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泰国“红衫军”政治抗争活动被政府血腥镇压，对“红衫军”在被镇压后的暴力骚乱行动，中共政权以窃喜的心态观看这一切。发生在21年前中共的北京屠城一直在世界正义舆论的谴责之中，现在中共可以无言地告诉世界，以武力弭平民间政治反抗是必要之举，非我独专。中共政权甚至可以进而推论，欧美式民主不适合亚洲国家。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传达中共的心声。他说：“泰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都不适合搞民主，但泰国在西方影响下搞了民主，这就像给幼儿园孩子发了一把真枪，后果可想而知。”这使我们记起了似曾相识的句子：“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不适合搞西方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被誉为第二神学院，第一神学院是中央党校。在这些中共神学院里，以民脂民膏优渥地供养着一大批教授（神甫），他们传授中共奉行的政治制度天然合理的教义，并不失时机地为此寻找论据。金灿荣教授看来是其中的佼佼者。
泰国社会动荡的症结在哪里？为了论证金氏言论的正误，有必要回顾泰国现代当代的民主进程和现实社会状况。
一、泰国的民主进程述略
公元1238年泰族部族联盟打败征服者吴哥王国的军队，建立了素可泰王国。这是泰国（暹罗）历史上信史可考的第一个王朝。后几经反抗外族入侵和王朝更迭1783年建立拉玛王朝至今。
1932年6月泰国发生不流血的立宪革命。此次革命由暹罗（泰国）人民党发动和领导，结束了素可泰王朝以来600多年的君主体制，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国王签署了人民党起草的临时宪法。宪法总纲规定：“国家最高之权力为人民所有”，但同时又说国王是国家最高的领导，规定“国王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对国王进行任何指责及控告”。1939年，暹罗改名为泰国（Thailand），意即“自由之地”。
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政制当然是一个很大历史进步。但君主立宪制并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当代某些欧洲国家虽保留皇室，但那只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娱乐。那些国家其实早已是完全的民主政体。
泰国的君主立宪制并非虚言。皇室对政局有一定的影响力，泰皇在世间享有超凡的威望，不像欧洲皇室那样只是高级“仪仗队”。故泰国皇室既可成为社会矛盾的调节物，也会成为非民主势力的庇护所。君主立宪制鉴于其民主的不彻底性，为军人介入政治敞开了后门。除昔日之日本外，泰国堪称典型。
1932年立宪革命不久，就发生日本侵略中国乃至东南亚、南亚的狂潮。泰国没有抵抗日本入侵，甚至还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战后，四大国原谅泰国“非原始发战国且没有出兵”而仍邀其加人联合国。
二战之后的泰国从1946年到1973年的27年间，9位总理中7位是军人，执掌政权时间为24年。而且多循政变上台。从1932年到1991年，泰国发生了19次政变，举行了18次大选，组建过48届内阁。其中24届是纯军人政府，18届是文官政府。80%的时间在军人统治之下。在这段期间里。塔侬。吉滴卡宗元帅任职时间最长，从1963年到1973年。塔侬政权久而无德，导致民怨沸腾。
1973年泰国爆发反对塔侬—巴博军人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6月22日，全国5万多名学生在民主纪念碑前集会，要求修改宪法，建立开明民主的政府。10月学生运动得到市民空前的支持而达到高峰。25万人在曼谷的民主纪念碑聚集。军方采取暴力镇压，学生与民众伤亡惨重。后在国王出面调停，军人政府下台。随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准备起草更具有民主理念的新宪法。
