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管局的“小平头”说:
“别说一个少将,就是上将死了,也得腾房子!”
——胥晓琦上访记

2010年7月14日,我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以流氓黑社会手腕逼迁开国将军胥治中妻女”为题,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上访。事前,我仅用手机通知了两三位朋友,没想到在上访结束前的14小时内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片儿警”突然来“聊天”

7月13日21时,突然有人在我家后窗叫开门。我走过去,看到黑暗的窗外站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约二三十岁,穿着条纹T恤和长裤,高高的个子,挺帅。我问他是谁,这么晚到我家来干什么?他说,“我是‘片儿警’,路过这里,和你聊聊。大姐,请你开门。”

他在我家客厅坐下后,笑眯眯地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打算干什么等等问题。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知道“来者不善”。

简单自我介绍之后,我单刀直入地告诉他,“因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耍尽流氓黑社会手腕变相强拆母亲和我,逼得我们既无法在家中正常生活,更无处可躲,我们只得豁出去,以多种形式和渠道上访。”

我表明上访行动和指导思想:一是遵守国家的治安法规,不采取过激行动;二是此为“麻雀护巢行动”的一部分,仅为公民维权行为,无任何政治色彩。

同时,我告诉他,如果公安机关对我拘留,我也不害怕,会很配合。

“片儿警”表示:一是相信我在上访行动中会把握“分寸”,二是参加“麻雀护巢行动”不好,三是以后会经常和我打交道。

我说,参加“麻雀护巢行动”是被逼上绝路的无奈之举,欢迎他以后常来“关心”和“保护”我们。

近22时,“片儿警”起身告辞,走了。

成群结伙找83岁老人“谈话”

7月14日早晨8时20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物业一个刘姓管理居民事务的人员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你把家门打开,居委会的人要找你妈谈话。”我说,“大早晨的,他们想干什么?要抄家吗?”他说,“不至于。”我说,“我妈有病,不能单独见他们!我下午两点在家,他们可以那时来跟我妈谈话!”

此时,门外有人吵吵嚷嚷,我赶紧放下电话走到外面。院门外有三男一女,有的手抱胸前,有的手插腰间,气势汹汹地强令我开门。当我向他们重复说了上面的话后,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蛮横地叫喊,“不行!你现在就得开门让我们进去!我们必须找老太太谈话!”当看到我拿摄影机对着他们时,虽然他们不叫喊了,但仍然气势汹汹地站着。

我母亲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要给他们开门。我赶紧把她推进屋里,告诉她这是截访的,并嘱咐她千万别出门。

8时40分,我接到李卫平先生的电话,说他将要到达我们这里的公共汽车站。几乎同时,截访的三男一女也在接电话,并离开了我家门口。

我赶紧抱起用黑布包裹的父亲遗像,与两位侄子辈朋友一起走出家外。幸亏他们早于截访的5分钟来到我家,否则,可能他们进不来,我也出不去。

当我们走到岔路口,看到另外一条路上站着“片儿警”、三男一女,还有七八个人。我们快步走向前,“片儿警”和那三个男的紧紧跟随着我们。“片儿警”不断向我们说,“你们慢点儿走”、“有事儿回去说吧”、“大姐你上哪儿去”……我开玩笑地说,“你那么高,还跟不上我吗?”“你们跟着我们走,到地方不就知道是哪儿了吗?”

在公共汽车站上,有四个保安守候着,但不认识卫平。所以,卫平就站在他们旁边,并听到其中一人对着手机说“是,把她截回去。”但不知为什么,当我们四人在公共汽车站成功汇合时,保安却撤走了。

“片儿警”带着“三男”拦了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盯着我们。奇怪的是,所有出租车都不拉我们,卫平走出很远才拦到一辆出租车。我们坐上车后,他们的车紧跟其后。

而自从我们离开家,就再也没人找我母亲“谈话”了。

我们被赶到马路边受接访

约9时40分,我们到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国管局)门口,我将父亲遗像挂在脖子上,并揭开了盖着的黑布。两名警察把我拦在门外,其中一名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上访”。他问“为什么事上访”?我把写有“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以流氓黑社会手腕逼迁开国将军胥治中妻女”的横幅高举过头给他看。旁边的警察立刻摄影、拍照,然后说,“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进去”。我收起横幅与三位朋友走进国管局传达室。

当我们等待接访时,一个留小平头、身材粗壮、四五十岁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指着我脖子上挂着的父亲遗像,厉声问我“你挂着这个来干什么?”我说“为住房问题来上访。”他恶狠狠地说“别说一个少将,就是上将死了,也得腾房子!”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喊着说“我是管保卫的!”我气忿地说“你有什么资格回答我的问题?我母亲有权住我父亲的房子!”

此时,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物业姓杨的和保卫处的小何走进来,他们也是来截访的。小何对我说“走吧,有什么事,回去解决。”我说“我是来反映部级干部住房问题的,你们有权力管吗?”他说“那,我们是没权力管。”

“小平头”不耐烦地冲我嚷道“你影响我们办公!出去!”我指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的来人说“你应该让他们出去。”小何与那个姓杨的就自动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名国管局房地产司调配处的工作人员到传达室来接待我们。“小平头”在旁边故意大吵大嚷,使我们无法交谈。我说“你别这么大声嚷嚷,我们说话都听不见了。”他立刻冲我喊到“你们出去说!”

就这样,我们被赶到了马路边上,向国管局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我推着母亲来上访,我们母女也曾被赶到马路边上,等着接访或向这里的工作人员反映问题。

我对国管局那名工作人员说,“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盛传,他们盖的那座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新楼,是国管局要的。而且,其规划许可证也是国管局找贾庆林和王岐山,逼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违法批准的。但楼盖起来后,国管局因不愿拆迁我们又不要了。”对此,那名工作人员失口否认。卫平对他说,“那你们就不应该沉默,否则就等于默认。”

我对那名工作人员提出希望国管局尽两个责任,一是澄清上述问题,二是监管部级干部及遗属被搬迁的依法问题。我还请他转交一封我母亲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上访信,他答应向上级转达和转交。

回家被一路“护送”

约10时30分,我们的上访结束。离开国管局前,我指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物业姓杨的,对小何说“回去告诉你们领导,是他们帮助我们来上访的。如果不是他们让保安、施工的对我们耍流氓、捣乱,我们还真不会撕破脸来上访!”

随后,当我们坐上出租车回家时,“片儿警”和“三男”又坐着出租车一路“护送”我们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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