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每年一度的春季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在即。官方媒体法制日报、法制网、中国平安网和法制日报手机报等几家媒体，在对网民关注的“两会”调查众多热点选项中，“社会腐败”问题再次位列第一，“反腐”连续3年成为网上最受关注的热词。而近年来，国内高校频频发生腐败案，尤为引人痛恨。
记得去年正当中共60国庆耗资千亿为“辉煌”脸谱化妆之时，大陆百年学府武汉大学曝出腐败大案，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等高官纷纷落马，为这次大庆“辉煌”增色不少，也由此引发了中外舆论聚焦。当今中国教育圣地如此贪腐蔓延，全面开花的局面，不仅令当下教育界为之震惊，更令网民对“中国模式”教育灵魂的堕落怒评如潮 。联合早报网在其刊发的东方日报港评《大学腐败井喷 肇因疯狂扩张》一文中写道，“内地大学腐败近年愈演愈烈，犹如井喷。”
高校腐败触目惊心
其实 陈昭方、龙小乐并非全国高校落马第一人。今日中国各地高校腐败案件井喷式爆发势头，已致使教育领地成为职务犯罪新的高发区。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大学腐败案件频繁曝光：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10年徒刑；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受贿160多万被抓；湖北近年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包括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陕西近3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成为阶下囚，落马官员人数之多，腐败金额之大，违法违纪情节之恶劣，触目惊心，前所未见。有媒体曾报道，近10年来，北京市海淀区内32所院校中，一半染上了腐败病毒，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共有24件26人。而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陕西省查办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36起61人，其中处级干部22人。据统计，2005年至2008年，湖北省检察机关共查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97件105人，分别占同期立案总数的10.7%和10.3%。其中处级以上干部42人，占高校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40%。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是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学已被商业化变成市场主体，但官僚监管体制丝毫没变，做了教育的“官”，就可以拥有一切，包括权力、职称、学术、资金分配，那些集官、学、商于一身的大学官员，在教材集中采购、后勤服务等众多环节，大肆寻租，中饱私囊，“高校成了封闭的小社会”，其“权力失控”已成重灾区。院校里的教育行政、后勤管理部门无不在管钱、管物中收回扣、好处费，借创收之名私分正当或不正当收入，而那些在招生、保送、攻读学位等环节出现的腐败更是屡见不鲜。甚至不少大学里很多论文，都是主动要挂上书记、校长、院长的名字，以获得好处。于是这些 “官”们，便把教育净土当作疯狂“索取”“掠夺”的聚宝盆。
中国教育灵魂的堕落
当今中国，“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四化”现象已普遍存在。不少人仰天叹息，高校知识分子求官重利，媚权媚俗，在金钱的侵蚀下低下高贵的头，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失去了最宝贵的操守，以至于造成中国教育灵魂的彻底堕落。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高等学府本来是国家教书育人，培养国家栋梁的精神圣地。中国官方也一直是把教育者视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大学官员作为教书育人的管理、实施者，其腐败的内容与形式与教学活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其腐败的后果必然导致人们对教育这一神圣事业的信仰破产。
学校教育的本质，主要体现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使个体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的实践活动中，即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有关部门，利用一定的教育资源，将人类积累的优秀品德，经济、政治等生活经验、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智慧、才能、技能与品德，使他们的身心和教育者的“成果”合一，成为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有优良道德品质的优秀公民。因此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形成这个国家主流精神的公民人生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说高等学府是塑造国家精神的园地。这种塑造国家精神的灵魂如果从内部就已经腐朽了，这个国家也就彻底没有指望了。这些年来，随着 “发展就是硬道理”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路线的推行，中国高校这个精神圣地，也不余遗力地纷纷推到“围墙”、开放办学，大张旗鼓地迎接社会腐败，使得高校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成为“重灾区”。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中国教育官员化与管理体制之祸
