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先生在许多场合提出政治改革。特别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会上,温先生感觉他已到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好像在是无力的哀鸣。其实,胡温执政之初好像还是比较顺利的。从SAS,孙志刚案件,减免农业税,到汶川地震,一直还算应付的比较顺利,也获得了一下好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巨大的问题。巨大的压力和质疑来自百姓、社会精英,也来体制内自身。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胡锦涛、温家宝就好像越来越玩不转了,力不从心了。温先生很会表演,典型的特征是哭和说话慢。一句话要想半天才说完。不过,笔者发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记者招待会上说到“不政治改革”“文革”可能会发生时,没有停顿,是从心里发出的。为什么,他感受到了,害怕了,时局已经太危险了,巨变时刻会发生。

  汶川地震是个转折。先是学校、医院粉碎性倒塌,而同为公共设施的行政机关建筑却巍巍不动。人们的悲痛很快转为怀疑和愤怒。后来是捐款应用的不透明,死亡孩子家属没有明确的答复,学校的“豆腐渣”工程调查草草了事。接着快速推倒坍塌了的“豆腐渣”残骸,迅速重建。2008年温先生在汶川地震现场“对得起人民”的诺言没有兑现,从而落得“影帝”称号。人们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死难孩子的家属不断上访。谭作人、艾未未等知识分子推动民间调查,又被判刑,迫害,人们寒心了。为什么要草草了事?压制调查?这不仅仅是食言,是不敢,是不能?是什么使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都进入了一个不信任,质疑不断的状态之中?人们再也不相信政府了。公权力在死去的孩子们面前没有信誉了。原因是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利益阶层的巨大能量使得社会进入了一个“丛林”时代。

  这几年来,群体事件的数量迅速上升,一年大小十几万起。上访的,喊冤的,自焚的,报复社会的层出不穷。开始还可以控制,后来越演越烈,都是自官民的冲突引起。规模,范围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同情弱者,仇富,仇官。上海杨佳杀警察,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死亡,湖北邓玉娇刺官,受害幼女母亲被劳教,贵州瓮安,湖北石狮,乌坎,什邡,启东等等等等,一起比一起激烈。尤其是强行拆迁引起的自焚,人命层出不穷,不知死了多少人了。近来发展到了对官府建筑的连环爆炸(江西抚州)。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制度化的腐败失控的同时,人群的怒火也逐渐失控。弱势群体对官府的敌视和不满已经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官民的对立,如同一个火药桶。一个“酷吏”和“暴民”的对抗已经形成。

  专制的社会,当政者把百姓分为“顺民”和“刁民”。认为不听话的,有维权意识的百姓都是“刁民”,敢于对抗官府的皆为“暴民”。只有严法苛政才能治之。敢于以重刑治民的则是“循吏”、“能臣”。殊不知“无限的权利造就无限的腐败”是人性的必然。在专制体制下官府眼中的“循吏”必然成为“酷吏”,“能臣”大部分是贪官。是“酷吏”造就了“暴民”还是“暴民”成全了“酷吏”?毛泽东,邓小平虽然治国的路线不同,但是都是不折不扣的“酷吏”“暴民”的始作俑者。有“请君入瓮”的帝王之术,利用“酷吏”去压压制百姓,再鼓动“暴民”去烧死“酷吏”,循环往复。把“顺民”都逼成了“暴民”,把“循吏”都培养成了“酷吏”。自古以来“酷吏”和“暴民”就是孪生兄弟。有了“酷吏”一定会有“暴民”。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正式正是利用民怨,效法毛泽东,用文革的手段争取弱势群体,黑打黑蒙骗百姓,自获其利。在王立军的案子发生以前,薄熙来似乎已经占到上风,赢得了舆论。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似乎薄熙来进入最高权力是没有疑问的了。王案一发,胡温找到了机会,对薄熙来的及时处理,有效的阻挡了“太子党”的进攻。是一件大好事。不过论其手段,不敢恭维,五十步和百步之差也。没有透明的审理,公正的程序,以薄的势力,盘根错节“太子党”,胜负一时无法确定。可能还有戏文在后面。黑打黑的丛林法则仅仅力量的一时上风。以枭雄如毛氏都无法保证其妻女,何况他人乎?薄熙来案件本来可以成为一场文明的公审。不幸又可能沦为文革以来中共内部派别的一次火并,权力和阴谋的一场大戏。不过无论如何,薄熙来事件至少说明邓小平留下的“隔代接班”的指认方法解决不了中共头痛多年的权力继承,又失败了。丛林法则再一次回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薄案发生之前,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讨论似乎只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体现在舆论上是“歌功颂德派”和“普世价值派”之争,也就是网络上的“五毛”和“带路党”。不过,自从有了薄熙来事件,“五毛”们自己打起了。有的支持薄熙来,有的支持胡温。搞得“普世价值派”都有些插不上话了。一路“歌功颂德”的专制体制维护者们进一步细分了。以“毛派”自居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孔庆东、司马南、“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是典型的这些“左派”中的左派。以维护正义之名,借毛氏的老路鼓噪。支持胡温的“温和”左派们下手猛打薄熙来和追随者。还有以刘少奇儿子刘源为代表的复辟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一些太子党频频发难。这些人都是当前的既得利益者,也都是“六四”镇压的支持者,当年曾经一致的支持邓小平以血腥换稳定的基础人群。为什么分裂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邓小平的不谈“社资”的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动力。以镇压异议人士,钳制舆论,封锁网络,强力维持党天下的公权力“酷吏”手段已经失效。“酷吏”导致了制度性的腐败,也激发了弱势群体的反抗,逼出了“暴民”。失控的“左派”们分裂了,黑吃黑,黑打黑,火中取栗,谋取自身的利益。互相指责对方为“酷吏”。“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已经形成。

