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走出转型中国的囚徒困境——以《零八宪章》为割裂的中国寻求共识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由《北京之春》杂志社、中国宪政协进会和公民力量再次合作举办的“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

六四之后,处在统治合法性危机中的中共政权,总结了世界历史上左、右专制统治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教训,再次专注于从人性中腐恶的一面挖掘政治资源。在暴力威胁与谎言欺骗的传统策略之外,不惜代价地祭出如下治国方略以延续专制统治:扭曲而快速地发展经济维持其统治合法性,腐化拢上,黑警压下,消灭、控制民间领袖,封锁公共言论空间等。20年来,这个治国方略导致中国社会日益分裂,割裂为权势者与“屁民”两个越来越趋向于对立的阶层,在这一割裂状态之下,贫富高度分化、权贵公开压榨、剥夺屁民。社会不同阶层间成员身份流动不畅、缺少共同公共政治话语,阶层间情感极端对立,其严重程度可以用“两个中国”来形容。

割裂状态造成了社会各阶层普遍的交流障碍,由此大大增加了社会运转的制度成本,用经济学博弈论的术语来讲,生活在这一状态下的中国人实际上处在一种集体的囚徒困境中。在这一困境中,正如二人经典囚徒困境模型揭示的那样,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把整体环境作为前提条件,对自己各种可能行为的得失和风险进行计算后的最大化利己选择)构成了集体的非理性结果,致使整体环境更加恶劣,到头来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换句话说就是,个体的理性造成集体的非理性。这种状况的出现首先应归罪于现行政治的非理性,一般来说,分辨好政治和坏政治有一个标准:好的政治使个体理性构成集体理性,坏的政治恰恰相反,它使得个体理性构成集体非理性。文革和目前被割裂的中国就是两个坏政治的典型例子。

那么,如何才能走出囚徒困境呢?答案首先是突破信息封锁与警察高压控制,进行全社会“串供”。二人经典囚徒困境模型告诉我们,两个囚徒破解集体非理性困境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串供”,通过信息交流与策略设计,建立攻守同盟(这也是我们的生活 经验和常识,囚徒困境模型只不过是从逻辑上证明了我们的经验和常识)。这个看似简单的答案其实具有深刻而普遍的意义。引申来讲,“串供”和建立攻守同盟的过程就是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进行沟通寻找共识,走出困境的过程,而沟通和寻找共识的过程正是我们走出割裂的中国这一集体囚徒困境所必需的。当然,中国亟需的是“串供”,不仅仅是同一阶层间的“串供”,也包括各阶层之间的“串供”。

然而,问题远远不像两个囚徒串供那么简单。首先,虽然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对所处的困境有切身的认识甚至共识,但是对走出目前困境的将进入什么样的环境却缺少把握。一般来说,摆脱一个困境并不总意味着走向坦途,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刚出狼窝又入虎穴”是历史的常见轨迹。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目标共识,这一目标应该建立在人类文明和经验基础之上,具有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和较低转型风险,我们可以说,《零八宪章》正是为处于困境的中的中国各阶层寻找目标共识而做的最新的一次全面性破题尝试。这个“题”是对割裂的中国的两方而“破”的,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而破的。比如说,民族关系问题已经被大一统的专制统治逼进了死胡同,《零八宪章》总结了各国的经验和中国独立学者及民主化推动者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提出了联邦制的目标构想,为此一议题下利益相关者破题,为展开沟通形成共识提供最初蓝本。《零八宪章》的内容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它发出的信号:社会既已处在全面的囚徒困境之中,我们必须“串供”才能走出困境,我们不能重蹈恶性循环的覆辙,为此我们需要沟通,而不是相互之间的猜忌、提防、冷漠、隔离,更不是越来越深的对立。