3年后，流亡海外的塔侬和巴博返回泰国插手政治，由此再次引发大学生集会抗议，1976年10月6日，事件再以流血镇压结束，几十名示威者被杀害，300至400名学生被捕。军方施行镇压后，暂时感到不便直接出掌政权，便推出塔宁出任总理。但只一年，军方就再次发动政变，推翻塔宁政府，推推江萨将军出任总理。
在泰国断断续续几十年乏善可陈的军人政权中，也出现过短暂的亮点。1977年10月上台的江萨政府为缓和社会政治冲突，采取了一些开明政策，如赦免在1976年10月6日事件中被捕的学生，接纳那些愿意走出丛林返回学校的学生。1980年以廉洁著称的炳将军接任总理，组成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内阁。炳将军以其出色的领导才能和与经济专家合作，大大促进了泰国的经济发展。1988年泰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而就在这一年，炳将军谢绝连任，志在泰国能实现军人政权到政党政治的转换。可是炳将军的良好愿望并没有持续的效果。
1988年差猜在大选在大选中胜出，担任总理。差猜政权很快出现贿赂腐败，引起民众不满。军方中的反民主势力乘机回潮。在1991年2月进行政变，恢复军事政权。但它向公众许诺：一年之内将进行自由选举，将权力交还给民间。可是在1992年大选中，没有被选入众议院的素金达将军自任总理，引起公众强烈不满和反抗，导致军方悍然进行举世震惊的5月大屠杀。
1992年3月大选，胜出的五党联盟提名纳隆任总理，但由于纳隆涉嫌贩毒，未能就任。此时素金达违反多次所作承诺，于1992年4月就任总理，引起反对党及民众强烈不满，指其违反民主程序。但素金达不予理会。
1992年4月20日，5万多名不满素金达的民众在曼谷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军人执政。5月4日，抗议的民众增加到9万多人，他们要求素金达辞职。7日素金达表示绝不辞职。17日曼谷再次聚集了10多万名示威者，在皇宫前的皇家田广场集会抗议。入夜后警察开始包围市民，发射水炮，双方发生暴力冲突。18日军方宣布曼谷地区戒严，军队向一群正在和平集会的群众间歇开枪扫射，稍后封锁叻差喃隆大道一带道路，令数千人被迫滞留区内。下午军队下令拘捕带领示威的前曼谷市长占隆及100多名示威者，当中包括多名自由联盟的领袖及前来救援伤者的医疗人员。示威群众被迫撤退，军警甚至向进入区内的一些汽车司机开枪，阻止运送伤者。但是民众没有屈服。20日，就在素金达宣布曼谷市实施宵禁之时，晚上仍有10万人在兰甘亨大学内和平集会。泰王蒲密蓬终于出面调停，召见素金达和示威领导者占隆，谕示他们共同解决危机，24日，素金达决定辞职，其屠杀罪行得到泰王赦免。9月23日举行大选，民主党的川立排当选总理。据政府公布的数字，5月流血事件中有52人死亡，200多人失踪。但实际伤亡数字不止此数，有传媒报导说军队共逮捕3000多人，数百人失踪，近千人受伤，超过100人死亡。
二、围绕塔信崛起与受挫的社会动荡
1992年5月烈士的鲜血荡涤了泰国的军人政权。军方势力虽仍然在政治结构中发挥作用，但终究不能走向前台明目张胆地持续把持政权。文职人员川立排，班汗等相继执政。在这种社会情势下，一个平民子弟崛起了。他就是塔信。西那瓦。
塔信于1949年7月26日出生于泰国北部清迈一个普通商人家庭。1969年考入曼谷警官学校，毕业后在警界工作，后弃警从商。他曾于1973年获政府奖学金赴美攻读犯罪学，先后获得刑事司法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2年塔信创办西那瓦电脑服务与投资公司。1990年公司上市，基本上垄断了泰国的电视卫星天线和移动电话行业。到90年代中期，塔信已拥有4家上市公司中超过50%的股份。泰国、东南亚及西方媒体称他信为“电信巨子”或“电信业大亨”。
塔信1994年10月出任外长。后来，由于泰国宪法规定私人企业高阶主管不得任政府高级官员，塔信于1995年1月宣布辞去外长职务。1995年5月至1996年11月，塔信担任泰国正义力量党领导人。1995年7月至1996年11月任泰国副总理。1997年8月至1997年11月再次出任泰国副总理。1998年塔信创建泰爱泰党并任主席。2001年1月，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塔信2月出任泰国第23任总理。2005年3月塔信大选再次获胜，蝉联总理。
