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辛亥时期的革命领袖，然而，黄兴当年的地位究竟若何，就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了。事实上，黄兴在辛亥前后多次有机会取代孙中山，成为革命党的一把手，乃至民国的大总统，但黄兴人品高尚，修养深湛，他甘为绿叶，坚决拥戴孙中山为领袖，从而避免了革命队伍的内讧，这段史话，后人实有了解的必要。
黄兴号克强，生于1874年，他比孙中山小8岁，但走上革命道路却是一项自发行为，跟孙中山并无直接关联。时值清末大乱，各路英雄纷纷崛起，就革命党人而言，主要人马分属湖南、湖北两湖派系、粤系和浙系三支脉系，出生湖南善化的黄兴即属其中的两湖派系。黄兴生于士族，1896年考取秀才，在两湖书院读书期间，他浏览了西洋革命史和卢梭的《民约论》，受其启迪，萌发了革命思想。湖南当时是维新立宪党人的重镇，出过谭嗣同和唐才常这两位烈士，尤其是1900年唐才常的死难，对黄兴影响甚大，让他的思想从维新改良转向更为激进的民主革命。
1902年，黄兴被选派赴日留学，成为鲁迅的同窗。在鲁迅的笔下，黄兴那种低调却又不驯的性格得到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黄兴读书有成，善于填词作文，但他实而不华、注重实干，后来逐渐以知兵著称。早在两湖书院时期，黄兴就热衷于投身军事操演，在日留学期间，才能超群的他如破囊之锥，一方面忙于组织学生运动，参与各种进步杂志的编辑，同时不忘学习军事、勤练射击，担任留学生义勇队的领导人。1903年，他回国从事革命运动，与宋教仁结交，同年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被举为会长。这时的黄兴已成为一方领袖，身边团集了宋教仁、张继、谭人凤、章士钊、刘揆一、陈天华、周维桢、曹亚伯等诸多豪杰；他一边派遣人马去各地运动军队，准备起义，同年又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但拒不担任会长，让众人改选杨笃生主持。黄兴自幼熟览太平天国杂史，每读至诸王后期私心各起，自相残杀，便感痛心疾首，于是参与革命伊始，他便下定决心诸事谦让，与革命盟友同心一致，绝不重蹈天国覆辙。他一生恪守这一青年时代的信条，全无自利之心，多次拒绝个人荣誉和地位，在当时和过后都无人能及，因此在革命党人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知识分子往往眼高手低、优柔寡断，但黄兴之为人却富于胆略、雄健威武，在很多人眼中，他更像是一位英雄，而不是一介秀才。1904年，由于策划起义，黄兴遭到清军的追捕，在逃亡中一度被误俘，幸而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才侥幸脱险。无论是逃亡还是在狱，黄兴的镇静自若都给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他躲在朋友家中，“终日读书，每饭辄尽三碗，无疾首蹙额之态。” 入狱期间，食器肮脏，“同人等皆面面相觑，不肯食。惟庆午（黄兴字）视若寻常，捧之大喝大嚼。……诸人以身陷缧絏，皆锁眉蹙额，庆午则履险如夷，谈笑自若。”
出狱后，黄兴避走日本，这次旅日期间，他拜访了一位日本人士，由此引发了跟孙中山持续终身的交往。这位日人就是孙中山的友人宫崎寅藏。据他回忆，“我第一次见到黄兴是惠州失败之后的明治三十三年。……这时黄兴突然来访，我与他谈了好久，觉得他不同于其他的学生。一打听，知道他是个有经历的男子汉。” 1905年五月，旅日的湖南同乡会公举黄兴为总理，他固辞未就。同年七月，在宫崎寅臧的介绍下，黄兴跟欧游东返的孙中山初次会见，两人一见如故，孙中山建议他主持的兴中会跟黄兴主持的华兴会联合，外加其他团体，共谋革命，黄兴欣然同意。其时，黄兴是革命领袖中的佼佼者（“时各省同志中负人望者，以华兴会领袖黄兴为最” ），如果没有他的协助，孙中山绝无可能汇聚诸多革命溪流，共创大业。此处不妨参见时人的论评：“考吾国革命由来已久，志士之亡命海外者不可胜数，惟漂泊无定，势力微弱。直至孙文、黄兴二氏相见于东京之后，革命事业方见发展，收联络之功有一泻千里之势。”
同年八月三十日，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和黄兴为轴心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协理，“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 虽然由于孙中山时常远游，同盟会的日常事务多由黄兴主持，但为了维护孙中山的威望，他对孙中山的态度始终毕恭毕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 在随后的多次信仰危机中，如果没有黄兴的克己和牺牲精神，孙中山的偶像地位是不可能竖立起来的。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孙中山虽然是革命的先知先觉，但并没有后来的独尊地位。1895年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之际，另一位革命领袖杨衢云曾经跟孙中山争夺过领导权，并当选为兴中会会长；此外，孙中山与浙系的光复会一向有深刻矛盾，光复会多次企图颠覆孙中山的权力，乃至到了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干将陈其美、蒋介石干脆刺杀了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为此，属于光复会一脉的鲁迅始终对孙中山持批判态度。在革命党人的内讧中，虽然黄兴本人也跟孙中山出现了一些矛盾，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拒绝站在倒孙派的一边，而除了黄兴之外，倒孙派无法找到取代孙中山并可服众的其他人选，所以最终也就不能成事。
