该案中，共涉及22人，是不折不扣的“窝案”。

据中国“观察者网”引用“政知道”的信息，近年有大批越南高官因腐败被查，如农业暨农村发展部前副部长阮光河、阮天麟和阮善伦，政府监察总署前副总监察长陈国仗，警察总局前副局长高玉莹，最高人民检察院前副院长范土战，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前台长陈梅杏等人。此外，越南国企和金融领域的高层，如与丁罗升同属越南油气集团领导的阮春山、海洋商业股份银行董事长何文深及副总经理阮文环、越南船舶集团党委书记范青平、国家航运公司董事长杨志勇、亚洲商业银行创办人阮德坚等人，也纷纷因腐败而落马。

但这些反腐行动并未能遏制越南猖獗的腐败。虽然越南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如前述的阮春山还被判处死刑，其他高官也被判处长期徒刑乃至终身监禁，但腐败仍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最直接的原因是，越南的反腐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而不是纯粹的反腐败。例如丁罗升、阮春山等人遭重判，被视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Nguyễn Phú Trọng）对政敌前总理阮晋勇（Nguyễn Tấn Dũng）朋党的打击。其中，丁罗升等人的倒台还被视为越南北方和南方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之一。这种带有政治帮派目的和私人恩怨的“反腐”，自然成色大减，人们也不很在意腐败而是更着力于以更有利的方式参与争权夺利。

而更深层的因素是，越南的政治改革仍旧有局限，没有建立起真正民主法治和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

其实，越南在反腐的制度建设上也有亮点。例如，2012年11月，越南国会以94.98％的赞成票通过了越南反腐败法修正案，要求公开越南高级官员个人财产申报表。虽然这一法案似乎没有强制约束力和足够的配套措施，但这一点上至少在形式和部分实质上是明显强于中国的。2018年，越南通过新的《反腐败法》，并提高政府开支及官员收入的透明性、可查核度。2019年底，有关税收、反洗钱、海关和土地交易数据库的联通和公开，也有助于反腐。但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反腐也就仅此而已了。越南仍没有三权分立的体制和多党政治，甚至负责查处腐败的监察机构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局（相当于中国的纪委和监察委）都只是党政机构的附属物，工具如何独立查处腐败？何况其自身也未必干净，又如何能秉公执法？

总体而言，越南反腐以效仿中国的“运动式反腐”为主，法律和制度只有工具性和辅助性作用。这就导致反腐的实际力度、密度都不足，变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选择性反腐”，成为一种肃清政敌的手段。受到反腐打击的高官权贵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贪官污吏都安然无恙。这又与中国显得类似起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南民间尤其非政府人士，越来越强调国家民主法治、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以反腐为主打口号的政治反对力量也日益增多，对越共政权形成了不小压力。

而在经济民生领域，越南在经济模式、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多领域进行了改革，包括“量”上覆盖面的扩展、相对水平的提高，以及“质”上的内容形式的变化与革新。

由于缺乏完整的相关数据，在此我只能使用查阅到的仅部分时期的零散数据以为参考：

在医疗领域，越南医疗卫生支出约占GDP7%。2016年，越南人均寿命为男性72岁、女性81岁。拥有医疗保险的公民人数从2016年的74％上升到2017年的81％。农村人口群体受益最大，医疗覆盖面“更好”、更具包容性；公立医院的贿赂率从2016年的17%下降到次年的9%；

住房领域，住房土地被没收的比率由2013年的9%降低到2017年的7%，产权得到更好的保障。但同时，只有21%的人们认为他们得到的补偿款是符合市场价值水平的，和2014年相比反而大跌15个百分点。

在“简政放权”方面，据称大多数人（2018年为86%）对于获得重要文件的过程和审批流程表示满意。总体上，国民对于越共政府旨在简化程序的“一站式”政策持积极评价。

经济模式方面，越共政权逐渐放弃早年高额举债刺激经济的方式，转而遏制公共债务的增加。2018年，越南公共债务为GDP的55.6%，较高峰期的2016年有了显著下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国债和地方债呈连年增长趋势，虽然名义上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越南，但地方债导致的坏账实际上越来越多。

而变动最大的，当属对劳工权利的改善。在2010年代之前，越南同样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商投资，低成本和高收益让各国投资商趋之若鹜。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越南式的“血汗工厂”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抗拒和指责。在越南国内，反对剥削劳工、抗议克扣工资与加班、反对裁员等罢工和抗议屡见不鲜。在国外，越南和外国企业主压榨劳工也引发了舆论的抨击和人权组织的关注。在外部的关注和干预中，欧盟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欧盟作为越南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一直实行经贸与人权挂钩的策略。例如，在近期欧盟与越南签署自贸协定之时，就提及以下人权议题：1.政治犯和被拘留的人权分子问题；2.压制言论，结社，集会和行动自由问题；3.压制信息自由问题；4.压制宗教信仰自由问题；5.警权暴力问题。将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与人权捆绑，是欧盟一贯的对外政策，虽然不是时时行之有效，但大多数时候是有作用的。对于经济体量小、经济结构和质量脆弱、急需外部经贸援助的越南，欧盟的策略的确起到了一定效果。

