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不问国事天下事，突然就被海内外华文媒体一派同仇敌忾的“反三俗”的声浪吵醒，一头雾水。昨天好像还在泥石流，举国上下一齐默哀，怎么今天变成了“反三俗”运动？难道说，天灾泥石流里掺杂的人祸因素，就不再追查了？国际上的大事，据说莫过于黄海军演，弄得沉默多时的朱成虎将军又开始豪言壮语起来。但这“反三俗”与黄海军演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又要准备抗美援朝准备给胡作非为的金二世买单了？所以就不许老百姓嘻嘻哈哈了？满腹疑问。网上转悠了老半天，无解。光从势头上看，所谓“反三俗”很像当年的“破四旧”。四十多年前的“破四旧”过后，便是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不知这“反三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雄才大略。
郭德纲在微微颤抖，虽然天气酷热。据说，三俗标兵就是他。是否冤枉且不说，至少举国上下有了个批斗对象，运动没有批斗对象是不成立的。其实，听过郭德纲相声的人都应该知道，不过是个兑了水的王朔罢了。放十分之一的王朔下去，再兑上十分之九的水，就成了郭德纲。王朔的名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谁。郭德纲的名言只不过是：举头望明月，我是郭德纲；无论从气魄上还是从幽默度上，全都差了一大截。
有网友笑言，这次反三俗的别名，乃郭德纲砸缸，挺了朝官媒动拳头的弟子。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挺弟子，确实莽撞一些。但不挺又该怎么办呢？把弟子交出去？一脚踢出大门，然后告诉父老乡亲，要杀要剐，你们看着办吧！这么一来，郭德纲就不是郭德纲了，而是敬爱的周总理了。当年周总理就是这么爽快地把一个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卫士交给毛夫人听凭发落的。可是，就算郭德纲砸缸是砸在弟子的拳头上，也不至于成为三俗标兵。
要说庸俗，伪造学历够庸俗了吧？并没见人家成为运动对象。要说低俗，论文抄袭够低俗了吧？人家非但没成三俗标兵，还被学校宣布，照样领取国务院津贴。至于说到媚俗，含泪诈捐够媚俗了吧？网民们议论议论，也就挺过去了，如今比不含泪的时候还要幸福地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可见，砸缸的关键，不在于挺了弟子还是扔了弟子，而是有没有沐浴在党的阳光下。郭德纲再怎么俗气，一没有伪造学历，二没有抄袭他人，三没有含泪诈捐，只不过小小地对抗了一下官媒而已。关键的问题在于，郭德纲成名之际和成名之后，离党的距离远了些。不要以为住在天子脚下，一定就会跟朝廷眉来眼去。横眉冷对虽说是不敢的，但难道我行我素就能横行天下了？天下者，党的天下；国家者，党的国家。党不说郭德纲出俗，谁敢说郭德纲不俗？
也许有人会说，郭德纲的对抗方式有问题，比如法律条文不清楚，究竟应该如何接待不期而至的官媒记者。这要放在美国，规定是清楚的：任何人私闯民宅，主人都有防卫权利。哪怕是朝私闯者开枪，也算是正当防卫。然而，这在中国另当别论。因为中国人的住宅是除了平民百姓之外，什么人都可以闯入的。不要说不允许持枪正当防卫，就是怒目圆睁也会有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因为可以随便闯入私宅的人，都不是平头百姓。不是领导就是警察，最起码也是官媒记者。倘若是领导闯入，那叫做视察；倘若警察闯入，那叫做搜查；倘若官媒闯入，那叫做采访。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视察，被搜查，被采访，但一旦被光顾上，就得服从领导、服从搜查、服从采访。领导驾到，热泪盈眶；警察上门，竹筒倒豆；记者光临，笑脸相迎，人家想要什么，就赶紧提供什么。人家说你犯了什么事，赶紧提供证据；没有证据也得制造证据，以满足官媒的需要。因为官媒记者，跟领导跟警察一样，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只要领导正确，一切正确。反抗是愚蠢的，也是无济于事的。须知，官媒记者的正式学名叫做：党的新闻战士。这类战士在西方世界的雅号，叫做狗仔队。