黄兴与孙中山的第一次矛盾出现在1907年，导火索虽是小事，但内因并不简单。问题出现在讨论未来国旗之际，黄兴提议使用井字旗，孙中山则坚持沿用兴中会当年的青天白日旗，由于孙中山出言不逊，激怒之下，黄兴几乎退出同盟会。孙中山的革命热忱和品行并无瑕疵，但根据时人的记载，相比于温文、沉毅的黄兴，孙中山的性情不免显得躁烈、固执，如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比较过两位兴中会的早期领导人，说：“孙文躁妄无谋，最易偾事，杨衢云老成持重，大可合作，……” 宋教仁认为国旗事件是积怨已久的一次爆发，“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订交两年，蜜月期已过，黄兴对孙中山的刚愎自用似乎已感到厌烦，但他思之再三，还是遵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在给胡汉民的信中，他写道：“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胡汉民是孙党，但不禁也佩服黄兴的胸襟，在回忆中他写道：“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於时犹有书生之见也。”
随后不久，又发生了日本馈金事件。事情的原委是，孙中山收取了日方的一万七千元馈金，他留下两千元作为《民报》经费，其余悉充潮惠起义的军费，这种擅自主张激起了部分同志的不满，章太炎、张继、陶成章、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试图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黄兴坚决予以制止，他复函曰：“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与不义。” 由于黄兴态度严正，这桩倒孙事件不了了之。
1907年底，黄兴和孙中山在镇南关并肩作战，两人通力合作，尽弃前嫌。随后的钦廉战役中，黄兴以少击众，率二百余人转战于钦、廉、上思一带，多次开战，均获全胜，令清军闻而丧胆，黄兴威名大著；直至弹尽援绝，才率余部安然退回安南。从这时以后，黄兴真正走上了从戎道路。武昌首义后，湖北新军切盼黄兴前来领导他们作战，也是缘于他在钦廉之役中传扬开来的威名。
另一方面，1909年十月，陶成章、章太炎和李燮和等人又发起了新的倒孙运动，他们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列出孙中山的十四条不法行为，要求同盟会总会“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此事再次遭到黄兴的极力抵制，陶成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东京后，即将公函交付克公（即黄兴），迄今并不发布，专为中山调停。”“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 由此可见，陶成章原以为曾经负气于孙中山的黄兴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不料黄兴对个人得失毫不介怀，实出诸人意外，以至倒孙诸人转而攻击起黄兴来，为此，黄兴向孙中山汇报道：“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 黄兴还以同盟会庶务的名义，致函美洲各埠中文报社，澄清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的指控，他的大度和果断让胡汉民再次表示敬佩，“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
此后数年，黄兴致力于组织内地起义，而孙中山则负责在海外筹款。1911年春，黄兴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但由于少数人员临阵脱逃，协调紊乱，起义不幸失败，黄兴痛不欲生，几欲身殉。后来，他为这场悲壮的起义填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蝶恋花》，以示纪念：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闻讯赶至武昌，与黎元洪会合。黄兴的到来让六神无主的黎元洪一展愁颜，他当即下令制作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手举大旗，骑马在各军中跑了一圈，革命军人士气大振，黄兴随即被推举为战时总司令，无奈身为客帅，手下又皆是新兵，黄兴也无法长期抵御北洋军的精锐部队，战斗一月之后，黄兴被迫离开武昌，但这一个月的坚守赢取了关键的时间，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外加袁世凯怀有二心，清廷不得不遣使南下议和。
1911年12月，黄兴被独立各省的代表推举为大元帅（即大总统），黎元洪为副元帅。黎元洪得知后颇为不满，而黄兴则根本无心揽权，他坚不受任，转而推荐黎元洪或远在海外的孙中山。最后，各省代表改选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接着，各省代表督请黄兴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得知孙中山即将归国，断然推延了赴宁的时间。他曾经跟李书城吐露过心声，令后者感佩不已，“……预定启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我听了黄先生的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
孙中山归国后，主张独揽大权的总统制，而宋教仁则坚持内阁制，在黄兴的解释下，多数代表接受了总统制。在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中，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实为各部之首领，由于孙中山长期停留海外，在国内威望不如黄兴，为了避免外界猜疑，对外致电时，两人往往联名，以示团结，孙、黄共事的名声从此广为流传。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作为南京留守，黄兴承担了南方临时政府的一切琐屑善后工作，当时南方军队缺饷严重，袁世凯又故意刁难，黄兴为了维持局面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解职之后，《民立报》在《论黄留守》一文中不禁赞他为“光明磊落”的“明道之君子”。 为了笼络人心，袁世凯又对他予以加官晋爵，他一一拒绝，表示：“患难旧侣，多遭惨毙；独膺上赏，只增凄痛。” 他的这种高尚、沉郁情怀，显然是袁世凯之流无法理解的。
