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是中国的“团圆节”，但却鲜有国人还记得关于节日起源的那段血腥传奇故事。宋亡元兴，蒙古大军入主中原，蒙古兵虽骁勇善战，但作为蛮夷统治却不合中原礼法，又兼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所以只能日日枕戈待旦，在汉民族聚集区实施军事化管制：每30—50户汉民派驻一名蒙古兵进行统一管理，担任管理的蒙古兵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由汉人各户无偿供养，且可以对汉人家的女子任意奸淫，而汉人家的小孩则被迫“认贼做父”，称蒙古管理者为大大（既爹的意思），大大谐音为鞑鞑，所以又称鞑子。广大汉民不堪鞑子们的残忍压榨，但在其准军事监视体系下却又很难找到反抗的机会。直到朱元璋起兵，适逢中秋将至，刘伯温献计，将 “八月十五杀鞑子”的革命传单藏于月饼之中相互赠予。各地民众看到传单后纷纷按照约定以八月十五饮酒赏月为名宴请自家“鞑子”，灌至烂醉后杀死，群起举旗反元。
此故事本系民间讹传，正史中未见有载。后经清末革命团体同盟会编纂改造，以蒙古映射满清，配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革命宣传，于清末民国的反清排满浪潮中迅速传播，才变为今天家传户诵的中秋节故事。而“鞑子”一词自然也由经常袭扰明王朝边境地区的北方民族的统称，变成了对满清统治集团的“蔑称”。故事虽是讹传改造，但元清两代“鞑子政权”的残暴狭隘却非空穴来风。
元太祖成吉思汗豆大字不识一个，却是“刀把子里面出政权”的狂热信徒及实践者，其本人多次公开宣称：“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杀人性命,夺其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属痛哭,再奸淫其妻女。”而他所率的蒙古铁骑每征服一地，首先做的不是恢复生产、安抚民生、治疗战争创伤，而是采取血腥屠城政策。当代历史学家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导论中考证：“西夏和金灭后，境内的人口锐减至1000余万，仅及原来的五分之一，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浩劫。”可见蒙古大军坚决贯彻其“要将天下的所有的土地，变成蒙古人牧场”讲话精神的坚定决心。另外，成吉思汗还要求追随者 “战胜敌人时，不可贪财。战胜了敌人，那些财物我们共同分配。”这种类似中共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式的物质奖励措施，成为刺激不满20万人的蒙古军队，在人类冷兵器战争史上保持绝对杀人记录的有力保证。
有这样一个以杀伐为乐的开国领袖，赤裸裸的暴力压迫自然也就成了元代统治文化的根基。元一反帝国政治“种族融合”“兼容并蓄”的传统，将境内民众划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利用民众间天然的血缘、地域、习俗差异，将社会撕裂为相互仇视、互为监视的集中营。在官僚的选拨上，一度废除科举制度，只看出身，不问才能，一把手必须由“根正苗红”的蒙古人担任。在法律上则明文规定“蒙古人与汉人冲突，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杖刑五十七，担负死者丧葬费。汉人打死蒙古人则必须处以极刑，除赔偿死者丧葬费外还要抄没所有家产。”为防止暴行引发的反抗，元代还明令禁止民间习武、私藏兵器，实施所谓“菜刀实名制”，每10户才允许共用一把菜刀。
“刀把子”固然可以出政权，但仅仅依靠“刀把子”却万万不能保障江山的长治久安。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着世界上最广阔的疆域，却始终没有完成从一个游牧掠夺部族酋长到一名世界帝国统治者的转型。暴力统治文化不仅激化境内被压迫民众的反抗，也破坏了政治上层的必要团结，刺激蒙古贵族们为不断摄取最高权力而进行自相残杀。当成吉思汗、忽必烈这样的军事强人退出政治舞台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连绵不断地各部之间的内斗，从元成宗死后到1333年二十五年间，元代换了八个皇帝，特别是1328到1333年，不过五年时间，竟换了五个皇帝，而在上述皇帝的更替过程中，内斗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更替远远远高于自然更替。曾大败红巾军的名将孛罗帖木儿最后也不免陷入党争内斗的纷乱中，惨死在元顺帝所派遣的刺客手中，这无疑是对元代暴力统治文化的最大反讽。
满清入关，也实施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屠城政策，但总体还是吸取了元亡的教训，转而注重利用政治谎言对民众进行精神上的麻痹和文化上的灭绝。清太祖努尔哈赤叛乱伊始就将自己伪装成天下被明王朝压迫、剥削人民的代表，为获求出师有名，专门捏造编纂了缴文《七大恨》，其滥造煽情近乎另人作呕。而清早期的皇帝则个个都是“演技精湛”的影帝级人物。康熙长期自诩为“文武全才”“学贯中西”，但实质上，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佛文化，还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他而言都只是向臣子炫耀皇帝睿智，彰显圣君英明的华丽图章。美国学者恒幕义考证认为，康熙所留著述多系臣子所作，而其所谓的书法家头衔，在看到其真迹的复制品后，也“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而马国贤神父则在回忆录中说“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但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清世宗雍正靠不法手段取得皇权，但在演技方面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在位期间亲自编纂了《大义觉迷录》。