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广州亚运会在浮华、奢靡、扰民和自我炫耀声中终于结束了。其总费用高达1200亿人民币。中国体育代表团夺下199面金牌，平均每面金牌成本高达6亿元。于是不少有识之士都质疑这样花销纳税人的血汗钱值得吗？然而也有人以“为国争光”，实现“体育强国”为由头认为花再多的钱也值得。笔者对此种高论则不敢苟同。
体育运动的本义就是一种游戏，一种健身的游戏。通过这种游戏达到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这是体育运动唯一的宗旨。除此之外，什么“民族荣誉”、“为国争光”之类的政治口号都是对体育精神的扭曲和想借体育以谋取小集团和个人私利的花招。纵观当今世界所有民主国家，体育运动都是遵循健强国民体质这—精神而存在和运行的。唯有极权专制国家的独裁政权才不惜牺牲本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育福利与设施，把体育运动异化为他们的“面子工程”与政治宣传的手段。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有人曾戏言，第一个用鲜花比喻少女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则是蠢才。套用此语，第一个用体育运动来作它“面子工程”的，是上世纪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政权。正是它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用金牌和奖牌总数的第一，来试图证明所谓雅利安人种的“优越”和第三帝国已经“崛起”。希特勒不愧是第一个用体育为其“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天才”。当然，也只是个卑劣的天才。
第二个玩这一套的就是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前苏联。它也是搞所谓“体育举国体制”的鼻祖。所谓“举国体制”，就是集中全国的体育经费和体育资源，去培养极少数的体育尖子来为政府的“面子工程”服务。与此同时却置提高国民体质、特别是青少年的体质于不顾，忽视对广大民众的体育福利和设施的投入。苏联这样作的结果，确实一度使苏联在奥运会和其他重大国际赛事中，成绩优秀，成为名符其实的“金牌大国”。但其整个国家的体育设施和国民的身体素质却是十分落后和低下的。而跟着“效颦”的“东施”—-东德为了和苏联一样证明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除了照抄照搬老大哥的“举国体制”外，更出了一个（台湾语说的）“贱招”—-集体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兴奋剂。由于当时相关检测手段很不完善，故东德此贱招一时得逞大行其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东德在奥运会上的金牌总数超过美国跃居第二。似乎果然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可是随着苏联、东欧的崩解，相关受害运动员的真相便浮出水面。一些人出现严重后遗症而“英年早逝”，一些女运动员变成了不男不女的“人妖”。这就是为了党国的“面子工程”，以政治强奸体育产生的恶果，堪称人类史上的一大悲剧。
中国大陆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文革”与“阶级斗争”邪说的被否定，以及所谓“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冲击，原来用以统治人们的“主义”、“信仰”之类精神枷锁纷纷失灵。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报刊上出现了两个流行词，一曰“道德滑坡”；二曰“信仰危机”。所谓“道德滑坡”就是大家一齐“向钱看”，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各显神通。所谓“信仰危机”，就是当年老毛用来欺骗人、吓唬人、愚弄人的那一套已经没有“市场”，没有人买账了。“道德滑坡”对党国而言还问题不大，因为邓小平比老毛的高明处就在于他不仅会用“硬”的、镇压的一手（这一点毛、邓两人无本质区别），另外还有“软”的一手，就是只要你不对我的政权与统治说三道四，你可以去弄钱发财，管你黑猫白猫，能发财的便是大爷。当然真正能发财的也只有太子党、权贵及其亲朋至爱等少数人。不过中国很大。“朝里官大做不尽，世上钱多赚不完”，所以还是有些会钻营、会取巧，甚至不要良心不要脸的人能从权贵们吃剩下的盛宴上得到一些冷炙残羹。这样便可造成一些“繁荣”的假象，有利于缓和矛盾，有利于党和政府的统治。所以道德再“滑坡”也无关大局。但“信仰危机”就不同了，大家对党和政府没有“信仰”了，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党用什么来号召和凝聚人心呢？于是统治阶层中的一些聪明人便利用体育这个道具，外加上民族主义的包装，将其打造成官方对外炫耀，对内凝聚人心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宣传和“面子工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场中、日男排赛中，中国队取得胜利后，在官方的授意下，一群人便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高呼“振兴中华”的口号。大约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体育运动便成了官方最大的“面子工程”。体育运动就像毛年代的政治运动一样成了官方用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号召、凝聚人心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所以接下来什么“射落奥运第一金”的许海峰便被宣传成为“英雄”；女排拿了几回冠军，不过就是在几场体育游戏中胜出，竟一下成了“民族英雄”，甚至不惜为其树了纪念碑式的群像。尤其是为争取申办21世纪首次（2000年）奥委会能在北京举行，几乎是倾全国之人力、财力去拼争。