塔信任职总理办事有两大特点，一是效率，二是亲民。2001年2月19日塔信第一次主持内阁会议。就发给36位内阁成员每人一台笔记本电脑。规定今后内阁会议一律使用电脑，要求大家摆脱对秘书的依赖。这一举措使每次内阁会议的费用从18万铢降为4万铢。曼谷素万那普机场建了40年，经历了15位总理都没有建成，塔信执政时高效率督导此项工程，3年多就把它建成了。
塔信的亲民也堪为模范。他曾走进建设工地的厨房，亲自为工人炒菜；2004年年初禽流感突袭，他走进一家快餐店当众吃了3个鸡腿。有次塔信率领一队官员访问距离曼谷东北400公里脏乱不堪的萨马特村，在那里住了一星期。73岁的老农妇告诉塔信，她是如何靠每周5美元的收入一边偿还两个儿子欠下的5000美元债务，一边挣扎活下来的。她的两个儿子都在一次曼谷交通事故中身亡。欧安奶奶问塔信：“你能帮我还债吗？你能帮助我的孙子们上学吗？”塔信回答说他能。2005年2月6日塔信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再次获胜时，他宣称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使泰国摆脱贫穷。”
执政几年，塔信政府从发展农村经济入手，提高基层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推出了为民众提供便捷的创业融资渠道；实行“仁爱住房”、“仁爱电脑”、“仁爱出租车”等仁爱计划，由政府给中低收入者提供廉价的生活生产资料；大力开展乡村教育，发放贫困助学奖金，在农村推行3年缓债计划，免除农民3年国债利息，政府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网络，让农民付少量费用就能得到医疗药品。组建农业技术培训等等。在曼谷大力扫除盘剥出租车业的黑社会，使广大出租车司机安心安全执业。
塔信执政期间，泰国农民平均收入提高60%，社会失业率下降到1.5%，GDP增长率为5%-6%，在亚洲排名第二。他信执政4年后的民众满意度曾高达75%.2006年1月，塔信家族向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出售大部分股权，一些反塔信组织认为塔信家族的这笔交易存在严重舞弊行为，使泰国国家经济受到损失。虽然这一说法缺乏根据，但此后反塔信活动却藉此不断加剧，要求塔信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这一形势，塔信于2月24日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定于4月2日重新举行大选。2006年4月3日上午，泰国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选举结果时，泰爱泰党已经在人口密度大的北部和东北部获得约200个席位。该党在这两个地区的支持率高达70%，然而，大选被宪法法院以“存在舞弊行为”宣布无效，选举委员会的数名核心成员也于7月被解职并监禁。
在这种情况下，塔信迅速作出抉择。4月4日他觐见国王，当晚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自己将不再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塔信说：“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想，是维护团结的时候了。如果每一方只想赢，那么输的就是国家。”他向支持他的选民道歉说：“抱歉，我将不接受总理职位。我们没时间吵架……我希望看到泰国人民团结，忘记发生的事情”。说到激动处，塔信几度哽咽，热泪盈眶。
塔信既作了如此明确的表态，反塔信阵营只需在大选日程上与拥塔信阵营商议妥后，在大选中一决高低。可是军人干政霸道横蛮，急不可耐，已等不到大选，而且对大选也没有信心。当年9月19日，泰国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趁塔信到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之机，发动政变。
20日凌晨政变当局觐见了普密蓬国王，之后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上下两院、解散内阁，由陆军总司令颂提代理总理职务，建立忠于国王的临时政府。泰国普密蓬国王发表声明说，他已任命颂提中将为新的执政机构领导人，国王还敦促所有泰国人“保持平静”，公务员必须服从颂提的领导。这说明国王支持军人政变。10月1日，政变当局（泰国管理改革委员会）提名退役将领素拉育（前陆军总司令）任总理。这一提名同日获得泰王御肯。
