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上搜索“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得120000篇。在“谷歌”上搜索“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得29700篇(2010年8月26日)。并非只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计生委”)官员在报告中把“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挂在嘴边,并非只有农民的墙壁被乡镇或街道计生办刷上“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标语。从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平民百姓,从报刊、电视到互联网,从大众传媒到学术刊物,从“左派”学者到“右派”学者,都有大量的人在传播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观点,甚至有人把“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当作学术论文的题目。只有何亚福、易富贤、王鑫海等少数几个人发出微弱的不同声音。

“越生越穷”才是计生理论的着眼点

那么“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它的意思其实跟字面正好相反,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生”被认为是“生”与“穷”之间循环的逻辑起点。计生委并不是扶贫办或社会福利部,它的着眼点只能是生育而不可能是贫穷。

生孩子使人变穷,穷了就生孩子,于是更穷,于是更生,如此循环,哪是尽头?只能是生理极限或财富极限,生到不能生或养不活为止。因此需要强制计划生育来终止贫穷和生孩子之间的恶性循环。这是计划生育最主要的论据,因为中国大陆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的时候并不是大饥荒时代,也没有成为“世界工厂”,粮食问题已经缓解,而能源和环保问题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并不仅仅是针对穷人的,同时也针对富人,富人生孩子同样需要“生育服务证”(2002年以前叫“准生证”)。有时候党和政府甚至把计划生育的主要矛头针对富人: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把所谓社会抚养费跟无证生育者的个人或家庭收入挂钩,这已经导致了富人因为生同样数量的孩子付更多的钱,但是许多党政要员仍嫌不够,鼓吹重罚富人“超生”,以至于近年来官方舆论和大众传媒热炒了好几回“富人、名人超生问题”。

既然着眼点是“越生越穷”,那么把矛头针对富人就是合理的。同一个时代穷人和富人之间在生育能力上并无明显区别,但在养活孩子的财富上却差别巨大。富人需要生许多孩子以后才会把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的程度(甚至永远不会降低到穷人的程度),然后像穷人一样接着往下生。这样看来富人生的孩子会比穷人更多,而不是更少。

但是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真的是因为中国人生孩子太多吗?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反右”运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去改造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太多了无法安排工作?人们真的会不论贫富都像老鼠下崽一样无节制地生孩子吗?难道中国人普遍渴望贫穷?一个人就其一生而言消耗的资源真的比他创造的财富多,以至于“越生越穷”?如果是这样,国家财政还能正常运转?为了独霸父母的遗产而怨恨自己有兄弟姐妹道德吗?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外还有其他国家用强制计划生育来终止所谓“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吗?对于一个有正常理智和德行的成年人来说,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越生越穷”根本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的转变。如果高人口增长率真的导致贫穷、贫穷又导致高出生率的话,没有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的西方各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出生率怎么可能降下来?那样只能通过战争、瘟疫、饥荒把人口总量降下来,而不可能把出生率降下来。

显然不符合人类经验的“越生越穷”之被城里人普遍接受,既有饭碗被控制而产生的恐惧因素,也缘于享乐主义泛滥下的近视眼流行病——多养孩子短时间内确实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但是中国农民,尤其是山区农民,因为端的是靠天吃饭的土饭碗而顾忌较少,也因为他们的生育观念根植于传统较深,难以接受这种通过断子(女)绝孙(女)暂时致富的反人类说教,并以实际行动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抗争。

“越穷越生”既夸张又肤浅

与“越生越穷”相比,“越穷越生”似乎被更多的人认可。譬如我的朋友何亚福就写了一篇文章——《“越穷越生”正确,“越生越穷”错误》。但是用“越穷越生”来描述穷人生孩子多于富人、穷国生育率高于富国的现象是夸张的,也是肤浅的。

婚姻的门槛就将最穷的男人,包括大部分残疾男人,排除在婚姻之外,从而排除在生育之外。就国家而言,真正穷到快要饿死人的程度,生育率也会下降,1959-1961年间中国大陆的生育率甚至降低到了低于死亡率的程度,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也多次出现过。

