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出版人雅克·泰斯塔德(Jacques Testard)说，他的使命是出版「對主流讀者來說太深」的作品。 插圖：Alex Merto
文章從菲茨卡拉多的創始人雅克·泰斯塔德的個人經歷和獨特的出版理念入手，詳細介紹了菲茨卡拉多如何通過推出「對主流讀者來說太深」的作品，為讀者帶來了豐富的閱讀體驗。文章不僅展示了菲茨卡拉多在翻譯文學領域的卓越貢獻，還介紹了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與該出版社的合作，以及這些合作如何提升了文學作品的國際影響力。
雖講的是異國他鄉的讀書界，但獨立出版，做獨立出版人，又何嘗不是彼岸中國文青的念想。譯者將這篇文章放上微博，如此生僻的文章一天內竟有4千多閱讀量，既令人驚訝也可以理解。從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菲茨卡拉多的成功經驗，還能感受到雅克·泰斯塔德為讀者提供的啟示，讓我們重新思考文學出版的價值和意義，以及如何在挑戰性的環境中堅持出版具有挑戰性和深度的文學作品。
2015年夏天，翻译家詹妮弗·克罗夫特(Jennifer Croft)寄给伦敦出版商雅克·泰斯塔德(Jacques Testard)一份译稿，然而这份手稿被搁置了将近一年。泰斯塔德此前一年刚创办了菲茨卡拉多出版社(Fitzcarraldo Editions)，目标是打造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小说和散文书目，其中许多是翻译作品。那时他只有30岁，野心勃勃，但他的出版社几乎是一个人经营，这直接影响了他的阅稿进度。直到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之后，泰斯塔德才开始审阅克罗夫特寄给他的文本：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的长篇小说《云游》(Bieguni)的一部分，共两百页，2007年首次以波兰语出版。
泰斯塔德是法国公民，小时候随家人搬到英国，他没有资格在公投中投票。但是，就像他社交圈里的许多人一样，他认为英国会选择留在欧洲。公投结果让泰斯塔德感到震惊，它有效地使针对在英国的欧洲裔居民的敌视态度合法化。泰斯塔德个人并未感受到威胁：他毫不费力地会说两种语言，说英语时带有伦敦受过良好教育、富裕人家、国际化阶层的口音。但不那么有特权的移民却感到不安：“滚回家”的涂鸦出现在英国街头，用外语和孩子说话的母亲受到斥责。在2004年加入欧盟后，波兰移民成为英国最大的外籍出生群体，右翼媒体嘲笑他们是“波兰水管工”，是来自华沙或罗兹的抢工作的人，他们靠为无助的伦敦人维修房屋而发家致富。
包括约翰·兰彻斯特(John Lanchester)和雷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在内的许多英国小说家在讲述英国生活的书中对波兰建筑工人进行了敏感的描写，来反击这种刻板印象。泰斯塔德决定通过将托卡尔丘克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来丰富波兰在英国的声音。托卡尔丘克出生于1962年，她的第一部小说《书中人旅行记》(The Journey of the Book-People)1993年在她的祖国出版，成为波兰最受赞誉的知识分子之一，出版了一系列从历史和神话中汲取灵感的打破类型界限的小说。尽管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已被翻译成法语、德语和其他几种欧洲语言，但她的小说尚无一部在英国用英语出版。
克罗夫特翻译的《云游》，是向英语世界介绍托卡尔丘克作品的理想选择。这本书由片段组成，包含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线索和故事。一对母子在克罗地亚的一个小岛上度假时失踪了；一位曾经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女儿寻找父亲的遗体，而奥地利皇帝将其放置在一个珍品柜中。这些叙述经常穿插着一些异想天开的散文式短途旅行，描写现代旅行者的经历，他们可能会在一个接一个的黎明中从伊尔库茨克飞往莫斯科，身旁坐着疲惫不堪的单身派对人士，机舱里弥漫着“汗水混合着残余欲望的气味”。书中有一段幽默的段落，指出那些只会说英语的可怜人的无助，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指示、最愚蠢的歌曲歌词、所有的菜单、所有令人痛苦的小册子——甚至电梯里的按钮！——都是用他们的私密语言写的。“泰斯塔德钟爱托卡尔丘克的国际化叙事，它对投票赞成关闭边境的英国人的狭隘视角提出了反驳。
