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所谓“极少关心政治”的朋友,曾经问过笔者:“《零八宪章》是怎么一回事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笔者深感自己能力之有限,几乎无法用他能够顺利接受的语言和逻辑,用最简洁的方式向他解释其中的精髓。于是乎,笔者只好十分不负责任地对他说:“那是一些被普遍认可的东西,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里,都可以找得到类似的表达。”然后他接着问:“难道我们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么?”这个问题令笔者更加感到惭愧,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的表现,距离这个社会的主流生活态度实在过于遥远。

诚然,我明白一个道理:假如我身边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那么我们距离“现代法治国家”这一理想,便已经非常之近。但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那是因为我自身做得不够,并且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让自己做得更加令人满意一些。我很想象很多人说的那样:走到民众中去,却一直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和方式。在我们持不同政见者族群中,很多人早已意识到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亦是多年以来的头号问题。却多年以来在它面前一筹莫展。在持不同政见者中,确有身体力行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者,然而他们举步维艰。您也许会问:“难道走到民众中去,真的有这么难么?”

笔者无意推卸责任,但仍请容许我做一点小小的辩解。我想要举例告诉那些关心和关注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

譬如说:有一位名叫张怀阳的青年,因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些许为六四呼吁的文字而遭到劳教。当他被捕之后,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们需要做一些工作。首先,要找到恰当的渠道,打听到张怀阳被关押的情况,当然越详尽越好;其次,为他筹募一些人道主义善款,并确保这些善款能够切实地用在张怀阳那里;第三,为他联系辩护律师;第四,为他在国内、国际任何可利用的平台上,向任何可能的对象呼吁。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工作需要去做,不过这四桩工作是基本性的。这几件事做出之后,基本可以如是说:无论这些事做得多么细致完美,都不能令张怀阳先生得以免于专制的魔爪。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令张怀阳先生所受的迫害程度降低,或刑期缩短,或在劳教所内受到一定程度的另眼看待。因为当专制当局或是地方当局迫害某人时,如果他们可以实施迫害而又令外界无法知晓,那么迫害将变本加厉,为所欲为。外界知道得越多,他们就越是有所收敛。

这四桩看似并不复杂的事,实际上每一条执行起来都举步维艰,需要为之投入大量精力。譬如,我们需要去探听张怀阳的情况,直接去找关押场所的话,将吃到闭门羹,只有去寻找其亲属。在这之前,家属都已被威胁过,不得与外界来往,不可向外界透露张怀阳先生的消息。当张怀阳先生的亲人与我们联系时,他们是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所有政治犯的亲属中,愿意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仅仅是少数。大部分亲属会认为:自己的家人已经因为反革命而被捕,如果继续和所谓的“反革命们”保持联系的话,那会是罪上加罪,对系狱者更加不利。这虽然是个认识的误区,但却是普遍现象。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和外界保持联系越紧密,对系狱对象才越有利。或者说,实际的情况是,当某人因政治原因被捕后,他的家人可以将一部分磨难分担到自己头上。这需要勇气和爱,更需要清晰的认知。

同样的道理,善款更加需要系狱者的家人为之承受压力。在中共当局的监狱中,有两条规律。对于一般囚徒而言(除失势贪官及“犯事”公检法人员之外的囚徒),他在狱中的受难程度与亲属探望的频率及他是否有钱直接成反比,善款可以减轻他在狱中所受磨难的程度。在中共的各种监狱中,政治犯受到严密监控,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探望,其他一切人等都会遭到拒绝。假如善款事宜得不到亲属支持,那么一切努力都将白费。

在经过种种努力之后,家属们接受外界的关注,并愿意为系狱者承担压力。仍然面临很多难题:谁去做这些事?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来安排,这些事纯属自愿。去执行这些事务的人,常常需要跨越好几个省份。他们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与回报,只有付出,还需要千方百计地节俭用度,谨慎地以合适的方式行事,不能出丝毫差错。尤其在款项的数目上,一丁点小小的差错可能会导致难以设想的后果,最直接的后果是执行者自己名誉受损。或者在行程安排上的一丁点不谨慎,就导致事情做砸,被当地警察以莫名其妙的理由赶走,白白地耗费人力物力。但他把一切都做得完美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他做了一件漂亮事;而稍有瑕疵,却会令整件事遭人诟病。也就是说,对他自身而言,卖了力气之后,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可能落到的只有坏处。