萨马兰奇来中国受到了国王一般的接待。甚至许诺如申办成功，将把投票的奥委会委员的名字刻在长城上以垂千古。然而六四的枪声还留在世人的耳际，终于得不到文明世界多数人的认同，这次申办终以失败告终。当时许多大城市里（尤其是北京）那种被人为煽起来的“悲情”，好像中国在一场大战中被人打败了，多少国土丢失了似的，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那就是歇斯底里，真是莫明其妙。于是便把一切怨怒发泄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身上，掀起了一股反美、反西方自由世界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恶浪。这一结果当然是极权专制政府求之不得而极愿看到的。于是为了搞出更多的体育成绩，实现“金牌大国”之梦，让体育更好为党国争光，女排主教练袁伟民被赏以高官，委以重任。从此“举国体制”更加大行其道，于是本该用于学校青少年和普通民众的体育设施及经费，便被明目张胆大量地挤兑挪用于培养极少数的体育尖子。从此中国的体育运动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成了官方最大的“面子工程”。
然而当体育成为政治的奴仆，成为制造“金牌”的机器，成为给政府脸上贴金的工具时，体育就失去了其本来的崇高意义，也必然会“走火入魔”进入邪路。1992年巴塞罗拿奥运会上，当中国游泳队一举夺下４金5银时，一时所谓的“五朵金花”又成了“民族英雄”，成了“面子工程”中的最大亮点。然而由于这种“大跃进”式的成就来得太突然，同时又发现当时中国游泳队聘请的就是前东德的教练。而东德教练的“贱招”早已为人所知。于是是否用了兴奋剂受到国际上广泛的质疑。却引来官方媒体大加斥责，称这些质疑为西方的“偏见”。至今我还记得“央视”上那位一脸“爱国义愤”的男记者对所谓“西方偏见”又是嘲讽，又是谩骂的精彩表演。可是“西方的偏见”却在“东方”得到了答案。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由于日本采用了一种新的、更精确检测兴奋剂的方法，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下子被查出了共有11人（其中7人为游泳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这和当年东德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服用兴奋剂如出一辙。于是熊国鸣、吕彬、杨爱华等中国著名选手被逐出广岛亚运会。熊国鸣一人夺得的4块游泳金牌也被收回。看来所谓“西方偏见”反成了正确答案。“面子工程”这回丢了大“面子”。幸好当时中国大陆互联网还极不普及，除了“收听敌台”的“反动份子”得知此情外，一般老百姓全蒙在鼓里，只有听新华社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特大丑闻便轻而易举的“被和谐”了。至今多数中国人都只知道“五朵金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却不知道广岛亚运会上的“败走麦城”。
现在随着检测方法的更加精准，兴奋剂虽然已无用武之地。然而这种体育为政治服务的“举国体制”，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弊端和危害，远比兴奋剂更大得多。兴奋剂所损害到的只是运动员本人的身体。而“举国体制”伤害到的则是中国一代人的身体健康。由于多年来政府把体育经费和相应的资源，都集中使用在为夺取金牌而培养体育尖子的身上，为了夺一枚金牌不惜花费几千万、上亿的巨资，对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方面的投入，则被严重忽视。一个中等城市能供民众体育锻练的场所几乎没有。普通学校、特别是在农村的小学，体育设施之简陋，连个像样的篮球场也没有。现在中国民众的健康状况十分堪忧，孩子的不健康指数，已达到吓人的程度。别说比欧美，比日本，就是比新加坡，香港都不如。下面是一组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有1•6亿人是高血压、1•6亿人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高中生里一半以上的学生是近视眼；和日本孩子比，我们的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所谓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这就是只要金牌，只要体育尖子，只顾政府与少数人的面子光彩，不顾给民众体质带来的可怕的恶果。这样搞下去，离重返“东亚病夫”还有多远？实在是触目惊心！
因此不管是北京奥运会的51枚金牌，还是广州亚运会的199枚金牌，都是虚幻的光环，不能给中国民众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相反，为了这些“面子工程”的功德圆满，从强折迁到强征地，肥了官家与开发商，却让草民的财产家园大受损失。为了在远动会期间所谓的安全，不择手段大肆扰民。北京奥运期间大量驱赶外地人和农民工，到处草木皆兵，几成兵山一座。鸟巢场馆周围的民房阳台上不许站人，窗户不许打开，王麻子剪刀都被“管制”不许买。广州亚运会同样如此，买莱刀都要身份证，举行开幕式时，海星沙沿江岸的居民被“扫地出门”强行去临时住旅馆，而其家里还必须把灯亮着，以免影响了“社会繁荣”的景象…..这些天大的笑话完全可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为了官方的面子，要民众如此“买单”实在既无道理更不合法。
正如大陆作家东海一枭老先生指出的：“在特权社会，凡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喜欢高喊爱国口号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别有用心者及帮闲、帮忙者”。所以中国体育沦为官方的“面子工程”也就是要为这些既得利益者和帮闲、帮忙者谋取私利而已。
（2010年12月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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