  笔者总结上述社会矛盾和冲突认为,“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是“后六四时代”的必然,也就是“六四”屠杀的后遗症。因为“六四”的镇压,和平、理想、自发的民主改革已经无法实现。巨大的贫富之差,分配不均,资源垄断再加上经济的动力减缓,使得社会的张力越来越大,无法释放。各个阶层的矛盾是没有平等协商,和平妥协的渠道。特殊阶层的利益受到强大公权力的保护,绑架了整个国家。人们的不满和自身利益的保护无法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伸张,只有以爆发的形式出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六四的镇压使得健康的力量消失,人们从“六四”的教训得出只有无序的“暴力”可以抗衡公权力的制度性暴力。

  从经济的观点,“六四”以后,人们不再天真。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只能依靠GDP的成绩。于是乎,GDP成为官员考核的标准。盲目的发展成为唯一的选择。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购买力下降,中国的出口随之下降(2012年7月份出口已低于6月份,比2011年7月份增长不到1%)。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打击。弱势群体的收入相对下降。同时为了救市,中共不断提高基础投资,向国有经济倾斜,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也促成更大的腐败。腐败已经成为制度性腐败。铁道部的腐败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性腐败。但是,如果减少基础建设的投资,GDP马上下来,更不堪设想,政权基础都有可能动摇。唯一的出路只有政治改革。温先生很明白。中共面临的问题是,继续改革,就必须马上政治改革,让利于民。要不就是牺牲经济改革,继续向国有企业倾斜,国金民退,退回到计划经济。主要矛盾既要解决就业、物价等经济问题舒缓社会矛盾,要有服从制度性腐败,使得问题无解。走回计划经济已经不可能,人们的环保意识,维权意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已经觉醒。群体事件说明这一点。大多数群体事件是围绕着基本利益而爆发的。由于政治改革推动不起来,本来普通的经济问题,也成为“酷吏”“暴民”的一个起因。

  “酷吏”和“暴民”的恶性循环十分复杂,用过去简单“法西斯”和“专制”制度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政体已经十分畸形。其根源是四种社会现象的组合和衍生。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形成的巨大财富,长期国有垄断造成的资源掠夺和分配不均,后文革时代的“暴民”传统,后“六四”时代的“酷吏”高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文革以后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以毛泽东的羊头,卖邓小平的狗肉。“六四”以后,无视人们的巨大创伤,妄图以经济的发展掩盖社会和政治的裂痕。自49年以后,中共的执政就从来没有使中国政体正常化。宪法始终是一纸空文。“六四”以后情况更加严重,枪炮镇压了社会的健康力量,利益腐化了知识阶层,腐败成为了制度和习惯。经济发展和政体建设严重脱节,使得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和利益挂钩,向利益团体倾斜。政府官员商人化,商人政治化,官商相互勾结,利益到处寻租。

  世界银行对中国情况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就指出,没有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那么一定会越来越垄断,社会越来越动荡。无论左派右派,都看到这一点,不同势力正在角力。只有以社会的和解,以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可以泻日益提高的堰塞湖之水位,可以长治久安。

  如何使社会和解,如何启动朝向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六四”是永远无法绕开的问题。只要提到政治改革,必然首先遇到这个问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解决不了根本,溃堤随时是有可能的。“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是“文革”浩劫和“六四”屠杀的后遗症。不公正明白的追究中共主政者在“文革”“六四”的罪行和责任,无法得到社会的和解,无法政治改革顺利进行,无法使得国家体制正常化。所以公正的解决“六四”问题是一个契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也不是愿不愿做的问题,要想避免崩溃性的灾难后果,就必须做。

2012年8月15日于秋实山庄
《公民议政》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