欧盟在经贸活动中更直接的要求，是要越南在经济中执行严格的劳工权利保障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生产环境标准等。只有这一切都达标，欧盟才会按照承诺对越南进行经济援助、开放自由贸易。而在欧盟的“倒逼”之下，越南逐步进行了改革，其中劳工领域的改革最为突出。

2019年11月，越南通过新的《劳动法》（修订案），法案规定“在不隶属于越南工会组织的企业中设立劳工组织”，这意味着在官方工会组织外，越南将允许劳动者更加自主结社。虽然这样的工会仍然会受越共政权及越南政府机构的约束，但相较官方完全控制的工会仍然多了自主少了控制。这对于越南经济结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会产生一定冲击。在进步人士看来，这当然会极大增强对劳工权利的维护，提高工人的相对地位和话语权。从长远而言，这还有利于促进人权的实现、提高工人阶级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但另一面，这无疑也对越南的以廉价劳动力主导的发展模式构成根本性的挑战。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越共政权的勇气与革新精神远胜于它北方的“同志加兄弟”。

更重要的是，较强自主性工会的建立，将使越南出现政治多元化的秧苗。因为工会作为政治色彩明显的机构，又具有强烈的抗争性特征，脱离了官方的管制，是极易成为孕育政治反对派的场所的。而越共不可能不考虑到这点。在明知这样的组织会挑战越共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越南依旧选择放松管制，说明越共有实行进一步政治改革的准备，或至少是不排斥多元政治的出现的。

（五）摇荡在革新与守旧间的政治秋千：越南前景尚未可知

最近数年，越南虽然在继续“革新开放”的进程并有了新的突破，但同时也表现出其守旧化的一面。2018年10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因病去世，总书记阮富仲很快兼任了国家主席一职。而在此前，国家主席、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是默认由不同的人担任的。而身兼两职的阮富仲，给人以过于集权的印象。而在此前，阮富仲已在与阮晋勇的权力斗争中胜出。出任国家主席后，阮富仲在越南已无可匹敌的竞争对手，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越共政权领袖。而阮富仲恰是越共中的保守派，强调党的纪律与国家稳定性。这与亲近西方、思想更为开明的阮晋勇有明显不同。

阮富仲全面掌权以来，对公民运动加强了打压。例如对于维权律师、公民记者，及民间抗争人士进行了一系列抓捕和审判。越南还效仿中国让异见者进行“电视认罪”，以进一步污名和掌控话语权。2019年，越南有12名新闻工作者被拘捕，是东南亚对新闻自由压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柬埔寨的洪森政权）。

而对于司法独立、政治多元化等涉及彻底性政治变革的问题上，越共仍旧是坚决拒斥的态度，对于可能“颠覆政权”的思想与行为严防死守。虽然越南为经济和外交目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但在防止“外国势力渗透”方面不遗余力。对于几十年前流亡海外的前南越政权成员，越南现政权始终抱持戒备，即便有些高官子女与对方的后代打得火热。越南在与中国有激烈的国家利益冲突与领土争端情况下，依旧着力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也是为防止“和平演变”寻找依托，得到体制类似的中共政权支持，以免任由西方摆布。

相较于阮晋勇担任总理时期，阮富仲控制的越共政权在政治上整体是趋向保守的。但阮富仲执政下的越南仍在坚定的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例如在推动公有经济私有化上，2017年底，胡志明市的“国有西贡饮料公司（Sabeco）”就实现了私有化。同时，越南的经商容易度也在迅速上升。在2018年的越南，注册一家公司平均仅需22天和人均收入的6.5%，远比2003年的人均需61天和收入的31.9%为优。越南对私有化和开办公司的支持，对于吸引外资多有裨益。以2016-2017年为例，仅一年时间，外国直接投资就增长了42.3%，势头迅猛。

而社会改革的典型，就是在2019年元旦废除了户籍制度。越南的户籍制度也是效仿中国而建立的，对于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对民众的动员、对各区域的管理都起到了与中国类似的作用。在越南统一后，户籍制度也有效约束了越南南方，促进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从思想到人身都越发得到解放，户籍制度愈加不合时宜。虽然它是掌控社会的有效工具，但也阻碍了越南各地的人口、资源的流动，不利于越南对内革新和对外开放的进程。而越南民间反对力量对政府的户籍制度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强烈。最重要的是，越南民众在越南国内的流动性大大提高，户籍制度的现实作用不断下降。而越南又不像中国国土庞大，人口也远少于中国，地域差异较小，地域之间利益鸿沟还不深。因此，越南改革户籍制度影响到的各方利益、遇到的障碍较中国为小，却很有利于越南国家整体的发展、有利于民众更好工作生活，对政权造成的冲击也较小。于是，改革户籍制度也就顺理成章的实行了。