中国教育学者官员化是高校腐败滋生的土壤之一。如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行政官员之多，级别之高，都堪为世界一流，光副部级官员就有上百人。一个教育部督导办，全国专职督学就有9312人，兼职督学28000多人，其中专职督学享受厅、处级别的学官占七成以上(2009年6月30日《北京晚报•北京论语》)。据悉，教育部曾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的是身兼几种职务。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颜晴川发表于《学术界》的《院士官员化倾向性分析》一文指出：倘若学者官员化这种倾向下去，那么“两院”究竟是学术殿堂还是官家剧院？大学教授究竟是教书育人还是享受官员级别？如副部级、厅、处级等，他们集官学与一身，至于一些行政官员当院士，则更是标准化的官学一体化了。
在如此中国特色的大学里，管理体制推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党委领导”的性质、范围等都没有具体规定，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而其高校党政“一把手”任免根据隶属关系多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实施，但监督缺位严重。在权力如此集中，而又失去监督的情况下，大学官员腐败就不可避免了。首先高校自身的纪检监察部门根本无法监督自己的党政领导；其次同级和上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部门都是在案发后才介入调查，而且往往深入不下去，致使对高校一些官员监督处于真空地带。更何况他们通常还身兼教育家、企业法人、行政领导三职于一身，由于高校腐败分子多重身份，对应着不同的监管部门交叉错位，无法衔接，更使他们在腐败空间左右逢源，回避监督游刃有余。
从这几年高校腐败案的特点来看，主要表现为高校内部“扎堆腐败”严重。高校腐败案往往相互牵连，窝串一体。高校腐败案很多都表现为院长、副院长或处长、副处长集体谋划，办公室主任、主管会计协同配合，共同参与，实施犯罪。这样以来，高校腐败分子们就会彼此勾结，形成权力之间的互补关系，并通过这种权力之间的营私纠合，达到腐败目的。
大学腐败泛滥之所以成灾的原因，就是因为权力不受约束，制度性制造贪官腐败。大学里的腐败具有特殊性，通常因其难以被外界察觉，隐蔽性极强，以至于教育领域反腐年年不见效。在中国的特殊环境，特殊的机制里，大学的腐败也具有“中国特色”。如今大学里从“学术腐败”到“行政腐败” 乃至职务性严重犯罪，无论从教育的本质、腐败的现象与形式、腐败分子的心理状态、现行的高等教育制度等方面看，教育腐败的根源都在制度本身。因此，我们应当首先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才能改革教育制度、消除当前教育行政部门乃至不少行政部门的“没有监督”、“权力滥用”现象，从根本上预防、遏制腐败。
当下中国，许许多多教育问题已经积弊如山：如教育思想严重落后，教育体制陈旧不堪，教育方式与方法僵化、守旧，但其中最本质的问题，则是行政教育制度滋生腐败。
以民主自治治理高校腐败
上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洛德•艾克顿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可以说是政治学上的一条定律。因此，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有公共权力非公共使用即腐败的可能。权力所能换取的利益越多，即权力的含金量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继续式，就是绝对腐败的绝对癌变。事实证明，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越多，产生腐败的现象就越严重，而教育行政机关的腐败是“罪魁祸首” 。 一些高校负责人长期腐败却屹立不倒，根本原因出在有权决定教育官员升迁的上面。因此，高校防腐，需要真正建立制约校官员权力的民主机制，促进自治办学、民主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校官由上级决定，且权力过大，师生无法监督、无从监督的问题。
对于如何治理高校腐败，已有不少专家学者给出了很多“药方”，譬如“教授治校”、“去官化和去行政化”等等。而本文认为关键还在校园内的自治与民主。 “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这些问题的出现，恐怕都在于学生与教师在学校的发展与治理中，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要实现校园自治，学校官员就应当竞选产生，民主选择，真正实现校园学生与教师的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与决策权等。因此，实现高校的民主自治，才是解决中国教育官员化与管理体制之祸的根本出路。这才是今日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委员应当聚焦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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