2017年，泰斯塔德与托卡尔丘克达成协议出版《云游》，同时委托克罗夫特翻译她的最新作品《雅各书》(The Books of Jacob)，这是一部关于卡巴拉学者雅各·弗兰克的历史小说，他是18世纪波兰和乌克兰边境地区一个弥赛亚教派的领袖。2018年，《云游》赢得了英国最重要的翻译文学奖国际布克奖，评审主席丽莎·阿皮尼亚内西(Lisa Appignanesi)称赞托卡尔丘克是“一位拥有非凡智慧、想象力和文学气质的作家”。当年秋天，菲茨卡拉多出版了托卡尔丘克的黑色惊悚小说《驾犁穿骨》(Drive Your Plow Over the Bones of the Dead)，由安东尼娅·劳埃德-琼斯(Antonia Lloyd-Jones)翻译。这本书已经成为菲茨卡拉多卖得最好的书，销量超过15万册。2019年，托卡尔丘克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成就为她令人敬畏的作品《雅各书》打开了英语读者的大门，这部作品近千页，2021年英文出版。迄今为止，菲茨卡拉多已经卖出30多万本托卡尔丘克的书。作者的另外四部著作英译本正在筹备中。
2017年夏天，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伦敦评论书店浏览时，第一次遇到了菲茨卡拉多出版社的书。我翻到一本薄薄的平装书，封面是国际克莱因蓝。用白字写着一个单词的书名《池塘》(Pond)，作者名字是克莱尔-路易斯·贝内特(Claire-Louise Bennett)，还有出版商的名字和它的标志(一个刻在圆圈内的钟)。这种美学风格让人不禁想起巴黎书店的商品，连封面上的法式折页也不例外。我在圣詹姆斯公园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坐下来，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感觉自己有了新发现。在简洁的封面后面，展开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有趣而奇特的短篇故事，讲述了一位隐居在爱尔兰乡村的年轻女子的内心世界。叙述者展开的主题从文学到“爱情残酷本质”，再到不宜把早餐推迟到让她的燕麦粥变成“来自冥界的阴郁餐点”。这本书没有情节，漫无边际，但整体效果却充满了令人愉悦的独创性。
贝内特来自英格兰西南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住在爱尔兰。《池塘》最初由爱尔兰的小型出版社刺蝇出版。《池塘》曾被提交给几家英国出版社，但均未成功。“我记得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比如它需要更多的修改——它需要一个故事，需要更多的角色，诸如此类，这些完全不是这本书的本意，”贝内特最近告诉我。然而，泰斯塔德没有建议贝内特将这本奇特且引人入胜的书改成更易读的东西，而是在2015年按原样出版了这本书。《池塘》收获了热烈的评论，并入围了国际狄兰·托马斯奖，该奖项专为年轻作家设立。这本书现在已是第十三次印刷。“雅克不只是追求可能流行的东西，或者他认为可能大热的东西，”贝内特解释说。“他被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引导。”
菲茨卡拉多的出版目录暴露了泰斯塔德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随着菲茨卡拉多即将庆祝成立十周年之际，其目录包括了78位作者的100多本书。大约一半的书是翻译作品，泰斯塔德的书单大致平均地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类，虚构作品与《池塘》一样采用蓝色封面，而非虚构作品的色彩方案则相反：白色封面上蓝色的字体。引人注目的视觉设计是爱尔兰平面设计师雷·奥梅拉的作品，他还为这些书籍设计了一种独特的衬线字体，并密切关注其风格的一致性，充分考虑到墨水的密度如何与页面边缘的留白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每一页都带有强烈的严谨感。外观的统一意味着像贝内特这样初出茅庐的小说家作品在视觉上与诺贝尔奖得主同侪。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过去十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中，有四位都在菲茨卡拉多作者名单上。托卡尔丘克外，该出版社还出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作品(2015年诺奖)；法国作家安妮·艾诺(Annie Ernaux)(2022年诺奖)；挪威作家乔恩·福瑟(Jon Fosse)(2023年诺奖)。就题材和风格而言，菲茨卡拉多的作品范围从法国小说家让-巴蒂斯特·德尔阿莫(Jean-Baptiste Del Amo)描绘农村贫困和暴力的无情史诗《动物界》(Animalia)，到学者布莱恩·狄龙(Brian Dillon)对乔治·艾略特和罗兰·巴特等作家作品中个别句子的思考《句子的假设》(Suppose a Sentence)。