孙、黄的第二次分歧，发生在宋教仁被刺后。黄兴曾实际领兵，又在留守任内负责过筹饷工作，他深知革命党军队无力对抗北洋军，主张法律解决宋教仁一案，但孙中山坚持认为凭藉革命精神和当时的条件，革命党人足以战胜北洋军队。“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 这一分歧，经孙中山身边的几个文人帮腔，让黄兴更加有口难辩。最为严重的是，黄兴得知孙中山私下派人携款去策反南京的留守部队，鼓动下级军官暗杀上级，然后邀请孙中山赴宁率军讨袁。
军队的传统是只服从上级，孙中山久居海外，生平从未领兵，此举堪称荒谬，况且南京军队缺饷已久，矛盾重重，岂堪作战？其后果很可能是孙中山赴宁后无法安抚士兵，反被戕害，落得名声扫地。孙中山缺乏领兵能力的证据之一是，他的策反刚刚展开，就已经泄密，几个未受运动的营、连长向旅长汇报，并主张除掉另外几个接受了孙中山私款的营、连长，两个旅长连忙赴沪向黄兴密报，请黄兴赴宁担任讨袁军总司令，他们愿意一致服从，但劝孙中山不要前来。面对这一危局，既无法说服孙中山放弃他的幻想，又必须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威信，黄兴最终决定由自己代替孙中山去指挥南京军队，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支准备不足，且部分人马早被袁氏收买的讨袁队伍很快就作鸟兽散了。
章士钊对此曾有精辟论断：“上海计事，孙急而黄缓，盖深悉其军力及错综之情状而为之，非得如孙先生径情而直行也。计其时可用之兵力，湘粤均摧毁无余，已使两先生同为痛心，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此区区者，孙先遽欲歆动其营连长，戕杀师旅长，冒险以求一逞。夫未加遗一矢于敌人，先喋血于萧墙之内，此何等惊险前景！黄先生所为痛哭出师，谓身代先生以赴敌，留先生领大事者，真披肝沥血，万分情迫之言，……” 可惜，黄兴挺身而出，代之受险和受谤的苦心，孙中山并不理解，相反，他以为自己的计策是“百胜之道” ，仅仅由于黄兴见识短浅，不容他一展身手，才错失了倒袁的良机。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黄等人流亡日本。这一时期两人之间的分歧，旁人多有记录，“……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 “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 同时，他们在改组国民党问题上进一步发生了冲突。孙中山把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主张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要写誓约，打指印，表示一切服从孙中山本人。黄兴等革命元老多反对这种独裁手段：“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为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 孙中山复函曰：“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黄兴再次选择了顾全大局，他决定赴美游历两年，让孙中山放手按自己的办法做事。
虽然存在各种分歧，但平心而论，孙、黄两人始终是同舟共济的革命盟友。自从在宫崎寅臧的引介下两人初识以来，黄兴就下定决心推孙中山为首，自己甘居其下，此初衷从未有移，虽然孙中山性情褊急，对国内的格局缺乏实际了解，但黄兴从不当众挑战他的权威；而孙中山即便是在对黄兴最不满的时期，也不曾怀疑过黄兴的意图和人品，正由于两人都具备这样超逸、坦荡的品质，他们的同盟才得以有始有终。在黄兴生命的最后两年，这种同志情谊，而不是分歧，成为两人交际的主线。1914年6月27日，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宴别，孙中山集古人句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这一对联无疑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最佳写照。黄兴游美期间，孙中山多次写信要当地华人和美国友人善待黄兴，“谓克强先生为吾党健者，革命元勋，理宜竭诚欢迎，……” 而黄兴每到一地，也嘱咐华侨同胞把捐款直接汇寄东京交孙中山支配，自己则靠变卖携来的祖产为生，“他每与侨胞谈及孙先生时，都表示很尊敬孙先生，从未讲及他自己与孙先生在党的改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1915年，袁世凯筹划称帝，黄兴开始在国外遥控国内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后人皆知蔡锷是讨袁发难之人，却不知蔡锷返滇起军的过程是黄兴在海外苦心安排的，他不但斡旋疏通，让蔡锷安然返回云南，还通电国内各方军阀，号召他们一致讨袁。与此同时，孙中山也邀请他回国共同革命，他有望回国的消息传开，国内各界纷纷致电敦促，要求他回国主持大局。如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等人联名致电：“知我公抵日，欢跃逾恒。……公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察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 殷汝骊、黄郛、葛敬恩等人联名致电：“当兹时局纷纠，关系复杂，各方主张，不能一致，前途茫茫，不知所届。务望先生鼎力主持，裨益大局。” 唐绍仪、范源濂、谭延闿。孙洪伊、钮永建、张继等人联名致电：“总统定位，政局仍危；大力匡扶，端赖贤者。我公手造共和，举国宗仰，敢乞即日言旋，主持一切。” 张謇去函：“先生去国稍久，志行弥坚；前此苦心，已白于世。今时局粗定，各方意见未尽消融，倘能翩然归来，力持正义，动以积诚，虽有纠纷，不难立解。”