那么,谁是“我们”?“我们”首先是刘晓波们。假如每个人都按上面描述的一般个人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就不会突破囚徒困境,这正是困境之困。刘晓波们是个人理性计算之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个人得失,勇敢地为集体理性谋划和行动。对于突破困境而言,这种超越个人理性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刘晓波,中国所需要是对未来的广泛共识,“串供”只在英 雄之间进行是不够的,英雄的事业终究要变成普通人的事情才能成功。所以,“我们”必须扩展,“我们”必须普及。具体地讲,签名联署《零八宪章》的工作要持续地做下去,而且这一工作要在维权等活动中进行。签名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名字与宪章连为一体,也是一个承诺,是承担一份责任。已签名者可以积极介入维权等社会活动,把《零八宪章》所揭橥的目标在民众的利益维护中具体化。另外,要体谅一般民众的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建议“零八宪章,组而不党”,借助网络和现实交流,以低风险、低成本推动民间舆论力量的凝聚,推动形成越来越广泛的民间共识和民间社会越来越多样化的自我组织。但无论如何,介绍和宣传《零八宪章》、促使更多的人签名 或以其它方式认可《零八宪章》、加强宪章签名人之间的联系、沟通、了解与协作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

同时,我们不能不提及另一个未来可能的“串供”对象。目前,从整体上来看,中共集团尽管也陷入统治困境,但仍然拒绝“串供”,是最缺少沟通理性的一方,而且上述所讲的民众的风险和交流障碍主要是这个集团造成的,甚至这个集团就是囚徒困境的制造者而且正在把这 个困境推向更深的深渊——坐过牢的人都知道狱卒常常说这样一句话“你们是暂时的囚徒,我们是永久的囚徒。”可悲的是,中共集团在得到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这个困境中的囚徒,中共“与民为敌”的做法使它的未来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长期紧绷的控制 一旦在某一环上失效,则会落入满盘皆输的境地。这个集团里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仰望星空”,希望走出目前的囚徒困境,但是个人的得失计算仍然限制了他们为未来串供寻找共识的行为。再则,这个集团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历史局限,对《零八宪章》所代表的价值缺少深 切理解和认同,整体上对未来缺少信心。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除非不转型,但凡转型,除了民主还有其他选择吗?《零八宪章》提出了转型正义的主张,这也就是说,民主化的过程不是零和游戏,越早加入这个过程,个人和社会所付出的转型成本就会越低。这一点是需要中共统治集团内部能够超越狭隘个人理性而思考者深思的。

值得指出的是,割裂的中国和二人经典囚徒困境有一个本质不同,那就是,二人经典囚徒困境中的双方都是渴望串供的,而在割裂的中国的集体囚徒困境中,部分官员个人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和这个制度对民主的恐惧同时存在而并行不悖,我们切不可对中共政权接受民间话语并与民间对话的前景过于乐观,只有在民间足够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共统治集团才有可能最终接受尴尬的“串供”,我们需 要为此制造诱因和压力,促使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危机的形成。为此,民间首先要形成共识形成力量,也就是说,“串供”要首先在民间进行,通过逐渐深化和有效的集体行动,造成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危机,并提供其集团分裂的诱因,比如说为其中的开明力量提供民间政治舞台,最后孤立中共党内的顽固派等。

我们都知道,相对于中共统治集团,目前中国的民间力量分散而处于弱势,而弱者只有团结才会有力量,这也是《零八宪章》的努力和尝试,那就是首先在民间形成看似松散而实际上不可肢解的思想、行为共同体,将现代政治理念引入公民运动和民主运动,避免民间力量的无谓内耗。我相信,《零八宪章》具有的自我扩展、自我生成的功能,将使更多的人能在这一旗帜之下团结、协作、形成前所未有的公民力量。

我们只有一个中国,目前被割裂的中国终究要转化成我们大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感上的生命共同体。这个转变过程是艰难的。它将会至少包含这样几个子过程:民间的沟通与团结,促使权贵阶层分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与妥协、整体社会和解等。为此,目前割裂中的各阶层,需要沟通寻找共识,共同走出困境。《零八宪章》作为跨越社会阶层的呼吁,为各阶层间的对话与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也构成了各阶层利益协商模式的理念雏形。持续进行中的《零八宪章》的实名签署,会将民众抗议转化成持续的要求整体变革的民主运动,具有准组织化的潜在功能,它将呼唤出一批民间领袖,也呼唤中共统治集团内的“仰望星空者”,最终以现实的凝聚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集体理性变革,孕育出我们期待中的民主中国。

这是我抛砖引玉的意见,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