尽管菲茨卡拉多现在已经盈利了，但在财务上，泰斯塔德无法与主流商业出版社相提并论，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支付不到四位数的预付款。对于一些作家来说，在菲茨卡拉多带来的成功后，接受其他出版社更高的预付款是一个难以拒绝的机会。贝内特的后续作品《结账19号》(Checkout 19)，出版商凯普向她示好。贝内特说：“这不是我轻易做出的决定。甚至还流了眼泪。”泰斯塔德告诉我：“我们在钱上无法竞争，而她需要钱，这没关系。”对于那些坚持留在菲茨卡拉多的作家来说，出版社提供了被精美出版和与受尊敬的编辑同行一起工作的机会。纽约新方向出版社高级编辑泰南·科根(Tynan Kogane)在谈到泰斯塔德时说：“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声，‘诺贝尔奖耳语者’。”泰斯塔德还以“致力于作家整个职业生涯的培养”闻名。他告诉我：“如果你带着你的第一本书来找我，我相信你是一个作家，相信你的写作，即使它只卖出了五百本，我们仍然会做下一本，再下一本，因为这需要时间。”
事实上，菲茨卡拉多的书中只有一本的销量不足1000本，而很多书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对于文学作家来说，来自出版商的这种老派忠诚使他们能够拥有在其他地方可能无法实现的创作自由。艺术评论家丹·福克斯(Dan Fox)的第二本书《地狱边缘》(Limbo)，是关于经历创作瓶颈的，他告诉我：“这本书有点乱——我觉得它并不真的成功。我常常想，我很想写《地狱边缘2》和《地狱边缘3》，它们都是同一本书，逐渐被重写或重新改造，这样它永远不会是一部完成的书。我曾经向雅克提到过这个想法，他似乎认为，哦，是的，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这是丹想做的，我会很乐意出版《地狱边缘2》或《地狱边缘3》。”泰斯塔德告诉我。）
泰斯塔德的双语能力为他带来了优势，在出版业内，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能力并不常见。他不仅能在许多法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之前阅读它们，他也能早早接触到来自各种其他语言的作家，因为法国出版商通常比英国或美国出版商更快地发布翻译版。在2014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他读了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法语作品，随后寻求获得她的作品《二手时间》(second Time)的英文版权，这是一本讲述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口述历史。法兰克福书展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国际版权大多在此交易。
“我拿着一本蓝皮书和一本白皮书走来走去，”他回忆起那次博览会。那年，法兰克福书展恰逢宣布诺贝尔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奖人选。泰斯塔德回忆说：“有人告诉我，‘你没机会了。’”当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被宣布为获奖者时，《二手时间》的版权竞争热度下降了；不到一个星期，泰斯塔德以当时对他而言巨大的金额（三千五百英镑）获得了《二手时间》的英文版权。第二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诺贝尔奖，泰斯塔德委托贝拉·谢耶维奇(Bela Shayevich)翻译的英文译本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美国出版商。
当泰斯塔德向英语读者介绍一位著名作家的翻译作品时，他在如何巧妙定位产品方面有着敏锐的直觉。在他获得安妮·艾诺作品的出版权后（这位法国作家在一系列简洁的作品中不断重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并没有选择当时在法国出版的最新书《一个女孩的故事》(A Girl’s Story，2016年）；相反，他选择了2008年出版的《岁月》(The Years)，艾诺在书里以自己的生活框架，讲述了从1941年至今法国女性生活的非个人自传。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评论，称其为“我们这个媒体主导和消费主义时代的《追忆似水年华》。”
泰斯塔德推广他的书时，是一个说话温和、理智的人所能做到的最积极的人。他曾多次向国际布克奖（一个专为小说作品设立的奖项）提交散文系列作品，理由是（尽管菲茨卡拉多自己对书籍进行了白色和蓝色的二分法）只有狭隘的评委才会不理解像艾诺的非虚构作品也应与自称为虚构的作品一起参赛。(有时他也会成功：由艾莉森·L·斯特雷尔翻译的《岁月》入围了2019年国际布克奖。)在布克奖的另一次竞选中，泰斯塔德试图在2022年以一个完整版本提交乔恩·福瑟的《七部曲》(Septology VI-VII))，尽管它的各部分在前几年已分别提交过，并且《七部曲》曾入围短名单。“他们拒绝了，这可以理解，”泰斯塔德说。“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关注规则的人。”