毕竟民主基本理念已在泰国深入民心，即使民众对国王有愚忠，但对军人政权则普遍不予接受。素拉育当局不得不允诺泰国举行大选。2007年12月大选中泰爱泰党的继身“人民力量党”获胜，获下议院480席位中的230席。反塔信阵营的人民民主党获161席。由于未过半数（总席数为480席）“人民力量党”谋求与某些中间小党派联合执政。2008年1月28日，人民力量党主席沙玛在泰国国会下议院举行的总理人选表决会议上，以310张的支持票当选为泰国政府总理。
在这种有利的社会情势下，塔信于2008年2月28日回到泰国。塔信回国前一再表示回国后不再重返政坛。班机到达时，大批支持者到机场欢迎。塔信下飞机后，立即用跪吻土地的泰国传统礼仪表达其对故土的思念和热爱。随后，塔信先到泰国最高法院投案，在交了约26.7万美元保释金后获得保释，又到最高检察院投案，交了约3.3万美元的保释金后获得保释。充分表达了他对法制的尊重和自信心。3月12日，塔信在最高法院首次出庭，为自己面临的一系列指控辩护。
由于沙玛来自于塔信派的政治力量，反塔信派遂把斗争矛头指向他。5月间有参议员指控沙玛违法宪法，不能继续担任总理。根据是沙玛出任总理后继续为泰国一家电视台主持烹饪节目。宪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款有“总理和内阁成员不得在私营企业、公司或其他营利性机构中担任任何职务或成为任何个人的雇员”的规定。沙玛在9月8日接受法院庭审时拒绝上述指控，并说明他主持电视节目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并没有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但是9人法官团还是裁定沙玛违宪罪名成立。沙玛遂失去总理资格。大约在沙玛下台之前，政治敏感性极高的塔信偕同妻子再次离开了泰国，行踪保密。10月21日，泰国大理院、即最高法院缺席裁定塔信贪污罪名成立，处以两年监禁。
9月17日的众议院表决中，人民力量党副主席颂猜（塔信的妹夫）以298票对163票压倒反对派候选人——民主党主席阿披实。维乍集瓦，成为接替9月9日被判违宪下台的沙马的新总理。
仅仅12天之后，29日泰国选举委员会接到了一项针对新总理颂猜翁沙瓦的正式诉讼，控告他持有一家从国有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的电信公司的股份，从而违犯了宪法。对于与国有机构或企业有合同关系或者取得国有机构或企业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泰国宪法严禁议会成员及其配偶或子女持有其股份（从这些情况可知泰国法制比中国不知严明多少倍）。
在法庭还未对颂猜违宪案作出裁决时，由反塔信的“人民民主联盟”组成的“黄衫军”以包围国会，迫使国会取消会议，控制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飞行控制中心和曼谷廊曼机场等街头抗争方式逼迫颂猜下台。占据总理府达数月之久，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使政府机密档案大量散失。“黄衫军”的这些行动得到军方暗中支持，军方敦促解散下议院。12月2日宪法法院以大选“舞弊”为由，下令解散人民力量党，并判决包括颂猜在内的多名党内高官5年内禁止参政。在亲塔信势力被大力清除的情势下，12月15日泰国民主党主席阿披实在国会下议院总理选举特别会议上，以235票获得多数议员支持当选总理。
但是，人民力量党虽被宣判解散，其政治力量组成“红衫军”从2009年春拉开了与政府长达一年多的街头抗争的序幕。“红衫军”认为2008年12选举不公正，要求重新大选。2009年4月，东盟在泰国举办峰会，数千名红衫军突破军警防线，冲进峰会新闻中心，围堵峰会举办地所在的酒店，峰会被迫取消。随后阿披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红衫军与警方发生冲突，几十人受伤。从那时到2010年5月，这场持续的社会动荡，以阿披实政府军对“红衫军”的血腥镇压，与某些“红衫军”泄愤式破坏行动后的溃散，暂时画上不圆的句号。
三、泰国社会动荡的症结
