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盘我做主”
“顶层设计”，原本是大型工程技术领域的一种设计理念，即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高端性的进行总体构想和战略设计。但自去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社会改革“顶层设计”，令社会舆论大惑不解。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谈到，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2011年3月12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道破了“顶层设计”出台的政治谜底。他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个科学的‘顶层设计’，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如果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顶层设计’，真正内化为全民族每一个体都从内心滋生的动力，这才是无穷无尽的动力。” 由此可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当今中共高层要进行所谓“改革顶层设计”的谜底所在。
社会主义“顶层设计”前车之鉴
马克思原本是在资本扩张全球化的自然过程中，从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罪恶”的立场出发，以救世主的心态，设计“社会主义运动”，建立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社会制度主观性革命方案的。于是世界上便产生了资本扩张全球化自然过程的反题——《共产党宣言》与“巴黎公社”，并导致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种意在颠覆资本经济秩序与政治制度，凭主观设计方案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直接霉变出了落后国家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扩张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受人们主观支配的客观趋势。而“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恰恰正在于它试图凭借暴力来结束资本扩张的自然逻辑，用要强行代表全人类的主观意志来“顶层设计”经济运行轨道和政治游戏规则，在“共产”、“计划”等控制下，本能地走向了反自然、逆人性、扼杀竞争，否定自由，少数人固定化、强制性垄断权力的一党专政官僚体制。然而，资本的现代价值增殖方式，以其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在与主观性“顶层设计”的计划经济较量了半个多世纪来，轻而易举地便在世界东西方分界线上撞到了柏林墙，在苏联红场上推倒了列宁塑像，最终宣告了反资本世界扩张秩序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
“改革开放”总设计下的“中国特色”
后共产世界，中国“顶层设计”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死了，却又出了个“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一再强调，自己设计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结果中国跌足“改革开放”仅仅30多年，便铁证如山地证明了它由于拒绝资本扩张全球化时代的另一面——普世价值（人权、民主、独立工会加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有效对治，因而导致了政府严重扭曲市场，权贵与资本合谋掠夺的灾难后果。随着国企产权改革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在被扭曲的市场条件下，权贵与资本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大大加快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走向了一条权贵私有化道路，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特权专政”政治与“权贵资本”经济的混合怪胎。
今天，中共第三、四代掌门人，面对资本扩张全球化早已埋葬了那个欧洲“幽灵“的基本事实，竟然又以“三个代表”的心态，要搞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顶层设计” 。对此，2011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特别强调，“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基固本，进一步坚定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官方此时打出文化“顶层设计”旗号的政治玄机，就是为即将到来的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提供“软实力”支撑。这种凭借强权盖帽，如此专横、武断的要坚持“主义“信仰的“顶层设计”，其实就是对全体民众在涉及国家政治前途进行讨论与参与的封堵。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眼下正发生着山东大学著名的退休老教授孙文广先生，因参选区人大以及在山东大学发表演讲，被抄家、传讯、监控、打压，日前他又被大批便衣国保阻挡在家无法外出投票的“中国特色”可悲现实。
“顶层设计”的原理性荒唐