伦敦知名的文学经纪人彼得·斯特劳斯(Peter Straus)这样评价泰斯塔德：“他从未停止思考如何卖书，”他还说，“你需要信念的力量，也需要固执。但你还需要的另一件事，他已经具备了，那就是对自己是一个优秀出版商的坚信不疑。”芭芭拉·埃普勒(Barbara Epler)是新方向出版社的出版人兼编辑总监，这家美国著名出版公司成立于1936年，发行过路易斯·博尔赫斯、罗伯托·波拉尼奥等人影响深远的译著，她告诉我：“雅克让我想起了詹姆斯·劳克林(James Laughlin，新方向创始人），他们想把出版社打造成作者的家园，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看来并不多见。”
菲茨卡拉多的服务不仅仅局限于编辑工作。今年5月，加拿大作家希拉·海蒂(Sheila Heti)前往伦敦宣传《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日记》(Alphabetical Diaries)，这是她从日记中截取的句子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成的感人作品，是她与泰斯塔德讨论了十年的项目。她请他陪她去一家服装店，听听他的品味建议，看看应该在三件粗花呢外套中买哪一件。他选择了淡紫色的那件。“我感觉那是她想要的答案，”他温和地告诉我。“那件看上去也最好。”
泰斯塔德和他的编辑团队（现在有七名同事）喜欢把菲茨卡拉多的作者和书比作星座，一个书名会引导好奇的读者去读另一本书，两本书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然后再引导他们去读第三本。像我这样从《池塘》开始读起的人，可能会被德国作家埃丝特·金斯基(Esther Kinsky)的作品吸引，她那本观察力丰富的小说《河流》(River)，一位不知名的叙述者讲述生活在伦敦郊区湿地河畔的故事。阅读金斯基的作品可能会让我们想到俄罗斯诗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Maria Stepanova)，她的散文《记忆中的记忆》(in Memory of Memory)讲述了她家族几代人在20世纪苏联的生存史。欣赏斯捷潘诺娃的作品可能会鼓励读者尝试去读另一部关于苏联实验的现代文本，比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星座概念有助于指导菲茨卡拉多的工作人员考虑哪些作者可能适合他们的下一个名单。但他们不会做出“如果你喜欢这个，那就试试这个”这样粗糙的封底推荐。精致、独特的封面本身就是足够的推荐。
菲茨卡拉多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关注历史和记忆，这并非巧合：进入出版界之前，泰斯塔德曾考虑去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2014年，泰斯塔德出版的第一本虚构作品是马提亚斯·埃纳尔(Mathias Énard)的《地带》(Zone)，这是一本521页的小说，只用一个长句写成。叙述者在从米兰到罗马的五百二十一公里的火车旅途中，回顾了他自己的历史以及现代欧洲的历史。这本书在一些地方被誉为引人入胜且深刻的杰作，包括《纽约时报》的书评版，而在其他地方则被认为很可能是知识上的欺诈。持怀疑态度的尼古拉斯·莱扎德(Nicholas Lezard)在《卫报》上写道：“往一本书里塞进深奥、黑暗的东西，并引用荷马的诗句，并不一定会让它变得深刻和史诗式。”泰斯塔德告诉我，将《地带》作为出版社的第一部作品，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宣言——这是一家出版（被主流认为阅读困难的）雄心勃勃的作品的小型出版社。”
菲茨卡拉多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也是在2014年出版的，那是英国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记忆剧场》(Memory Theatre)，一段作者在其中的不可靠的叙述，整理已故同事的一盒文件时，反思了自己追求崇高精神生活的历程，以及在肉体生活中经历的卑微屈辱。(“睡意会悄悄降临……却总被小腹隐隐的外星人般的压力打断了。我到底要不要尿尿？”)克里奇利告诉我，这份手稿“是一部我完全没有信心的怪异小书。”他同意将其交由泰斯塔德出版，希望结果能像“一本小型狂热粉丝杂志之类的东西”。现在看来，与菲茨卡拉多的创始故事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比他声称的要聪明得多的决定。当我问克里奇利他如何评价菲茨卡拉多的书目时，他回答：“这些书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智力价值，没有其他人会出版。又酷又怪，可能还相当不错。”