关于聘请律师,在当今中国,敢于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凤毛麟角。即便有,亦大多需要面临被吊销律师执照的风险。曾经才华横溢,如今却因替政治犯辩护而被吊销执照的律师,不乏其人。绝大部分律师不愿接这样的案子,这些案子对律师本人及事务所,都有害无益。经常性的后果是:腿跑细了,也找不到一个愿意代理此案的律师。这不是律师费的问题,即便不考虑政治风险,一个律师代理一个经济纠纷案,会比代理一个政治案件得到的是收益多出无数倍。

最后,呼吁,不仅需要写作者,更需要发表的平台。相比而言,这是最轻松的一项工作。但从事过此项工作的人们,可以知道其中的艰难。互联网上有无数的敏感词,还有众多版主和管理员虎视眈眈,稍有“出格”论调,迅速删除,有时根本莫名其明发不出来。当然,也可以发布到海外,那样影响力会小很多,并且给发布者本人带来安全隐患。

进行这个冗长开篇,是想要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连走到自己受难的兄弟身边都如此困难,走到民众中去,那更加谈何容易?尽管走到民众中去,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亦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冗长开篇之后,我们把话题回到《零八宪章》这一具体环节上来。有不少人认为《宪章》脱离民众,因为民众中知道有《宪章》一事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作为一个《宪章》的签署人,笔者自然希望它能在民众中迅速引起强烈反响,迅速象滚雪球一般席卷整个社会。但那是极不现实的。譬如征集一个电话签名,需要去做很多的工作,首先要将宪章全文展示给对方,然后请对方认真阅读。其后,请他仔细斟酌、慎重考虑之后,签署自己的名字。在十个人中,愿意认真阅读它的,不到一个,尽管《宪章》符合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如果我们的社会按《宪章》来构架的话,那么会令十五亿人中的至少十四亿五千万受益,但绝大部分人并不愿意将精力放在一份与自己眼前切身利益毫无瓜葛的政治性纲领上。读完之后,愿意支持它的,又不到十分之一,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而放弃对它的支持。这些顾虑主要来自对专制当局迫害的预测。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笔者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没有头顶“反革命”帽子者的诸多东西:譬如工作、固定的居所等等,因此象笔者这样的人可以没有多少顾虑地去签署《宪章》。然而对那些还未失去这些东西的人来说,这种顾虑不仅是真切的,亦是可能成为现实的。也就是说:要想赢得一个人的支持,需要去做一百人以上的工作,按每个人身上投入一个小时的精力计算的话,那么征集一个签名,需要工作一百个小时以上。这仅仅是最保守的计算方式,真正的征集过程,远远要比它更复杂,更加耗费人的生命能量。一个义工征集一个签名,需要工作半个月,这仅仅是其人力成本。当然,如果持续不断努力下去,随着签署《宪章》的人越来越多,它的影响亦会越来越大,到达一定程度,无需再象上述那样艰难低效地去工作。然而在它的开始阶段,当它发布才一年有余之时,便要求《宪章》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那是一种奢望。《宪章》能够具有今天的规模,其中所凝聚的血汗甚至苦难,难以估量。不要嫌弃那五位数的联署人,认为这区区五位数,与中国十五亿民众相比只是汪洋中的一滴。这五位数已经非常之了不起,并且,仍在坚韧地继续。无论《宪章》也好,或者其它形式的社会活动也好,它能够具有多大号召力,取决于我们为之投入了多少有效精力。当我们投入的精力足够,并且都把精力用在了建设性的方面而非扯皮时,那么,我们的号召力也就水到渠成。

我愿意相信人人都期待着自由与民主,但自由与民主靠嘴皮子磨不出来,它不是在饭桌上一边挑着筷子一边侃大山侃出来的。它的一点一滴,需要去为之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常规工作。假如我们对《宪章》或者其它可行的、正在推进的公共事务多一些鼓励和谅解,而非眼睛只盯着它未能达到理想预期之处的话,那么致力与这些事务的人们效率会变得更高,它达到理想预期的时刻来临得也就越快。因为所有那些未能达到理想预期之处,都是克服了无数现实困难方才达到的,尽管它们距离理想预期,尚非常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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