贫富差别只是影响生孩子数量的一个因素而非全部因素,生育文化、养老制度、生产方式(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妇女就业率、婴幼儿死亡率等因素对生育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通常处于农业社会、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程度较低、婴幼儿死亡率较高并且社会保障较差,所以生育率一般较高。多子女家庭暂时的(在儿女成为劳动力以前)的相对贫穷,造成一种多子女与贫穷共时现象,也给人以越穷越生的印象。

易富贤的研究表明,包括人均GDP、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在内的社会发展指数(HDI)跟出生率的负相关性远比人均GDP本身跟出生率的负相关性高(前者为-0.916,后者仅为-0.74。见《大国空巢》第49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这说明“越穷越生”即使作为诸多社会不发达指标的表象都是不准确的。

生育文化对出生率的影响甚至更大,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在世界各国的生育率都显著高于其他人群。美国的出生率高于欧洲,也更多地与生育文化有关,因为大部分欧洲国家并不比美国富有,而是相反。

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除贫富差别外所有其他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都变得相差无几时,贫富差别可能对生孩子的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虽然穷人群体总的来说比富人群体所生的孩子要多,但这主要是跟贫穷相伴随的农业生产方式、养老缺乏保障、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妇女就业率低、婴幼儿死亡率高等原因造成的。如果养孩子的成本奇高而国家只管养老却不帮助育幼,贫富差别对生育的影响甚至可能逆转——穷人因为养不起而拒绝生孩子。这种情况在今日中国的80后“蚁族”中已经出现,而且有蔓延之势。

强制计划生育在中国能够实行三十年,很可能也跟它限制最严的恰恰是生育意愿最低的人群有关。不是富人阶层,而是贫富程度居中的工薪阶层,在中国人中生育意愿最低。正是因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人群的限制程度与他们的生育意愿成反比,才有效地减轻了人们的反抗。计生委大肆炒作所谓“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本身就从反面否定了“越穷越生”——“越富越不生”并非总是事实。

为什么穷人通常要多生孩子?

如果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那么穷人为什么会多生孩子?他们到底是向往贫穷,还是听不懂“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人话”?如果答案是前者,政府就不该帮助他们脱贫,更不要说强迫他们脱贫了,正如政府不应该强迫和尚娶老婆。如果答案是后者,那等于不承认穷人是人,是对穷人赤裸裸的歧视。我无法理解那些自称代表穷人的左派经济学家,居然绝大部分都支持强制计划生育!

穷人生孩子较多的理由,我所听到、看到和能够想象的无非以下四种:

第一种,穷人思想落后,重男轻女,想生男孩。如果是这样,只要有男孩的穷人不生了,让没有男孩的穷人继续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能够生育的穷人总和生育率无限接近于2.0,扣除婚前死亡的、娶不着老婆的、生理上不育的,全部穷人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也就1.6到头了,远远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这还叫“越穷越生”啊?即使穷人都追求儿女双全,大部分人生2到3个、少部分人生4个也就满足了,生得更多的在统计学上意义不大。那些生3个、4个的,正好补充早夭、不婚、不育人口留下的缺口,使总和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这能叫“越穷越生”?即使有少数想生两个儿子并且生了不少女儿才生出第二个儿子的,不是还有富人生得少,正好补助缺额吗?所以性别偏好或追求儿女双全都不足以使穷人生孩子多到超出世代更替水平的程度。何况性别偏好或追求儿女双全主要是由一个民族固有的生育文化决定的,而影响这种生育文化的因素则主要是城乡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贫富差别。换句话说,农村的富人远比城市工薪阶层的穷人更可能重男轻女或追求儿女双全。

第二种,穷人没有其他娱乐,只好天黑就上床“造孩子”。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无知又无耻的了。性生活的频率(除了一年一两次这种极低的例外)跟孩子多少通常是成反比例的,而不是成正比例的。妓女、嫖客和性伴侣众多者通常生育更少而不是更多。穷人确实没钱享受其他娱乐,但谋生艰难加以孩子需要照顾,他们哪里又有时间享受其他娱乐?每天劳累之余倒床就睡着的穷人比比皆是,何以拥有多个孩子后还“闲”得没事可干只好继续“造孩子”?还要“越穷越生”?再说现在避孕手段有的是,穷人都是白痴呀?