泰斯塔德是在浏览自己的书架时，为公司选择了名字。他的目光落在了法国作家伊曼纽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的一本书上，卡雷尔在书中讨论了他在80年代初对电影制作人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一次采访。赫尔佐格1982年的史诗电影《菲茨卡拉多》(Fitzcarraldo)，讲述了一位歌剧爱好者和未来的橡胶大亨试图将一艘蒸汽船从亚马逊的一条支流运到另一条支流的故事，方法是将其越过秘鲁丛林中的一座陡峭山峰。这部电影已经成为极端而注定失败的冒险的代名词。泰斯塔德告诉我，他选择的理由是“一个关于创办出版社愚蠢行为的毫不掩饰的隐喻。”当赫尔佐格最近的回忆录《人人为自己，上帝反众人》(Every Man for Himself and God Against All)被提供给各大出版社时，泰斯塔德写信给赫尔佐格的德国出版商，他告诉我，“这可能是我发明的一个非常愚蠢的出版策略——低价预购。”他继续说道，“我提出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提议，提供了我当时能给出的最高金额，并在信的结尾写道：‘如果维尔纳·赫尔佐格有幽默感，他会同意这个。’显然，赫尔佐格去了别的地方，得到了相当多的钱。”泰斯塔德很快补充道，“我不认为维尔纳·赫尔佐格没有幽默感。我认为他绝对有。”（赫尔佐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完全不介意从未与雅克·泰斯塔德联络过他使用‘菲茨卡拉多’作为出版社名字的事宜。他很受欢迎，他似乎出版了非常好的书。”）
另一个可能的名字是微暗的火(Pale Fire)出版社。但纳博科夫的这个书名最终被泰斯塔德的妻子罗温娜·摩根-考克斯用在她自己的公司名上，这家公司设计由再生纸制成的时尚灯具。这对夫妇在伦敦东南部的漂亮公寓里摆放了很多这样的灯，还有两盏装饰着菲茨卡拉多那光线充足的开放式办公室，办公室位于泰晤士河一侧的一个改造翻新的化油器工厂里。精致的钢框窗户保持着一种工业氛围，底楼还有一家手冲咖啡店。
在菲茨卡拉多，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员工会议。5月的一天早上，我加入了团队，他们围坐在一张圆形会议桌旁，桌上散落着几本蓝白相间的书，更多的书籍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菲茨卡拉多的颜色组合有着醒目的标识性，以至于在接触它一段时间后发现，即使是最普通的物品也有同样的色系，比如一个用来洗菜的蓝色碗；一名编辑穿的牛仔裙和白T恤，开始还以为是刻意的品牌行为。
议程上的第一项是目前正在编辑的书。其中包括西班牙哲学家兼策展人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的《世界焦虑》(Dysphoria Mundi)，他的早期著作包括《怪物会说话吗?》(Can the Monster Speak?)，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学界对跨性别者病理化的文章。泰斯塔德像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把棕色的头发向前梳过两鬓，除了法语和英语外，他还会读西班牙语。“我正在慢慢修改我们的版本，保罗接受了大部分的修改，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他说。
接着，大家讨论了诗人露西·默瑟(Lucy Mercer)，这位诗人即将被正式宣布为今年菲茨卡拉尔多散文奖的获得者。自2016年以来，这一奖项每年授予一位尚未出版作品的作家，获奖者将获得三千英镑，用于支持其创作中的非虚构作品；在意大利斯波莱托的马勒与莱维特工作室为期三个月的驻留机会；以及与菲茨卡拉多出版社的出版合同。默瑟凭借一篇暂定名《来世》(Afterlife)的散文赢得了这一奖项，它探讨了死亡与蜡的主题。（以菲茨卡拉尔多一贯的宽松风格，散文涉及了从烛光守夜到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各种话题。）
会议桌上的话题随后转向了德国小说家克莱门斯·迈耶(Clemens Meyer)，他的处女作《当我们做梦时》(While We Were Dreaming)，讲述了柏林墙倒塌后，一群前东德年轻人的脱轨生活，于2007年在他的祖国首次出版。菲茨卡拉多交由凯蒂·德比希尔(Katy Derbyshire)翻译的《梦想》(Dreaming)入围了国际布克奖的长名单，《砖与砂浆》(Bricks and Mortar)也是如此，小说讲述了一个足球流氓变成皮条客的故事。“我拿到了克莱门斯的新小说——它比《雅各书》还长，”泰斯塔德若无其事地宣布。“我需要提出一份报价，并研究我们如何为翻译提供资金。这将是一本26或27年出版的书，翻译需要一年时间。”菲茨卡拉多书籍的翻译成本往往远高于给作者的预付款。泰斯塔德后来告诉我，迈耶的新书《放映员》(the Projectionist)是一部关于电影、战争和男子气概的非线性历史小说，他将获得低于四位数的预付款。而翻译德比希尔将获得大约三万七千美元的报酬。菲茨卡拉多经常向作家原籍国的文化机构申请资助，以帮助分担翻译费用。去年菲茨卡拉多聘请的诗歌编辑蕾切尔·艾伦(Rachael Allen)谈到今年春天在曼彻斯特参加的一场关于诗歌翻译的活动，她在那里讨论了新诗歌系列的潜在收购计划，该系列预计明年推出。（雷·奥梅拉正在设计一个严格保密的设计方案。）
