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竭尽了全力，很遗憾。我仍然抵达不了德国，抵达不了科隆文学节为我安排的朗读会现场。
我身心疲惫，但我还是要对大家说谢谢。
我特意给大家寄去我创作并演奏的歌与箫。你们已经听见了吧。
不是中国笛子，是中国洞箫。笛子是横着吹，洞箫是竖着吹，洞箫的身长是美洲印地安人骨笛和原始非洲人竖笛的两三倍，在古代，用来招集孤魂野鬼。
我在监狱内学会吹箫。我的师父是个84岁的老和尚。当我进去时，他已经在里面住了很多年。这个与世无争的僧人，犯的也是一种古老的罪——反革命会道门——会道门是存在于中国偏僻山区的秘密组织，源头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的清朝，宗旨是反抗异族的政权——老和尚因受乡民的拥戴，而成为会道门的头头，可手边除了佛珠、木鱼和洞箫，没有任何造反的刀枪。
那是1992年冬日，高墙电网外的群山堆着雪。我和几个囚犯，抄着手，缩着脖子，正呆头呆脑地望天呢。猛地，从阵阵的飘雪中，传来时隐时现的呜咽。我还以为是幻听，就使劲掏自己的耳朵，不料呜咽却越来越清晰了。那种从远古流淌过来的苍凉啊，把我渐渐冻住了。
泪水也不知不觉冻在脸上。
身边的犯人说，这是洞箫，是一个老和尚吹的，他吹十几年了，大家都不明白他吹的啥意思。开始还感到莫名其妙难过，后来就麻木了。吹吧吹吧，坐牢的谁不难过啊。
我受了震撼，我想方设法去接近老和尚。最初的见面，他靠在一面墙底，风呼啦啦的，几抹阳光在墙的顶端。他乌龟一般缩着脖子，青筋暴露的双手把握着一根青筋暴露的竹管。他在幽幽地吹，将同一段曲子反复多次。我站在他跟前，可他闭着眼睛，只管沉浸在自己的声音，或者身世里。不晓得过了多久，当他抬起头，与我对视，双方都突然愣住了。
他问，你想学？
我点头。
他又说，你要找支能吹的箫。
我又点头。
于是我成了他最后的徒弟。
如今老和尚在哪里？我不晓得。我只晓得过了一年多，我刑满出狱时，他还在里面。那个夜晚，我特别惦记他，却见不着他，只得吹箫，让飘荡的声音告诉他，徒弟我要走了。
他却缄默着，凭着心灵感应，我相信他听见了，可却固执地缄默着。
我吹了好几支曲子。终于，在重重高墙屋脊的那边，传来回应的箫声。那是一支据说有两年多年历史的曲子，叫《大开门》。刹那间我明白老和尚的告别语了——锁住的门已经打开，你就走吧，不要回头，一直走，走，走到遗忘里面去。
我叫了声师父。如果他还活着，眨眼间已经100多岁了。
可爱的我没见过的德国读者们，中国民间还有多少我师父这样的世外高人？我不晓得；还有多少代无辜被关押的政治犯？我也不晓得；在1989年的六四血案之前，还有多少被抹掉的陈年血迹？我还是不晓得。可我这样的底层作家，哪怕共产党不高兴，也得写作、记录、传播，我有责任让你们了解什么是比极权政府寿命更长的中国精神。
下面我委托我在德国的作家同行廖天琪女士，朗读《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一文。作品的主角，吹的是唢呐，铜制的地道中国民间乐器，基调高亢、激越、刀子一般锋利，与我师父传授的洞箫，对照鲜明。可精神指向却是一致的。
而这两种乐器，加上嚎丧，都是在追忆死者同时，给生者一种慰藉。
在这个死者和生者都得不到自由的中国，我的读者们，你们的倾听也是对墓边的我的慰藉。
谢谢。
廖亦武于四川成都郊外的家中
2010年3月
（转载于《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