书中不仅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的辩护，同时还鼓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将女真入关促进历史进步及满汉一体的政治谎言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他还严令大清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人手一本，天天读、日日讲。并组织专题宣讲团在全国各地进行巡讲，让曾因“反大清特色封建主义”而下过大狱的变节汉人知识分子曾静现身说法，歌颂朝廷的英明，痛斥自己的误入邪教歧途。另外，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历时140余年间，满清一直不定期的大举文字狱，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有对政局不满，有批评朝廷的内容，就会触动当朝皇帝的敏感神经，大动干戈。满清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名，大面积收缴民间图书，有组织的毁灭、篡改历史真相。《四库全书》在收录岳飞《满江红》的过程中，“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也因含 “胡虏、匈奴”等不和谐字眼，而被统一篡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文字狱历朝历代有之，但唯有清代将其发挥到了登峰造极，它创造性的将主要针对文化领域的问题推及到整个社会，发展成一场名符其实“群众运动”。提倡民众间相互揭发、相互高密，告密揭发者可获得高官厚禄，知情不报者案发后则要饱受株连之苦。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真理。”而满清的谎言政治文化，不仅麻醉了人民，也麻醉了自己。欧洲工业革命一日千里，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步步逼近满清的统治者们却仍然沉醉在自己编造的“代表中华先进文明、万邦朝拜、天朝圣国”的迷梦中。1792年，英国大使马戈尔尼携带当时最先进的工业产品、武器访华谋求通商，却被乾隆帝傲慢的拒绝并嘲讽为“奇技淫巧”。这位特使归国后在便在日记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不同于元代依赖个人军事天才的暴力政治，谎言政治是一项宏伟缜密的系统工程，它的正常运转需要整个统治集团的步调一致。如果说元是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人建立的寡头专制，那么满清则是“无数八旗子弟”的部族专制。寡头专制会因军事天才个人的衰老、逝去而灰飞烟灭。但部族专制则不会，它关系到体制内部千千万万个体的命运，围绕部族专制长期形成的利益集团会不惜一切代价将这种模式持久的延续下去。鸦片战争后，随着东西方文明不断的对撞，民众眼界不断地开阔进步，满清的谎言政治再也难以为继。戊戌变法在即，当整个国家面临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大好时机时，正黄旗的文悌却攻击变法革新是“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为手握重权的慈禧光明正大的反对变法提供了口实，不过却也道出了长期“满汉一体”政治谎言下掩盖的残酷事实。1911年是中国宪政史上的元年，也是中国宪政史上让人耻辱的一页。迫于国内立宪派国会请愿压力，满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中，满洲贵族占了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这个紧密团结在以皇族为核心的内阁，被宪政史学家称之为“皇族内阁”。它的成立并没有实现满清借宪政民主之名，巩固部族专制之实的目标。它公然践踏世界宪政史上皇族不得入阁的传统，直接导致了地方基层立宪派的倒戈，反而坐实了同盟会对它“鞑虏政权”的指控，为自己的覆亡点燃了导火索。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了，267年的清王朝结束了，然而“鞑子们”却没有随着满清皇帝的退位而绝迹于中国。陶成章之死、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当大家都在认为一个自由、民主、博爱的新时代即将到来时，看到却仍是一幕幕鞑子们上演的丑剧。禁绝民间私藏兵器始于秦代，初夜权源于中世纪的西欧，皇汉中兴的朱元璋批臭了宣扬民重君轻的孟子，驱逐鞑虏的孙中山一手打扮的“党妈妈”至今还在我们面前搔首弄姿、招摇过市。可见，鞑子不受蒙元、满清种族所限。凡奉行保卫一己之利，以暴力和谎言侵害民众福祉、阻碍社会进步的集团或政党，都可以称之为“鞑子”。“鞑子”源于人性对权力的崇拜与贪婪，所以千年的专制文化才是鞑子生生不息的基因遗密码。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青年革命家邹容一首《革命书》是何等的壮烈豪迈，然而革命者若只知将鞑子们“革之以命”，而不知荡去民众灵魂中的专制毒素。那革命的枪口所向，鞑子们只能是希腊神话中的许德拉，斩去一首、复生两首。
鞑子政治与现代极权政治其实如出一辙，其成功的法门不出有二：一是暴力，二是谎言。前者利用了人性中的怯懦，后者则利用怯懦而造成的良知泯灭，而这两者都需要民众的媾和。大陆著名导演陈凯歌曾在文革中以红卫兵身份殴打自己的亲生父亲，成为其终身悔恨之事。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为了向红太阳表忠心，又有多少人揭发过自己的同事、挚友乃至至亲？又有多少人在昧着良心批臭打到别人之后，被别人批臭打倒？从这个角度上讲，正是我们这些日常饱受“鞑子”蹂躏的可怜小民，又在无时无刻充当“鞑子”的忠实帮凶。
中国儒家有一句好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国士以为，要想将鞑子们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意义诛尽杀绝，与其天天幻想骤然间改变翻天覆地的革命大业，不如先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努力去做一名不畏强权、追求真理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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