我得知，托卡尔丘克的下一本书将是托马斯·曼《魔山》的改编版，书名为《女鬼：一个疗养胜地的恐怖故事》(The Empusium: a Health Resort Horror Story)。由于托卡尔丘克名声鹊起，波兰语手稿完成后立即签定了英文版的翻译。泰斯塔德自豪地告诉我：“每本书都是不同的，可以从多个层面来阅读——她总是把形式弄乱，或者让它变得更复杂。她总是出人意料。”菲茨卡拉多的团队对《女鬼》的商业潜力感到兴奋（目前已印刷了2.5万册），菲茨卡拉多与费伯出版社(Faber & Faber)合作发行的销售团队决心吸引菲茨卡拉多铁杆读者群以外的读者。泰斯塔德转向奥梅拉说：“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你，但我们需要在封面印上副标题。”奥梅拉发出一声低低的叹息。
门铃响了。“那一定是乔恩·福瑟的藏书签到了！”泰斯塔德说。今年9月，为了纪念公司成立十周年，奥梅拉设计了菲茨卡拉多第一个十年系列收藏，这是一个限量版系列，包含了该出版社最重要的十本书，包括《池塘》、《云游》、《岁月》和《七部曲》——这些书将用亚麻布包起来，用大理石纹的护封纸，以及有签名和编号的藏书签。泰斯塔德给每位作者寄了一盒书签和一支黑色钢笔；福瑟住在奥斯陆，收藏了200多支钢笔，他告诉大家，他会用自己的书写工具来完成这个任务。快递员放下包裹后，编辑乔利·戴打开包裹，里面是福瑟签了名的书签，签名笔迹如蜘蛛网般，墨水浓淡不一。福瑟并不是唯一一位偏离出版社审美的作者。菲茨卡拉多的公关总监克莱尔·伯根告诉同事，“安妮做《迷失》的时候，书签一开始是黑色的，然后是蓝色，最后是粉红色。”为了纪念十周年，每本精选书籍将限量印制一千本；要拥有这十本书，收藏者需花费600多美元。对于预算有限的菲茨卡拉多爱好者，在线商店还提供蓝色帆布包，上面印有出版社的名字，还有一款白色大帆布包，上面印有丹·福克斯一本书的标题：《自命不凡：为什么重要》(Pretentiousness：Why It Matters)。
泰斯塔德五岁时随父亲搬到英国，父亲是一名管理顾问，从巴黎调到伦敦。与许多其他外籍家庭不同的是，他的父母将他送进了英国学校而不是法语学校，因此他很快就能流利地使用英语，并掌握了英国同龄人的社交规范。在英国脱欧之后，泰斯塔德最终申请了英国公民身份，最近通过了“生活在英国”考试，考题包括关于英国习俗、制度和价值观的一系列问题。“我当时很自信，所以没怎么复习，考试比我想象的难多了，”他承认道。“例如，你会被问到苏格兰各级法院的问题。”不完全了解苏格兰各级法院体系或许可以被视为英国英格兰公民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泰斯塔德的自信却在别处。“我有那种第一代移民的感觉，比英国人还要英国人，”他告诉我。
他十三岁时，一家人回到了巴黎；他被送进一所当地的学校，在那里他的学业表现不佳。“我们在家说法语，但我从未在法语环境中学习过 —— 从未学过法语语法，或者用法语做数学题，”他解释道。他的弟弟皮埃尔则更能适应，他留在了巴黎，现在是一名用法语写作的小说家。（皮埃尔后来搬到柏林。）在巴黎待了一年后，泰斯塔德回到英国，成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寄宿生，这是英国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周末他会和家中朋友或朋友的家人一起度过；高中毕业时，泰斯塔德已是伦敦一群少有父母约束的青少年中一个为大家熟悉且有魅力的人物。他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读本科，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朋友，他们中间，成为一名严肃读者是一种社交资本。“在那种天真、略显矫饰、学生气的氛围中，我们会互相推动，一起爱上读书，”他说。“我们读纳博科夫、乔伊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毕业后，泰斯塔德开始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研究生课程，但他对学术生活的野心很快消退了。“有一次，我被要求参加一场特定的研讨会，这是课程要求的一部分，有人展示了他们关于1847至1852年牛津郡的纪念钟和喷泉的研究，”他说。“我对集体记忆特别感兴趣，看到这个人展示的研究，我意识到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狭窄的领域，而且旷日持久。” 