要对社会变革进行所谓“顶层设计”的原理性荒唐在于：其一 社会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们声称具有“高端战略性”，又是典型的“救世主”心态作祟。这种从上往下的主观意志贯彻，，不过是在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已。其二、“设计”一词，本是建构主义的。这种由少数人来独立承担建构一种涉及所有人命运的制度，设计所有人（包括设计者在内）都在剧中的社会模式，在技术上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社会利益是千差万别，甚至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而且制度是动态的、演进的，因而它只能是对历史中各种制度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提炼和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博弈而形成的结果。其三，“顶层设计”形成的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即设计者与被设计物的关系。这种少数人把公民视为被驱赶的羊群，可以任意设计行走路线，体现得只能是奴隶主与奴隶的不平等，而与现代社会的合作竞争关系南辕北辙。其四“顶层设计”究竟是谋谁的利益？如果是为民众利益，为何排斥公民参与？而公民才应是真正的制定社会规则，协商制度的主体。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顶层设计”，从本质上看是逆人性、反民主的；从技术上看，是根本行不通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早就提出“再造政治”观点。他指出，必须告别一些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
记得，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工作的伊里亚•帕里戈金博士，曾提出著名“消散性结构”理论。他首次提出了在“波动中建立秩序”的观点。他认为进化的本身可以看成是通过出现新的更高级的“消散性结构”而逐步发展为一个复杂多样化的生物和社会有机体的过程。 他为此例举了白蚁在完全自由，且无组织的情况下活动，筑成了具有高度结构的蚁穴。白蚁开始时是在地面上随意地爬行，不断地遗下每一小点不规则的“粘性物质”。这些积存物的分布，完全是无计划、无目的、无规律的、但却包含着发生原理意义上的化学吸引力。因此，别的同类也会聚来。于是，不断增集的粘性物，逐渐结成柱状或屏障状。如果这些累积物彼此联接，便形成一个拱形结构，组成一个复杂的蚁穴的基础。从每一个随意的开始行动，变成了高度精心修建的结构，即从点到圆的过程。为此帕里戈金总结说：预先设计，“对我们来说是有局限性的。它只适用于高度理想化的情况，对变革的描述几乎是笨拙的。”
现代政治迷信可以休矣
当今中国的政治变革，需要的不是中共高层自我授权能够代表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而是社会各阶层，全体民众，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博弈、对治、平衡中的共同参与，需要包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内的“一人一票”的公民选择。其实，主观设计性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可力挽地走向衰败的事实，已经无可置疑地验证了，受自然法则支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科技发展及其资本世界扩张生产方式的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引航”。人类一旦拥有了先进的财富生产工具，就得按它的原理去应用、去管理、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中国特色“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对立就在于，普世价值从不承认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由主观性的舵手引航和领袖设计；而中国特色“核心价值”一直都在向人民灌输“革命导师”、“改革总设计”、“三个代表”的现代政治迷信。其实，这些年来，被中共领袖引以自豪的“经济改革”，也从来都不是中南海设计出来的，无论农村“包产到户”，还是城市“企业承包”，都不是“总设计师”的功劳。在前苏联的1991年8月变革时，前副总统亚纳耶夫只是在8月18日事件的前夕，才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内阁部长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什么都不知道。由此而论，中共一直尊崇、效仿的“苏维埃模式”脱胎换骨，也绝没有预谋，没有计划。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和解、苏东演变、颜色革命以及今天的“茉莉花之春”，没有一个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性演进，都是全体公民互动参与的结果。今年12月14日，美国《时代周刊》按照惯例推出了年度人物，“示威民众”这一群体性人物登获榜首。这份权威杂志解释“示威民众”当选是因为，“这些示威民众从中东国家扩展到欧洲、美国。他们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他们重塑了人民力量。”这种“人民力量”，眼下也正在波及俄罗斯与中国。现代政治迷信可以休矣！
结束语：“我的地盘我做主”
今天，资本的世界性扩张，犹如白蚁一样在各国随意地爬行，它自然而然地集结着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要素与条件形成“拱形结构”，使处于现代化整合过程的所有地区在发展目标上趋向一致，而作为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普世的民主化。这种自然而然地历史进程，已经使得余下不多的专制主义政权难以维持，违背时代潮流的非民主行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形势压制，今天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再次作出了最好的诠释。更何况我们今天这样的全球化网络社会，已经是一个“我的地盘我做主”时代。当此时代发出的最强音就是：公民不要“顶层设计”，不要“三个代表”；只要政府放开公民社会管制，停止新闻舆论封杀，顺从时代变革潮流，尊重全体民众意愿的应势而动。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允许有“多党竞争”形成分享民意的政治格局；当今中国，也从来就没有主张相佐，彼此制约的“多党合作”政治圆桌。时下，大江南北真正的“党派阵营”只有两个，一个是“官党”，一个是“民党”。中共自称8000万党员里的大多数，其实在立场上也都属“民党”阵营。因此少数“官党”，绝不能单方为大多数“民党”设计走什么道路的“路线图”。所谓“两个决不”“六个不搞”类的“顶层设计”思路，是赤裸裸地对现代民意的政治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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