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近日公布，“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大学“去行政化”等话题，又成为公众热议的对象。就大学改革的相关话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卫方，日前接受了理财一周报记者的专访。
大学应是“学者的共和国”
理财一周报：何谓大学“行政化”？它有哪些外在表现？
贺卫方：大学“行政化”，大约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大学中，所有涉及学术、决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则，都是由行政系统——严格来说是党政系统——制定作出的，教师在整个大学管理中被边缘化。其外在表现，还有大学讲级别、党政官员数量庞大、有官职的人才能够垄断学术资源等，再就是大学与政府管理部门（即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依赖关系。
我观察到，最近10多年来，在教育资源的分配方面，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评估不用说了，现在是臭名昭著；学术评价方面，本应该由大学自我评价的权利，却被教育部的相关委员会不断加以蚕食；甚至包括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部也在试图将它变成全国统一考试，而不是由大学自主决定。
理财一周报：大学“去行政化”应该如何着手，就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吗？
贺卫方：取消行政级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要非常明确地倡导大学自治、大学独立，切断国家行政部门控制大学的渠道，让大学自治。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要容许“多种所有制大学”。现在我们都是公立、国立大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其实中国教育最好的时期——上世纪20到40年代，当时就是“多种所有制大学”。像北大、清华是国立，南开、复旦当时就是私立的。
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教会学校，如燕京、辅仁、圣约翰等，都是很好的大学。来自不同国家的传统，使教会大学保持了多样化的特色，利于相互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必须要有竞争。有时候大学对国家人才、教育的影响不是短时间能看出来的，所以作决策的人一定要有非常好的眼光。现在的大学都是统一的“国字号”，这是不合理的，没办法焕发出真正的活力，行政化现象越来越重。
大学内部的改革，我觉得必须明确地限定大学的党政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大学里面，校长往往是“二把手”，党委书记才是“一把手”。大学里哪些方面应该由党委来决策，哪些方面应该由行政来决策，是必须限定的。如学院院长的人选，在还没有实现“教授治校”的时候，一般由上面任命，那么应该由党委来任命，还是由行政来任命？
很多大学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党政长期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难题，要让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有比较和谐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理财一周报：大学与政治、政府和权力的关系，怎样才比较合理？
贺卫方：大学不应该受到外部权力的控制，从内部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共和国”，由学者自治，最重要的决策都必须由学者做出。
如何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学
理财一周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两个辉煌的成就值得铭记，一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二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两个时期大学的成功有什么相似的特征？
贺卫方：首先是教育家办学，像蔡元培、胡适，还有西南联大的那几位校长，他们本身都是非常好的专家，不仅在学术领域造诣颇深，而且有一定的教育哲学。
当然还有一批有风骨、有节气的教授。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过，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怎么样对待政府呢？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拒绝。他们不向权力屈尊降贵，不向权力叩头，不做这样的事情。
再是对教师群体，给予非常高的尊重、礼遇。我们都记得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如何礼贤下士，对不同风格的教授都能够接纳，为他们调停、辩护；当他觉得受到干预时，他就不干校长了。那时候没有哪个大学有党委、党委书记，校长就是校长。
另外当时的教授选任制度也比较合理，很多优秀的海外归来的学者被聘到学校来，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北大、清华都有非常优秀的西方学者来当教授。
还有一点，是对教学内容的安排、课程的设置，我觉得是真正注重知识、高等知识，而不是塞进很多政治化的内容。
理财一周报：大学校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去行政化”后，大学校长的产生应该通过何种程序？
贺卫方：在西方国家，大学都有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持大学的传统和水准，董事会在校长的选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也会适当听取教师的意见，如果教师们都不认可某个人的话，他就很难被任命为校长。校长不仅要在学术领域有很高的声望，还需要在管理方面有特别高的行政才能；要有牺牲精神、会长袖善舞。总而言之，在校长的选任上，不要变成一种官僚的任命。
“治校”与“治学”并不矛盾
理财一周报：大学教授，近年来也面临着严重的人格矮化、声誉下降等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贺卫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选聘标准，首先是入门的门槛高。某人一旦被任命为教授，特别是好大学的教授，就是非常高的荣誉。过去大学的教授数量很少，能成为大学教授，一定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今大学教授太泛滥，大学本身也泛滥，阿猫阿狗都是教授，那他的行为、风格方面，就难免会流于平庸。
在评价机制方面，什么样的教授是好教授？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用一种量化的标准，即论文要发表多少，像数数一样，谁发表的论文多，谁就最有可能晋升。结果就走向了反面，大家都挤破脑袋，一定要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
在大学里面，一方面应该激励论文发表，出重要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一定要知道，所谓重要的成果，是能真正对人类知识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如果变成定期出、定期发，把手段当作目的，完全只追求数量，这就走上反面了。
理财一周报：对大学教授，社会上现在有一种“污名化”的倾向，如何重塑大学教授作为知识人、教育人的尊严？
贺卫方：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学教授从来就被某种程度地调侃化，在网络时代，这种调侃越来越严重，教授叫“嚎叫的野兽”。
在更久远的历史中，我们民族就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对于纯知识我们从来就没有热爱过。古代讲“文以载道”，特别注重对经世济国、“有价值”的知识的研究。而就科学论科学，根本不去关注它有没有实用价值，这样的研究，从中国古典时期就没有获得过应有的尊重，相反是被嘲弄的对象。科举考试加剧了这种现象，觉得知识就是为了实用，为了做官嘛。
如何重塑大学教授的尊严和形象？大学要有大学的品格，教授要有教授的气节。现在我们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是商业。到处充满了诱惑，这种情况下，如果学者把持不住自己的话，就会越来越糟糕。
理财一周报：大学“去行政化”后，教授主要应该“治校”还是“治学”？
贺卫方：治学当然是教授的本分。一方面要搞好自己的研究，研究往往是“教得好”的前提；另一方面，要肩负培养下一代的使命，把学生教好。
但是他要关注大学，关注自身生存的环境，所以也应该热心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治校”不是让他不搞学术，抽身出来做管理，而是他要评价、参与。这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
“去行政化”不会太容易
理财一周报：有专家认为，“去行政化”一定要作为国家政府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配套来进行，在体制框架没有任何变动情况下去要求大学独立，这是行不通的。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贺卫方：改革不存在先后的问题。要两条腿走路，在政府内部的人，能推动的是那个体制的变化，在大学内部的人，也不妨从身边做起。一个体制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人们容忍这个体制长期存在。
理财一周报：您理想中的大学治理模式是什么？
贺卫方：大学不是一个完全能够用民主逻辑来运作的机构；大学必须给学者更多的发言空间；学者作为一个群体，必须享有高度的自治；大学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决策，都要朝向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方向，而不要有任何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功利；大学应该有最大的包容性，让不同的观念和对知识的探索得以展现。
理财一周报：作为改革的试验田，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响亮地提出了“去行政化”的口号，您认为他们的努力会成功吗？
贺卫方：“去行政化”，目前还只是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他们成立不成立党委。（如果成立党委），他们怎么“去行政化”，我搞不懂。第一步就走不出去。当然我乐见其成，但是这不会太容易。
《理财一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