泰斯塔德在巴黎的独立出版社别样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在那里他负责打字转送公司创始人口述的电子邮件，因为创始人拒绝使用计算机；还做一些英文到法文的翻译编辑工作。“我第一手体验了出版商的工作内容，”他说。四个月后，他搬到纽约，先后在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 Giroux)，然后在《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实习，期间住在威廉斯堡的合租公寓。“我了解了什么是垃圾稿堆（那些没有代理人提交的稿件会先被堆在那里），我也学会了如何拒绝一些东西。我还学到了作品出版所需的步骤——不同的校对、检查、校样，”他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切，我想在这个行业工作。”
回到伦敦后，泰斯塔德受到《巴黎评论》和纽约其他小型文学杂志，包括《n+1》和《炸弹》(Bomb)的启发，与他在三一学院的朋友本·伊斯特姆(Ben Eastham)2011年创办了自己的文学期刊《白色评论》(the White Review)。伊斯特姆告诉我：“雅克崇拜出版商，阅读他们的传记，这对一个20多岁的人来说是相当小众的事情。”他们邀请奥梅拉担任杂志的设计师，并通过众筹筹集了大约一万四千美元的启动资金。《白色评论》制作精美，封面可以拆下，展开，像艺术品一样悬挂。这个名字也是向十九世纪由艺术评论家和无政府主义者费利克斯·菲奈昂(Félix Fénéon)编辑的《白色评论》（La Revue Blanche）致敬。“这其中有一个政治维度，”泰斯塔德解释说。“联合政府刚刚上台——由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议员组成的联盟政府发起了对社会服务的广泛削减——学费涨了三倍”。在出版界，电子书和网上购物似乎正在威胁纸媒的存在。“我们想创造一种以书为对象的物品，以我们的微小方式说‘书真的很美好，阅读它们可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即使泰斯塔德和伊斯特姆并没有完全仿效菲奈昂的革命榜样（他在1894年曾因密谋被控罪），但他们确实以他的名字以及不法分子的魅力命名了该杂志颁发的年度奖项，这个奖项因其内容和派对而闻名。“无论是在沃平的温室、佩卡姆的停车场、柏林的书店、布里斯托尔的画廊，还是哈克尼·威克的艺术家工作室，免费饮料在吸引人群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泰斯塔德和伊斯特姆在2017年《白色评论》作品集的引言中写道。(在一个可能经受不住“我也是”(#MeToo)运动后编辑审查的轻描淡写的旁白中，他们补充道：“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只有一次观众故意点燃了他女朋友的头发。但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害。”)
《白色评论》工作期间，泰斯塔德白天在独立出版公司诺丁山做日间编辑，在那里他出版了英国小说家黛博拉·利维(Deborah Levy)所谓的“活自传”《我不想知道的事情》(Things I Don’t Want to Know)第一卷。他还委托美国小说家约书亚·科恩(Joshua Cohen)撰写了一篇名为《注意！一部(短)历史。》(Attention!: A (Short) History)的文章。2013年底，泰斯塔德在裁员潮中被解雇。他列出了一份他认为与自己品味相符的出版商名单，名单短得可怜，而且也没有人在招聘。幸好一位家人提供的贷款使得他能够自立门户。“我知道我想编辑书籍，”他说。
科恩对我回忆说：“雅克曾和我谈过他打算创办一家出版社的计划。这有点像那些谈论开酒吧的男人，你会听着他们说，然后说，‘当然，听上去是个好主意。’ 但他是我们这拨中，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真正设法建立经久不衰事情的人。”科恩最新小说的手稿被他之前的美国出版商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和另外两打出版社拒绝了。最终，这本书在菲茨卡拉多(以及在美国的纽约书评图书出版社)找到了归宿。科恩的小说《内塔尼亚胡》(The netanyahu)获得了2022年普利策小说奖。
菲茨卡拉多的年度夏季派对于夏至日在伦敦南部的艺术机构大胆倾向举行，派对设在一个改装过的停车场楼顶的快闪酒吧。泰斯塔德向300多名观众介绍了一系列读物，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也都很专心，坐在围绕临时舞台摆放的折叠椅上。2022年散文奖(Essay Prize)得主玛丽安·布鲁克(Marianne Brooker)朗读了《间隔》(Intervals)中的一段，这是一本关于她母亲死于多发性硬化症的令人痛苦的回忆录，朗读时，偶尔会在附近地铁线一列火车经过的轰鸣声中停顿一下。艺术评论家扎里娜·穆罕默德(Zarina Muhammad)则朗读了一篇关于带男人去古吉拉特体育酒吧约会的生动随笔，摘自由菲茨卡拉尔多和不设防城市(Open City)联合出版的《伦敦自我喂养》(London Feeds Itself)一书。
