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在1989年因民主力量遭到严重打击而发生逆转。这个打击不仅是用国家暴力镇压反抗运动，清洗各类机构化设施中同情和主张民主的力量，而且是取缔和限制民主力量在国家建设中的机会，让他们及家庭在生活中艰难度日。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和发展为有抱负和能量的个人提供了关于机会的希望。这与政治镇压和腐败一起导致犬儒主义泛滥。全民族陷入一次次疯狂地争夺个人物质财富和机会。
统治者的策略是有效的。整个1990年代，反对运动只能在公共空间中发言，无力发动大冲击性事件，也对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及新生的公民的影响乏力。
在21世纪，这种困顿局面发生转变。年轻一代遵照统治者的指南，进入民间社会运动空间，寻求以专业方式解决困扰中国的各种问题，然而，这种活动并没有如统治者所言解决问题。腐败的官员在拼命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对年轻的活动人士造成人身的伤害和人格的侮辱。
在合法和理性解决问题无力的情况下，大众在畸形发展中被剥夺和压迫，失去耐心和绝望，开始以暴力对抗黑社会化的地方政权。群体事件急剧升级。中国的政治前景再度笼罩血腥暴力的阴影。
面对这种困顿局面，303位在各领域中维权的领军人物发表声明，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这是一个标志，1989后的中国新一代专业人士意识到没有政治体制，就无法通过专业活动推动中国进步。
《零八宪章》提出了一个政治纲领，我们应该大力推动这个纲领，宣传这个纲领，让这个纲领成为我们各种公民运动的纲领。但仅仅签署和传播这个纲领还不是全部任务，下一步的问题是：这个纲领该如何实现。
《零八宪章》不是一场改革运动的纲领，上没有执政集团内部的支持和背书，下没有强大的政治运动作为支持基础。缺乏有效的政治支持力量。
《零八宪章》要想实现，就要造就出一个政治力量，将《零八宪章》作为自己的纲领。
《零八宪章》的榜样是捷克的《七七宪章》。《七七宪章》是一面旗帜，不仅传播某种信念和理念对社会启蒙，而且还造就了一批领袖。这批领袖后来成为民主转型的领袖。就这个角度而言，《零八宪章》只要不倒，就会在转型发生时发挥作用。但就启动转型而言，《七七宪章》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是另外一些机制推动了政治转型。
政治转型是政治冲突推动的，是政治力量之间的选择和决战决定的。比较《七七宪章》，《零八宪章》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有其优势，因为大量的参与者都是实际社会运动或维权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他们有成熟的话题、诉求、工作团队、社会基础、行动方式和国际合作伙伴。
然而，《零八宪章》作为政治纲领，虽然有社会活动家作为实现力量。但这些还不够，因为这些力量还不是政治力量，他们还没有从事政治运动。那么，实现政治诉求的政治力量应该通过政党来发动、组织，通过这样的组织来推动和领导政治运动来实现。这就是政党的功能。
这就是目前这些政党的政治使命。通过发动和组织中国民众参与政治运动，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宪政民主。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闭幕词）
（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