第三种,多生孩子带来眼前利益。生个孩子四面八方都来送礼,收受的礼金、礼物把孩子养大都有余,这种好事只有当官的能“碰”到,哪有穷人的份?初生的孩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纯粹的消费者,多生孩子既花钱又耽误挣钱的时间,对穷人家庭生活水平的短期影响显然是负面的,反倒是对富人的当前生活水平影响不大。

第四种,在能养活的前提下多生孩子是穷人的理性选择,有利于穷人的长远利益和总利益。在医疗条件较差、受教育期限较短、粮食和蔬菜自给的农村,养孩子的成本很低,孩子也较早参加劳动,养孩子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多养孩子还可以抵御较高的意外死亡风险,增加出现智力或体力优异孩子的概率,避免衣物、玩具、床铺的浪费并通过大孩子带小孩子进一步降低养育每个孩子的单位成本。有许多农民并不能一一列举这些好处,但是村里那些多子女家庭中年翻身的榜样比比皆是,除非是白痴或贪图眼前享受的懒鬼,谁不知道适当多养孩子的好处?真正左右穷人(准确地说其实不一定是穷人,而几乎一定是农民)生育意愿的,一是经济上的理性选择,一是必须生个男孩或追求儿女双全的生育文化取向。

如果我们承认农民跟我们一样,也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那么农民多生孩子本身就证明多生对他们来说概率上是有利的,从而也就否定了“越生越穷”的论调。如果“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时代多生孩子对穷人是有利的(否则很容易导致家族灭绝),那么因为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导致他们有更多的孩子活下来怎么可能反倒不利?难道儿童夭折对家庭竟然是合算的?

既然农民多生孩子有利于各自家庭的长远利益,又怎么可能不利于国家呢?难道国家的利益与人数占中国人口一大半的农民的家庭利益是对立的?农民富了国家就穷了?如果考虑到人口密度效益和规模效益,多生孩子对农民家庭有利,对国家、对人类就更有利。事实上现在的发达国家无不经历过由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而导致的人口高速增长时期,但紧随其后(人口开始高速增长后20年)的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养育成本的提高,尤其是带来了养老社会化,从而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水平。

强制计划生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了阻止所谓“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计生系统和乡镇政府合作,长期采用强制堕胎、强制上环、强制结扎、罚款、牵牛、扒房等办法对付穷人“超生”。尽管这些手段都有增加穷人生育成本的作用,但是除了罚款以外,不是血淋淋,就是纯破坏,政府不好意思把它们写进法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对这些手段不予理睬(其实并未禁止),只规定了足以让穷人三代都交不清的“社会抚养费”。其实所有这些手段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无需一个、一个地“越生越穷”了,“超生”一个就让你彻底变穷,负债累累,就像多生了三、五个。

但是如果“越穷越生”是规律的话,那么负债累累的穷人就会比不负债的穷人生得更多。既然这样,计划生育到底是计划多生呢,还是计划少生?也许,多生、少生都不要紧,国家计生委真正关心的只是收取“超生”罚款和所谓“社会抚养费”!虽然孩子在短时期内确是家庭负担,但暂时“越生越穷”的首要原因并不是生孩子本身,而是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至于“越穷越生”,怕是连国家计生委自己也不相信吧?否则它岂非故意通过把穷人变得更穷来鼓励生育?难道“基本国策”竟是个大阴谋——表面上控制人口竟是为了刺激人口更快增长?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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