翻译家安东尼娅·劳埃德-琼斯(Antonia Lloyd-Jones)问观众：“这里有谁喜欢波兰菜？听完这篇，我会问你们还喜欢么？”随后她开始读托卡尔丘克《女鬼》中一段耸人听闻的段落，讲的是制作鸭血汤（czernina）的生动描写，这段描述也是该杂志刊登的小说节选之一。接着，角色演员托比·琼斯(Toby Jones)朗读了约恩·福瑟的新书《闪灵》(a Shining)中的一段，讲一个男人困在白雪皑皑森林里一条死路上；琼斯把福瑟的阴郁叙事演绎成了喧闹的喜剧。朗读活动间隙，泰斯塔身穿设计师亚历克斯·穆林斯(Alex Mullins)设计的黄橙色三分之一长外套（泰斯塔德每年只在夏季派对上穿一次）跳到麦克风前，提醒客人，朗读活动结束后可以买到签名书和大手提袋，如果有人还没有读过托卡尔丘克的《驾犁穿骨》(Drive Your Plow)，可以听劳埃德-琼斯朗读的有声书。之后，观众们涌向现金酒吧，欣赏着天际线上的日落景色，泰斯塔德则与来访的弟弟和父亲站在一起，共享这个时刻。
“他是一个文化混血儿，”泰斯塔德的父亲自豪地说，然后又评论了晚上茶点的吝啬份量：“一小杯要五英镑！”
“欢迎来到伦敦，”泰斯塔德回应。
这群年轻人让我想起了布克奖基金会发布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关于阅读翻译文学作品的人。在英国，购买小说的读者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购买翻译作品的读者则要年轻得多：几乎一半的翻译小说是由35岁以下的读者购买的，退休年龄的购买者只有8%。翻译小说的读者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比大多数其他图书消费者更喜欢“具有挑战性的阅读”。并非巧合的是，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34岁以下的选民压倒性地支持留在欧盟。对于年轻、受过教育、相对富裕的读者来说，菲茨卡拉多的蓝白封面已经成为一种效忠国际的旗帜，就像公投期间欧盟的蓝黄旗帜一样，这并不奇怪。
菲茨卡拉多决心将出版书目扩展到欧洲文学范围（早期特点）之外。它出版了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娅·希布利(Adania Shibli)的小说《细枝末节》(Minor Detail)，讲述了纳克巴事件的影响，由伊丽莎白·雅凯特(Elisabeth Jaquette)翻译自阿拉伯语。2023年，泰斯塔德出版了香港作家谢晓虹(Dorothy Tse)的小说《鹰头猫与音乐箱女孩》(Owlish)，这本书译自中文。版权收购由菲茨卡拉多的副出版人塔玛拉·桑佩-贾瓦德(Tamara Sampey-Jawad)负责，她2016年开始为菲茨卡拉多工作。泰斯塔德这样评价谢的书：“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童话——超现实、神秘，但有时也很有趣动人——就好像安吉拉·卡特在写后殖民政治寓言。”
去年，泰斯塔德和同事们开始了另一个新方向：推出菲茨卡尔多经典，这是一系列已经绝版的书，它们照亮了菲茨卡尔多的书目。“我们不能只是出版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品，因为可能会出现它们相互竞争的情况，这是不可取的，”泰斯塔德告诉我。“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经典系列似乎很有趣。”他接着说，“对我来说，菲茨卡拉多的出版是一个知识项目。”到目前为止，经典系列包括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随笔《轻而易举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对安妮·艾诺产生了影响——和波兰现代主义作家维托尔德·冈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对哥特恐怖类型的模仿作品《着魔》(the Possessed)，这部作品因托卡尔丘克的成功而焕发了新意。
泰斯塔德解释说，经典书目将“通过我们已经出版的作家的传承关系和影响，追溯文学遗产，或者想象20世纪文学史的另一种面貌。”这是一个宏大的抱负，同时也是保持小而精的一种方式。“我对独立出版非常有感情，希望菲茨卡拉多出版社始终保持独立，”泰斯塔德说。“我对为了增长而增长不感兴趣，也不想因为商业原因而出版一本书。”泰斯塔德承认，他可能不会很快找到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坦白说，我们没有其他足够年长的作家。”不过，他可以等。他告诉我，“我想永远做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