很多评论文章都把泰国社会动荡的原因归咎为贫富悬殊，这当然正确。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得更细致些具体些，就会明了，贫富悬殊是泰国这几年来激烈社会动荡的基因，但不是直接原因。穷人对贫富悬殊当然不满。可是如果缓解了或起码在着手缓解贫富悬殊，让穷人在缓解中受惠，或可期盼受惠就不会“闹事”。消除贫富悬殊不是讲句空话可以奏效的。除了发展生产外，就是要重塑社会分配机制，让社会财富较公正地分配。而社会公正的实现又与民主政治挂钩。
市场经济有着发展生产的巨大推动力，但是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财富不均衡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为了解决这个这个问题，需要民主政府恰当地地介入。塔信当政时就是在这样做。于是那时没有社会动荡。
但是，在市场机制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社会精英中的很多人并没有欧文式的胸怀。他们总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他们不满意乃至反感消除贫富悬殊的政策措施。他们要设法干扰或扭转这些措施。这就造成两种社会力量的反复较量。
在巩固地建立了民主体制的国家里，如美国，这种较量在社会上的竞选活动以及议会殿堂中进行。在泰国，这个较量走上了街头。本来，反塔信政府与支持塔信政府的政治较量完全可以在议会里有秩序地进行，不必诉诸街头对抗。可是，包括民主党在内的“人民民主联盟”预计自己无法凭选票赢得议会多数，而他们又有实力在议会之外发动曼谷的城市中产阶级走上街头时，便出现“黄衫军”围困总理府和冲击东盟首脑会议的行动。他们要以用激烈社会运动的压力来逼迫塔信就范。在逼迫不能奏效时，与精英阶层有心灵相通之处的军人集团就以武力发动政变推到塔信政府。
而泰王对政变的迅速御肯，也说明王权与军事强人的暗通款曲。
泰国军人集团和社会精英阶层以及王室对塔信都不感兴趣，乃至反对仇视。其实塔信本身也属精英阶层。塔信曾是泰国首富，又拥有留美博士学位，应是双料精英。但是塔信却被精英阶层打为另册，这是为什么呢？
有评论从个人角度去考察，说塔信行事作风独断，得罪了许多人。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并不足以解释反塔信运动的深层性、广泛性。
泰国有两个名叫颂提的人在反塔信运动中发挥极大作用。一个颂提是泰国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他主导发动9.19军人政变。另一个颂提是媒体大亨颂提。林通恭。他于2006年2月组建“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的主要成分），持续进行反塔信的街头运动。颂提。汶耶拉卡林的军事政变与颂提。林通恭的街头运动是遥相呼应的。也可以说街头运动为军人政变提供舆论准备。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的事实是，2006年9月颂提。汶耶拉卡林的军事政变后，黄衫军再没有进行反政府的街头示威活动。这两个颂提可以视为两种反塔信缘由的代表人物。
军人颂提反塔信代表着一种反民主的深层社会势力。这个深层势力反感塔信的草根路线。因为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必然导致军人势力退出政治舞台，必然导致有产阶级人们财富积累的速度减慢；必然导致王权进一步走向象征化。于是这三种势力便联合起来推到塔信政府。
2006年9.19政变从媒体上看到最多的是枪、玫瑰、黄丝带。据说枪代表军人，玫瑰代表民众，这两者由代表王权的黄丝带连接在一起，成为压倒塔信政权的联合力量。“枪”代表军人显而易见。泰国王室崇尚黄色，黄丝带代表王权也顺理成章，但值得质疑的是玫瑰所代表的“民众”是全体民众还是大部分民众抑或小部分民众？毋庸疑问，这“民众”是“黄衫军”民众，因为“黄衫军”支持政变。在政变之前的半年多，“黄衫军”就以街头运动谋求推到塔信政府。而“红衫军”则是反对政变的。以小部分民众（黄衫军）模糊义为全体民众是极不正大光明的做法。
媒体大亨颂提。林通恭本来与塔信有着不错的私交。2001年塔信出任总理前后，颂提。林通恭掌控的媒体一直在为塔信摇旗呐喊。赞美他信为“泰国最好的总理”。塔信当选后，颂提。林通恭的几名助手进入泰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担任要职。但后来其助手努凯由于隐瞒巨额坏账被塔信撤职。从此颂提。林通恭翻脸走上处心积虑，不遗余力的倒塔信之路。
