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中国多个城市连续发生的几起幼儿园凶杀案让人深感震惊。杀人的事情在中国并不鲜见，鲜见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暴徒屡屡将屠刀指向幼儿园儿童。面对杀童案，再也不会有谁对惨无人道的杀手心生敬意，因为不管哪个人对这个社会再如何不满，杀害无辜的孩子都是难以让人理解和忍受的。
两年前，当青年杨佳挥刀怒杀六警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民众欢呼雀跃。杨佳最终被处以极刑，虽然杨佳的生命划上了句点，但他却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生命诚可贵，如果不是因为精神错乱，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希望为了图一时之快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杨佳杀警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维权行动，他所维护的其实是做人的起码尊严。
如果说杨佳的暴行还值得我们理解的话，那么，杀童的凶手则绝对是无法让人宽恕的，因为杀害无辜儿童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杀童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社会正义，而是为了发泄自己对社会或他人的不满。发泄不满的方式有千万种，为何要选择这一种，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难道就是因为儿童容易下手吗？就连当年的侵华日军都有“三不杀”，可见，这个社会上有些人是连当年的日本鬼子都不如了，虽然杀童者很可能在平日里蒙受不白之冤，但从他以儿童为屠杀对象上看，他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懦弱。
中国儒家的价值观讲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里面的“仁”和“义”显然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谁都爱惜自己的生命，但在关键时刻，却有人将生死置之度外。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宁死不降的伟大气节，而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诸如文天祥、谭嗣同之类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很多人是宁愿跪着生，也不愿意站着死。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需要足够的勇气，在杀人的时候其实也同样需要勇气，尤其是在像杨佳那样杀戮警察这种强势群体的时候。熟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是懂得这种基本法制精神的人，都不会不在杀人之前考虑后果。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公开杀人者只要不是精神有问题，大概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杨佳是，杀童者也是。杨佳在庭审的时候表现得泰然自若，那不是因为他的心理素质好，而是因为他在道德上能占据高位。而杀童者则不然，他们在杀害了那些无辜的儿童后，在面对审判时，绝对没有道德优势。
有人说，中国整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人杀人和人吃人的历史，由此可见，中国人是有悠久的杀人传统的。我们的古典四大名著当中就有两部充满了杀人情节，不论是书籍还是电视剧，杀人情节总能吸引观众，成就较高的购买率和收视率。古代历史充满屠杀，到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时代，同样少不了屠杀，邓小平在21年前那句“杀二十万管二十年稳定”最终酿成了历史悲剧。
看一看历史，大多数时候都是统治者杀民众，只是在民众揭竿而起的时候，才会出现民众杀统治者的情况。现代社会毕竟不同于古代，古代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可以自己制作武器和统治者抗衡，只要声势够大，往往能成事。而现代社会则不一样，棍棒之类的传统武器已经远不能和军队的现代化武器相提并论，即使你拥有几百万跟随者，如果没有枪炮、导弹等，要去打下一个小小的台湾都不可能成功。
大概是担忧民众拥有枪支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在中共建政后，法律上明令禁止未经申请和审批，一般民众不得使用枪支。倘若社会文明程度足够高的话，一般的人确实没有持枪的必要。但是，如果统治者滥用权力和武力的话，民众因为不能持枪就会变得更加弱势。这些年，枪支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呈现出泛滥的趋势，很多黑社会成员其实都有枪支。一般的人杀人的话，还得使用刀这种传统工具，而且刀容易买。
几起杀童案中，杀人者所使用的作案工具都是刀。用刀杀人，只要对方有防备，实际上要想达到目的还并非那么容易。大概是因为考虑到儿童的反抗能力差，所以暴徒才将儿童作为杀戮的对象。儿童被杀了，暴徒最终也被警方擒获，至此，我们其实还没有充分的理由高兴，因为即使暴徒被处死也无法换回那些无辜儿童的生命，另外，这种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背后肯定有其社会原因，这是非常需要我们探讨的课题。
近几年，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众的暴力倾向明显增大，这倒不是因为现在的人都热爱暴力，而是因为很多公共事件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或者是自己遭遇不公正待遇而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讨回公道。当杀童案屡发后，互联网上不仅有愤怒，而且还有埋怨，很多网民都埋怨杀人者不应该将杀戮对象定为儿童，而是应该定为贪官污吏或者流氓地痞。
每年的“六一”是孩子们最欢乐的节日，前段时间的杀童案给学校笼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很多人依然担心变态者会选择在这一天对孩子们施暴，所幸的是，当天并未传出类似以前的消息。不过，湖南永州却发生了一件大案，那便是六名法官遭到枪击，导致三死三伤的惨剧，凶杀在杀人后自杀。虽然官方媒体并未透露此事背后的隐情，但很多人推测，几名法官之所以遭此毒手，很可能是因为枉法裁判在先。
法官被杀和警察被杀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我认为，即使这些被杀者此前罪大恶极，他们的死对于其家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悲剧。警察和法官也是人，在家里，他们应该也有温情的一面，但在工作中，这些人就很可能变得人格分裂，赵作海悲剧便是警察、检察官、法官合作的结果。遗憾的是，虽然赵作海案最近被改判，但很多当年的作恶者却依然逍遥法外，有的甚至还身居要职。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因为善于疏通，现如今，虽然自由、民主、法治是世界潮流，但中共当局在面对民众的有关诉求时，不仅仅不能痛改前非，反而对建言者进行陷害。诸如刘晓波这样的很多冤案都是在阳光底下制造的，这样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如何能让民众对官员和对未来有信心？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我想，只要走投无路和不怕死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的暴力事件还会绵延不绝。
201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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