动手暴打党的新闻战士，这放在毛时代，后果不知多严重。好在那个湖南头领如今安睡在纪念堂里，一时半会还醒不过来。郭弟子只不过进了进局子，最后大不了赔掉点银子。这事本来差不多就了结了，不料朝廷突发奇想，来了个“反三俗”。真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并且还是人工雨。人工制造的祸患，远比自然灾害难对付。历史上曾有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汶川地震，舟曲泥流，多多少少都有人祸作祟。朝廷情急之下，抛出一个“反三俗”先发制人，转移民众视线，并非不在情理之中。只是苦了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稀里糊涂地被推到运动前台。
当然，成为运动标靶，郭德纲也并非全无责任。比如在舞台上拿丑女开涮，就不是积德而是作孽，这情形有点像那个红遍中国的东北曲艺民工，喜欢拿残障说事。这可能是从鲁迅笔下的阿Q那里学来的本事，赵太爷和假洋鬼子都不敢碰，只好欺负一把小尼姑。这跟文明社会里的脱口秀，大相径庭。人家都拿当朝总统开涮，从来没有哪个脱口秀大腕，敢拿妇女儿童，尤其是残疾智障开玩笑。就像中国的城管，可以不分男女老幼地随便欺负所有摊贩；然而美国的城管，就因为管了管一个卖桔子水的七岁小女孩，触犯了众怒，成为被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网民的口诛笔伐对象，市长大人为此只好亲自出面道歉，以平民愤。这两种社会的区别在于，中国城管只对党国负责，而美国城管却不得不看着全体民众的脸色管理农贸市场。其情形一如脱口秀大腕，从来不把总统当回事，想怎么修理就怎么修理；但绝对不敢得罪普通老百姓。美国，就这么落后；一如中国，总是那么先进。
因为中国的国情比较先进，所以东北的赵民工和京城的郭德纲也就跟着一起先进了。相比之下，赵姓民工更加与时俱进，除了北韩金老二的主体思想不曾领会，其它该懂的道道全都懂，以致成了北方的男版阿庆嫂，既是江湖大腕，又是朝廷宠儿，每年入主春晚，向全国人民讲说残疾人的笑话。当然了，郭德纲与赵民工不可同日而语。这倒并非智商够不着，而是个性太突出。说说抢劫犯的笑话也就罢了，偏偏要拿和谐社会当笑料。比如，这类言论显然有犯上嫌疑：“老先生留下来的传统相声总共有一千多段，经过我们演员这些年不断地努力吧，到现在，还剩四百多段了。还有三百段不让说的，还有100段和建设和谐社会有冲突的。”说自己与和谐社会有冲突已经大逆不道，还要拉上老先生，拿党开玩笑，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说其它，就凭这段言论，被评为三俗标兵也不能全算是冤枉。
其实，郭德纲倘若真要拿朝廷大员说事，索性直言相讥，也不见得如何犯颜。比如上海那个油头粉面的周立波，就从毛太祖邓二世江三代最后捎带温总理，一路数落过来，赢得掌声鼓励。乍一看，周立波似乎跟人家的脱口秀接轨了；但细细一品，不过做了个妩媚的鬼脸。调侃掺带取悦，讥讽夹杂讨好。调侃温家宝的同时，取悦了想看温家宝笑话的大员；讥讽朝政的当口，又讴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有道是，到处莺歌燕舞，还有旧貌换新颜。上海人的小精明，由此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十里洋场喝咖啡，喝出一派如此娇羞，从而衬托出京城里吃大蒜的，又粗糙，又混沌。只是舞台上的生龙活虎，毕竟遮掩不住骨子里的泥鳅本色。好在总算把个含泪感动得什么似的，如斯断言：一百年也不定能出一个。司马迁当年是这么计算的，从周公到孔丘，五百年；从孔丘到司马迁，又是五百年。不知含泪先生从哪里弄出个一百年来。这让上海人听了，是否扬眉吐气一些？
同样上海式的聪明，在周立波是滑溜油腻的，在韩寒却是清纯亮丽的。韩寒的清纯在于，一不小心就说出了民众的心里话。周立波的清口，像是油炸的；而韩寒的玩笑，犹如黎明的晨曦，全然一派童言无忌。于是，有人担心，韩寒的学历不够，读书不多。殊不知，韩寒的学历也罢，读书也罢，全都刚刚好。这就好比睡眼惺忪，半梦半醒，恰到好处。倘若完全醒过来，那么韩寒只得面临这么三种选择：一是自杀，二是坐牢，三是被人家赶出国门，永远不准回家永远只能流亡。