但我们并不能把这完全归咎为个人报复。颂提反塔信其实也有着广泛性的政治因素。颂提。林通恭所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热衷的只是他们的利益。不合时代精神的军人干政心虚理亏。精英阶层觉得，干政的军人无论在政治层面上或在经济层面上，其实会比草根阶层更容易“沟通”。
颂提。林通恭曾到大陆访问。他对中国媒体说：“我有点担心中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受西方消极文化的影响。我在美国读书并在美国报纸工作共10年，按常理，应该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正因为有较深的了解，我从思想基础上并不喜欢西方的那一套。我感觉一些中国年轻人盲目受西方影响，这是令人悲哀的。我们不应该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不能无视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颂提。林通恭讲出这样的话，说明曾留学工作于美国多年的他内心存活着“母国”的专制主义的基因。他的思想完全停留在共产党控制新闻舆论的层次上，是一个卑鄙的两面人。他把新闻言论自由视为“西方消极文化”，反对中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的进程。而他在泰国则狂烈使用“西方消极文化”去打击走草根路线的塔信及其追随者。
情势的发展，使泰国的这场社会斗争超出了拥塔信和反塔信的政治格局，演变成维护和发展泰国民主政治与把泰国民主拉向后两者之间的斗争。
在阿披实政权未能成功镇压红衫军之前，为了压制政治政治反对派，精英阶层的“人民民主联盟”中甚至发出“议会民主制不适合泰国”的论调。他们甚至主张议员70%由泰王任命。只开放30%由大选产生，乡下穷人不宜享有投票权等等。这个挂着“人民民主”招牌的政治组织开历史倒车，把泰国民主程度大大拉向后的劲头已达疯狂地步。不过，我们对他们并不陌生。我们不是早在享受中共优渥待遇的金灿荣们那里听惯了“西方民主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吗？
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践踏民主游戏规则，导致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反抗。精英阶层为军人政变和政变继承者的鼓噪加油，导致泰国社会的大裂痕。大撕裂。这就是泰国持续几年社会动荡的症结之所在。如果那些认为“议会民主制不适合泰国”的颂提。林通恭们愿意在议会民主制里与塔信政治势力一较高下，大规模的街头抗争和暴动本是不会发生的。
四、泰国、中国、美国及香港、台湾
阿披实政府对红衫军镇压的烈度令人震惊。2008年“黄衫军”街头运动的激烈程度甚于被镇压前的“红衫军”。但所受损失相对十分轻微，只有数十人受伤。2010年“红衫军”政治诉求的深度不比“黄衫军”更深，其街头行动对社会的干扰不会比2008年“黄衫军”更强，可是“红衫军”却遭到残酷得多的对待。报道说38人被政府军打死，上千人被打伤。而确实数目会还要多得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红衫军”没有深厚的社会背景，而“黄衫军”有。“红衫军”凭藉的是底层民众的血气之勇和组织的力量。
泰爱泰党被法庭裁定解散后，人民力量党继起。人民力量党被解散后，为泰党、反独裁联盟继起。这种组织运作的存在，使这一派政治力量得以结集。可是这种民间结集的力量，始终难敌政府的军队。而且以曼谷中产阶级组成的“黄衫军”也比“红衫军”占尽地利优势。许多“红衫军”是长途跋涉来到首都曼谷的。有人很奇怪，为什么“红衫军”起后“黄衫军”消匿？其实，与政府“心有灵犀”的“黄衫军”明白此时自己是不必介入的。“红衫军”的闹事，自有军队去收拾。
“黄衫军”的领导人物颂提。林通恭曾被袭击，但那可能来自民间。而“红衫军”最主要的领导人卡迪亚被不知来自何处的子弹一枪击毙，则明显是政府军狙击手奉命用高能狙击枪远距离的“斩首行动”。这个“斩首行动”实质上是政治谋杀。社会正义永远要追究其幕后指使。