从诸多电文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政坛，黄兴是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领袖。即便有黎元洪做总统（总统定位，政局仍危），有孙中山担任革命党首领，实力派人物依然只买黄兴的帐，哪怕他当时远在海外。这些新旧实力人物不仅包括地方军阀（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等人）、清末大员（岑春煊），还包括维新人士（梁启超、张謇）和革命党人（蔡锷、李烈钧等人），如果黄兴真有意夺取大位，那么黎元洪和孙中山是难以与之抗争的，黄兴心知这一点，所以有时也会以“黄袍加身”的典故自嘲 ，但他自始至终，推辞一切拥戴他上位的举措，这种过人的胸襟，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匹其俦的。
黄兴之所以得众望，跟他的先后天条件都有联系。他出身士族，曾考取秀才，在当时读书人的眼里，草莽之辈孙中山难以与之并论；其次，黄兴习于兵事，受各地军人的拥戴，蔡锷等人对孙中山并无好感，但对黄兴却甘拜下风，这在战乱时期是争夺权力的至关条件。最重要的是，黄兴品行高洁，为人温和，各派人士互不服气，却对黄兴都礼让三分。谭人凤曾回忆道，“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余之加入同盟会，亦缘此点，是其生平最长之处也。”周震麟说他“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革命同志的衷心爱戴”。章士钊曰：“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就连政敌袁世凯，也称黄兴“不仅为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
黄兴终于在1916年7月返回上海，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便以胃出血旧症溘然离世，年仅42岁。他一生克己谦让，身后亦不以名显，随着孙中山被后人推崇为“国父”，相形之下，黄兴的地位就愈不起眼了，国民党曾一度议定他的忌辰为“黄公纪念日”，但可能由于这个日子跟蒋介石的生辰重合，后来又改在“革命先烈纪念日”将他与其他先烈一并合祭了。虽然有人觉得这种纪念跟黄兴的功绩不相匹配，但“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以黄兴的高风亮节和做人信条，他本人对这些待遇却未必会介怀。
1，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2，龙绂瑞：《武溪杂忆录》。
3，苏鹏：《柳溪忆语》。
4，宫崎寅臧：《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第299页，明治三十三年系明治三十七年之误。
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7页。
6，转引自姜泣群：《朝野新谈》甲编第49页。
7，《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卷上第123页。
8，邓家彦：《双十节念黄克强先生》。
9，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一册》，第43页。
10，宋教仁：《我之历史》第六册第12页。
11，胡汉民：《胡汉民自传》。
12，刘揆一：《黄兴传记》。
13，李燮和所撰《孙文罪状》，见《神州日报》1912年11月2日。
14，陶成章信函原件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15,《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50-53页。
16,《胡汉民致南洋同志书》。
17,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18,上海《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社论，作者章士钊。
19,原函附录《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三。
20,孙中山：《致黄兴书》，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6页。
21,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22,孙中山致黄兴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23,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24, 石陶钧：《六十年的我》。
25,黄兴复孙中山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26,孙中山复黄兴函，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27,邓家彦：《双十念黄克强先生》，载《黄克强先生纪念集》第97页。
28,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运动》。
29,《护国军纪事》第五期。
30,《黄兴未刊电稿》第10页。
31,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27日。
32,原载《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录自《辛亥革命》（八）第53页。
33,《同盟感旧录》，转载自《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71页。
34,《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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