很想说的是，不能因为韩寒说了人们的心里话，人们就不断地要求韩寒不停地说大家的心里话。心里话本当人人都有责任说，就像当年提倡的真话一样，不能老让一个人说。只可惜，举国上下，教授学者知多少，又有几个在说真话在说心里话？大都一江春水向东流了。不抄袭他人就算不错，要他们说真话，谈何容易？至于站在搞笑舞台上的腕儿，喝咖啡的不一定都在说真话，吃大蒜的也不一定都在说假话。不管怎么说，让初中毕业的韩寒一个人承担说心里话的义务，肯定不公平。宁可让韩寒多赛车，多找乐，也没有理由让这位年轻的赛车手承担天下兴亡的义务。读书要读，但也得告诉孩子，这世上好书不多，烂书不少，不必读的书汗牛充栋。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雷锋日记》、《金光大道》，或者《康熙大帝》、《乾隆皇帝》，还有法国人德里达和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写的劳什子，全都可以不读；并且还以眼不见为净。说得彻底一些，就连《论语》都是多余的话，遑论其它。当然，《论语》通常是读过了才知道是多余的。其它烂书，不用读都应该知道多余。
以前的邓二世好像也不太读书，但脑子倒是从来不糊涂，早就定下内政外交的基调：以俗治国，韬光养晦。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是针对知识分子倡言建立文明社会，废黜胡耀邦是断绝党内开明人士的理想主义追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全体国民只好浑浑噩噩，稍许有点高雅的追求，马上就会被国安盯梢。惟有庸俗、低俗、媚俗，才让朝廷放心。所有的精神追求，全体退席，让位给赵民工和郭德纲，外加一个周立波。当举国上下全都在欲海里挣扎、翻滚的时候，朝廷就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了和谐。可以说，全国人民沦落了；也可以说，邓小平的以俗治国，成功了。想想看吧，十几亿中国人全都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如何整治？不要说江某人，胡某人，就是毛某人也摆不平。毛泽东当年正是靠着反右摆平了不俗的人群，才摆平了全体芸芸众生。邓小平虽然没有毛泽东那么能说会道，但这些个简单道理，却烂熟于心。
邓二世的以俗治国，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完全心领神会的。彼此配合的非常默契，把所有想要不俗的异类打入另册，不是关进牢房，就是赶出国门，这也叫做：眼不见为净。在一个全体世俗化的过程中，最让人看不惯的，就是想要不俗的家伙。朝廷看不惯，知识分子同行也看不惯。当年清廷派出去的留学生，大都学了一身治国本事回来。如今红朝派出去的留学生，一个个学会了投机取巧，学会了做学术粉头：或者拿着美国绿卡，或者混迹美国学府，明里暗里帮着朝廷攻击美国，侵蚀美国，同时又兼职中国学府，向朝廷发嗲，向党国撒娇。朝廷也不像毛时代那样只知道杀戮和判刑，也学会了将作践改为包养，让一众学术二奶二爷，在党的怀抱里紧紧地抱作一团。而赵民工郭德纲周立波诸俗，也就是在如此一派两厢情愿的背景底下，喜孜孜地登场的。一年又一年的春节晚会，哪一晚不在愚弄老百姓，哪一晚不在忽悠中国人？就连香港影界的混混，都学会了朝廷的口气：中国人就是欠管；言下之意无非是，中国老百姓就是欠揍。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就是被揍过来的，就是被管过来的。中国民众深深地懂得，要想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就得准备坐牢，甚至像林昭那样被枪毙。中国人民积几十年的血泪换得的一条经验就是：只有庸俗、低俗、媚俗，才能苟活于人世。而郭德纲的成功，就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这条经验之上的。郭德纲不明白此中的奥妙。不过，相信王朔是明白的。王朔一会儿说，千成不要把我当人，一会儿又假装痛心疾首地忏悔自己曾经吸过毒。这厮玩的是当年魏晋文人的花招，只不过那时候人家吃的是五石散。但目的都一样，让朝廷放心。已经堕落了，不必当回事。虽说王朔的吸毒，不能比作阮籍的喝酒，但都避祸成功。阮籍没有被杀头，王朔也没有跟着哥们儿去坐牢，连被喝茶的风险都摆脱得干干净净。这些奥妙，都是郭德纲不懂的。