既然塔信能允应再行大选，并表示不寻求连任，为何阿披实不能？既然“红衫军”支持的沙玛。颂猜两任政府不以强度武力“清场”“黄衫军”，那么“黄衫军”支持的阿披实政府为何要用如此血腥“清场”镇压“红衫军”？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来自民间底层的“红衫军”始终与有组织的武力—军队脱节。
现在有一种较普遍存在的对“红衫军”的否定，理由是“红衫军”是暴民。对此我们并不陌生。中国的八九民运也被说成是暴徒危害社会，中共军的血洗北京说成是必要的正确正义的“平暴”行动。
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在整个镇压过程中“红衫军”死亡38人，而军警只一人身亡，（尚存疑）谁更使用暴力？有记者报道，几名“红衫军”举着国旗冲向政府军，政府军大可以将其制服，但政府军却开枪把他们击毙。在被残酷镇压溃散后，少数“红衫军”做了焚烧商店银行等的泄愤行为。这当然不对。但“红衫军”的泄愤行动没有伤及生命。其实，对这种弱者被残杀前最后丧失理智的行动应于理解。阿披实政府说“红衫军”中混有500名“恐怖分子”，并握有武器。如果真是如此，军警为何伤亡如此轻微？阿披实政府说“红衫军”用妇女儿童做“人肉盾牌”，这是污蔑。“红衫军”许多是拉家带口从乡村来的农民，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的维权运动已经出现了十几年，但其规模和诉求深度与泰国“红衫军”相距千里。究其原因，除中国民众的抗争精神不如泰国民众外，还由于泰国有着基本的民主架构。民众可以组党。一个党被法庭裁决解散后，可以立即再组新党。有了组织就有了发动机制和力量。泰国的动荡给了中共极好的教训。可信，中共今后会加力缩小中国的贫富悬殊；会更加力打击任何组织行动，对任何以反对现政权为目标的组织活动都要扼杀在萌芽之中。
可是，众多的中共官员未必与中共最高层有以缩小中国贫富悬殊为紧迫任务的共识。而中共官员的贪婪和中国精英阶层的利己心态则与泰国官僚集团和精英阶层类似。这会导致中共最高层的救党和维持政权的努力难以永远奏效。同样，泰国官僚集团和精英阶层虽然以镇压换取了暂时的胜利，但他们若不切实解决泰国的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的基因就仍然存在。而且泰国不像中国那样有共产党一党铁定执政的政治逻辑，不像中国那样绝对禁止反政府的政治组织存在。“红衫军”这次虽在残酷镇压下溃散，但它仍然有重新聚集起来的基础。
市场机制下社会必然会分成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在普选权下，如果精英阶层、大众阶层各自选举自己的人做民意代表、做行政长官，那么精英阶层永远是输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精英阶层曾长期拒绝普选权。用财产、学历、居住时间、性别等项目把选举权局限在少数人里。普选权是在底层民众的催生下才得以产生。如在英国，是经过1832年。1867年。1884年三次选举制度的改革才基本建立普选制（妇女仍无选举权）。在此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的三次宪章运动高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英国基本实现普选制时，欧洲大陆许多国家还没有实现。资产阶级（精英阶层）一度对普选制的拒绝和阻扰给予了共产专制的实践型鼻祖-列宁-大力抨定“资产阶级民主是残缺不全的民主”的把柄。
既然在普选制下精英阶层是输家，那为什么欧美许多国家仍然常有代表精英阶层的政党，如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执政？
这主要来自5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的发展使传统劳工阶层和城市贫民阶层人数减少。二是无论从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状况还是其他方面来看，底层与精英之间有了愈来愈大的中间模糊带。三是精英阶层使用各种理论洗脑，使相当数量的社会人士自我提升社会层次，明明自己并不属于社会中上层，却以社会中上层自况。四是有许多人愈来愈接受平衡理论。无论哪个党，都不要让它独大，不要让它永远执政。五是得益于某些不合理的选举制度。如在美国，明明高尔比布什多了40几万张选票，但布什却比高尔多了几张选举人票而当选。