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5日,为民请命的英雄村长钱云会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其死亡真相也被政府强力掩盖与扭曲,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不禁悲从中来,“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恰当地描述了我的心境。

钱云会是浙江乐请蒲岐镇寨桥村的民选村长,为了维护村民的利益,他连续六年不断上访,期间曾被两次判刑,2005年4月,在缓刑期间被村民选举为村长。

上访,是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堪称世界之最。当今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受利益的驱使,各级政府和特权阶层不断地侵犯底层民众的利益,那些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草根百姓,凭着大脑中对政府残存的一丝信任走上了上访维权之路。

由于各有各的冤情,如今的访民大多处于单打独斗的零散状态。很容易被政府各个击破,新的《信访工作条例》颁布以后,越级上访、集体上访被明令禁止,暴力截访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惯用手段,访民们不断的被绑架、被殴打、被遣返、被劳教、被自焚、被交通肇事……

中共建政以后,对于独立于自身权力之外的任何组织一律取缔,所以那些上访的工人、农民、教师、职员等各阶层人士,并没有任何一个有力的组织维护他们的权益。所谓的工会只是协助政府管理工人的一个花瓶摆设,村民委员会也是在政府指导下管理村民的机构,隶属于基层党支部,是基层政权的一部分。它们并不能真正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钱云会是个异数,他利用自己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为村民上访维权,就有了一定的能量和影响力,对地方政府构成了巨大威胁,他成了一个受百姓拥戴,却遭政府仇恨的人,也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的危险境地,为了让他闭嘴,强大的政府必欲将他置于死地,即使他不被“交通肇事”,也会以别的方式让他消失。

据统计,在庞大的上访事件中,只有大约1%的诉求能够得到有限解决,大量的访民因上访而受到残酷打压。

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涉军上访,那些曾经为国家流血牺牲的退役军人们,一经上访,他们的诉求往往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凝聚力。而且可能会影响到现役军人的稳定。这就是组织的力量所在。

中共对于组织的力量是十分恐惧的,2006年南京的郭泉先生在网络上虚拟了一个“新民党”,其党员构成以访民为主,引起了政府的恐慌,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10年。

由于政府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中国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建设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的意识”,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大赦国际”,“赫尔率基国际联盟”,“反酰刑委员会”等等,但是在中国却无法开展工作,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却对多项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加以拒绝。

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功不可没,它们充当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代表民众与政府谈判,协商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中国的信访接待机关,只是信访工作的一个窗口,并不具有实际权力,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没有节制力,其所做的工作只是将上访人的情况反馈给政府的职能部门,假如职能部门能够解决,人们还有必要去上访吗?对于弱势的访民,政府部门是能哄则哄,能骗则骗,再不行就采取恐怖手段,直到你不再上访为止。

如果说早期的共产党人还是具有坚定信仰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今天的共产党人则已经完全褪化成标准的实用主义者了。所谓的8000万党员明明知道在党旗下举着拳头宣誓是在撒谎,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他们知道这样做对自己有利,是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必经之路。他们关心的只是权力与金钱,什么信仰、道义、良知、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虽然拥有了权力与地位,但并不想为这个政权真正负责。

信访制度本来是共产党执政早期所设立的一种纠错机制,是用来倾听民意,纠正自身错误的重要手段,今天,不仅纠错能力丧失殆尽,已经变成了政府作恶的工具。依靠这样的制度来维持,这个政权还有希望和未来吗?

20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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