这小子擅自成立德云社，明摆着在跟党领导的曲艺团体，分庭抗礼。更让党不放心的是，德云社不仅不设立党支部，连个党代表都不邀请。还有国家安全代表，人民警察代表，政治辅导员，思想教练员，这些要素在德云社里一样都不具备，能让朝廷看得顺眼么？结社自由确实是写在宪法里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至少也得在党的关怀底下不是？只要请党关怀了，什么事情都好说，什么事情都好办。学界皆知的扬州抄犯，就因为有党的关怀，不仅不认错，还理直气壮地指责媒体炒作他的学术抄袭案。东南西北中，都得服从党领导。只要党还执掌着朝廷，就是全体子民的母亲。大凡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活得滋润的，都是躺在母亲怀抱里的。郭德纲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最后砸缸，成为被三反的标靶。
反庸俗、反低俗、反媚俗，道理上可以。但有必要问清楚，谁在庸俗，谁在低俗，谁在媚俗？还得问清楚，不俗的事情是什么？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还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总不能拿金老二的主体思想来滥竽充数吧？至于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连俄罗斯人都不再问津了，难道还要让中国人民人手一册不成？或者索性退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退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里？不让老百姓做这做那，总得告诉老百姓可以做什么。中国的国情真相，不仅在于从上到下，当官的、经商的、读书的，打工的、种地的、做学问的，当兵当警察的，全都没有安全感，而且在于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因为这个国家不是靠法律维系的，而是靠运动来运作的。读书是运动（学毛选），种地是运动（大跃进），做工是运动（大炼钢铁），然后经商是运动，炒股是运动，房地产也像是运动，如今的反三俗，更是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可以做的事情，到了另一个运动，就不能做了。反过来，在另一个运动中可以做的事情，到了又一个运动，又不能做了。且不说老百姓被朝廷折腾得焦头烂额，就是朝廷本身也不知道下一步究竟该做什么。自从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被后继者改作了大国崛起，朝廷就没有消停过。光是操办一个奥运会，就弄得劳民伤财，怨声四起，更不用说其它。让人弄不懂的是，内政外交，问题层层积压，怎么会有空想到反三俗？
但不管怎么说，好在军队终于实现了现代化，形象大为改观。过去诸如林彪、刘伯承、粟裕那样的凶神恶煞，全都被替换成了楚楚动人的帅哥靓女。朱成虎、毛少将、宋祖英，诸如此类的将军阵容，战无不胜不敢说，一往无前是肯定的。再加上中国军队的士气，也基本上回到了当年的义和团水平。一旦面对强敌，将军们吹牛的吹牛，唱歌的唱歌，发功的发功，把该保卫的全都保住了。中国的军队不好惹，中国的将军更不好惹，其中又数毛少将最不好惹。万一把毛少将逼急了，跑到纪念堂把睡在水晶床上的爷爷叫醒，那就好玩了。不仅准备进犯的美国军队尤其是他们手中的导弹原子弹，通通变成了纸老虎，中国人民也得做好用自己血肉之躯筑长城的心理准备。只要毛少将的爷爷醒过来，那么准备在核大战中化为灰烟的就不止是西安以东的平民百姓。毛少将的爷爷很可能大手一挥：什么西安以西，西安以东，不就十几亿人口么？通通押上去！这在扑克牌桌上叫做：All In。一旦十几亿人全部被推到原子弹跟前，那么三俗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蘑菇云一起，什么俗都灰飞烟灭。由此，可以想见，紧跟在反三俗的战略部署后面，没准是中华民族用血肉筑长城的壮烈场面，为了保卫金家王朝。阿弥陀佛。
2010年8月18日星期三写于哈德逊河畔
《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