毫无疑问，改革户籍制度和放宽结社限制，都是阮富仲全面掌权后越共实行的大胆举措。这些看似很有革新色彩的举动，与阮富仲倾向于政权稳定性、打压公民社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照。这说明，越南仍在革新与守旧间摇摆不定，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同时，在政治上则逡巡不前。

但与中国相比，越南的改革进程仍旧领先。无论是前述的国会问责、有限普选，还是在户籍问题与劳工领域的变革，在如今中国都是遥远的梦想。最近数年，中国的政治风向愈趋保守，而越南至少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倒退征兆。相对于政改早已昏沉归梦的中国，越南至少还给人以走向进一步革新的希望。

越南在“革新开放”过程中，敢于在一些事关重大的争议问题上如上述户籍、劳工等领域及立法机构改革方面进行变革，不仅提高了革新的水准和实绩，也反过来促进了思想解放，让党内和群众受到鼓舞，坚定了继续大胆革新的决心，为推动新的变革打下制度和心理基础。

总之，越南的“革新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比，既有效仿，又有超越，更有创新，坚持了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并行，而非单腿行走。但同时，“革新开放”也没有脱离改良主义的框架，本质上仍是越共自上而下、以维护其统治为目的的有限改革。它虽然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自由的成分，但根本上还是维持越共的一党专制，其经济模式下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浓厚，对社会也依旧保持积极的控制。

而它的未来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就目前而言，阮富仲政权很难再做出进一步的、深刻的改革措施，如“越南实行多党制”的谣传在可预见的中短期内就绝无可能。阮富仲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其做出的开明举措是有限的，越南的公民社会也远远落后于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越南现在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

但从长远而言，越南的“革新开放”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更多的政治改革成分，有些大胆而独特的措施是中国不能企及的。随着越南允许自主性较强工会的建立，劳工运动必然在越南更加活跃，这可能会对专制体制发起更多挑战。而越南国会议政也可能有更大发展，为代议制民主做铺垫。越共内部各派系尤其开明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也将继续，如果开明派在未来胜出，出现如戈尔巴乔夫、吴登盛这样倾向民主的改革派人物也未可知。

作为与中国政治体制、历史轨迹类似，且与中国相邻的有近亿人口的国邦，越南“革新开放”的历程与现状值得我们认真审视，从中汲取列宁式一党专制政权改革的经验教训。相对于民主政治历史悠久且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如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具对照价值。不要轻视小国、弱国的变革进程，越南这样的国家既有着诸多后发国家和专制政权落后保守的共性，也有其锐意进取、变革创新的独到之处。治世不耻下师、变法不拘一股，才能让中国不蹈失败旧辙、多习新颖之策，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

王庆民

2020年4月13日

参考文献：

1.U.S.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countrystudies.us/vietnam/47.htm

2.Edwin E. Moise, Land Reform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Consolidating the revolution at the village level(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pp. 146-147.

3.Gittinger, J. Price, “Communist Land Policy in Viet Nam”, Far Eastern Survey, Vol. 29, No. 8, 1957, p. 118.

4.《东方社会主义行进中：共产党执政与党的建设》–俞良早

5.The World Bank In Vietnam, Overview：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vietnam/overview

6.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f Đổi Mới (1986) and Neoliberalism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Vietnam：

https://www.uclagec.org/blog/2018/10/26/the-impact-of-the-policy-of-i-mi-1986-and-neoliberalism-on-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higher-education-in-vietnam-1

7.有关越南船舶腐败问题：

https://books.google.rs/books?id=CT0xAwAAQBAJ&pg=PT152&lpg=PT152&dq=%E8%B6%8A%E5%8D%97%E8%88%B9%E8%88%B6&source=bl&ots=DQyUouBynR&sig=ACfU3U0Rb4W2vpF7PiRLSRyFWU-T24yrtQ&hl=zh-CN&sa=X&ved=2ahUKEwjB1qWtu7XnAhWb8uAKHZ6wDp4Q6AEwD3oECAoQAQ

8.《论越南政治革新的主要经验》

http://m.xzlunwen.com/20181212/1487600.html

9.Party wins big in Vietnam, but with a few twists–Reuters

http://blogs.reuters.com/global/2011/06/04/party-wins-big-in-vietn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