英国也有同样问题。英国保守党所得选票与其所得议员席数是不合比例的。美国和英国都有改革这种不合理选举规则的呼声，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泰国的精英阶层如果想主导社会政权，应该去走正路，去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去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甚至不妨学习美英保守派去向社会大众“洗脑”，叫非中产阶级者灌满满脑子精英意识。而就是不应该去利用泰国底层民众的思想“软肋”，拿王权束缚民众，更不应该与反民主的军事强人勾结。
一人一票是民主精神的精髓是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点。它运载着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原则。泰国精英阶层中若有人想推翻已在泰国生根的一人一票制实在是痴心妄想。
当今还有地方实行“部分议员民选，部分议员变相任命”的制度。典型之一就出现在中国的香港。这无疑是种“残缺不全的民主”。香港泛民主派为结束这种“残缺不全的民主”实现普选已抗争了许多年。但香港的精英阶层在中共的授意和支持下竭力反对普选，起码是尽力把普选的时间表拉后。只不过我们还应该要看到的是，即使香港目前实行的那种“残缺不全的民主”，也要比中国大陆那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要要民主得多。
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溯，并从泰国移到台湾，就可以检视到2006年的台北也爆发过“红衫军”浪潮。那就是民进党第六任主席施明德发动的号称“百万红衫军”的“倒扁”运动。
陈水扁任职总统，凭籍权力全家贪污受贿，证据确凿，导致民情汹涌。百万“红衫军”走上凯达格兰大道，集会示威，要求陈水扁下台。从2006年8月12日开始，“红衫军”风餐露宿3个月，包围总督府和陈水扁官邸。有风言，“红衫军”若冲进总统府，陈水扁政府就会垮台。但是台湾“红衫军”坚持走和平理性的道路。对此“红衫军”领导人施明德有这样一段话：“在那段时间，多少人对我说，占领‘总统’府。对于我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百万人包围‘总统’府的时候，就连守卫那里的宪兵也表示对于红衫军的支持，那时候抓陈水扁易如反掌，我也曾心动过。但是，非暴力的理念支持着我……我坚持对民主体制的忠诚，我不会突破那最后的一道防线。……红衫军运动既然是和平非暴力的，我不能因为我力量大——上百万人—就去施用暴力。”“一旦冲入总统府，那就是政变，也会毁灭台湾过去几十年没有政变的发展传统，这个潘朵拉盒子不能打开。”2006年台湾的“红衫军”运动虽然没有成功“倒扁”，但一年多后，2008年3月人民用选票成功“倒扁”。台湾“红衫军”运动留下台湾民主发展史上的佳话。
反观泰国“黄衫军”占领总理府达数月之久，泰国违法民主准则的潘朵拉盒子系由“黄衫军”打开。既然如此凭什么责怪“红衫军”效仿？而且“红衫军”占领的只是广场和街道。政府可以以非法集会阻碍交通来起诉“红衫军”领导人，为什么非得血腥“清场”？这样就要“清场”，2008年的沙玛。颂猜政府不是早就该对“黄衫军”大开杀戒？说到底是“黄衫军”有军队做后盾，是精英阶层与反民主的军人结盟。而底层民众除了自己的血气之勇无所依仗，连他们顶礼膜拜的国王也暗中站到军事强人一边。
检讨泰国“红衫军”的失败，塔信也有失误之处。塔信过于把重心放在社会底层，过于忽略城市中产阶级掌握的媒体的作用。他觉得掌握选票的多数就会稳超胜卷。他没有想到政治对手会不遵守民主游戏规则，想到颂提。林通恭之流蛊惑人心的宣传可以动员相当数量的城市市民，也没有想到这些宣传还给予反民主的军事强人践踏民主原则的决心。
把话题再回复到台湾“红衫军”，我们大可以给中共教授金灿荣一个答复，中国人有足够的质素拥抱民主。看看台湾中国人的理性，这理性不单表现于2006年“红衫军”的自我控制，也表现于2008年绿营败选后的沉着接受。我明白金灿荣们所说“给幼儿园孩子发了一把真枪”云云系以泰国社会动荡借题发挥，暗指中国不能搞民主。本文告诉金灿荣们，你们的论断不能成立。你们的企图也不能实现。
（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