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仅不怀疑“六四”问题最终一定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而且很多人，尤其是那些热切希望中国民主化并为之努力的人，更期待“六四”问题尽快地得到公正的解决并期望它成为启动中国民主化的突破口。毫无疑问，“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血凝的癒疾，不祛化，中国社会这个有机体的血脉就不可能畅通，生命将在不健康的状态下持续。然而，当我们把问题的焦点从“应该”转到“如何”上来的时候，我们会马上发现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可以这么说，有多少思考“公正”的角度，就至少有多少个答案。因此，目前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去找具体的答案，也不可能找到具体方案绘制详细蓝图，而是去首先寻找隐藏在众多的角度中的共同原则，具体的方案只能等时机到来时在各个党派和力量的博弈中形成。
由于“六四”问题的复杂程度，我认为解决“六四”问题并非试图推动政治改革的政治人物—中共的或反对派的—的首选突破口，“六四”问题的解决更可能是民主化的结果，而不是民主化的前提或突破口，但是它极可能是而且民主化过程启动后的首批结果。设想，那个时候政治刚刚开放，反对派政治人物已经可以合法公开参政，但是专制统治还有余威，原体制内的人物仍然占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法治体系刚刚开始萌芽十分嫩弱，“六四”受害者家属，89民运的参与者以及致力于转型正义问题的各界人士把解决“六四”问题推到政治话语的中心，朝野政治人物开始着手将该问题纳入他们的议程，那么，理想地讲，他们应该遵循那些原则呢？
以我浅见，如下几条应该成为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原则：
一、解决的方式要尽量减少社会成本；
二、要伸张正义，即有罪者得惩罚，受害者得抚恤；
三、要有利于法治的建立；
四、要避免新的政治迫害，有利于政治和解；和
五、要有利于消除另一个“六四”发生的制度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
基于以上原则，有几个策略值得那时朝野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当政者–的思考。
- 逐步就“六四”问题放宽言论尺度，进行民间预热。这样既可挖掘单纯的政府机构无法搜寻到的真相，同时从民间吸收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推动方向，形成大致的朝野共识，而又可不让事态一下走向急于清算的极端。
- 政府不急于做政治结论，甚至永远不做政治结论，而是在民间预热的基础上适时建立有公信力的“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或转型正义委员会，或真相委员会（南韩，南非就是这样做的），使整个程序独立于政治干扰而权威化，同时为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建立机制。
- 把“六四”问题的解决法律化而非政治化，把抚恤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惩治责任者纳入整体民主化中的法治化过程中去，由法院基于真相委员会的提供的证据、当事人的证据证言进行公开、独立的审理判决。
这样做的好处有：- 可避免“六四”问题的解决成为又一轮政治上一派倾轧另一派的开始；
- 可使抚恤和惩罚都有统一标准，使结果具有公信力，避免“六四”解决产生新一轮的法律纠纷；
- 有利于在民主化初始阶段树立法治精神，为全面法治化创立良好先例。
- 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可对“六四”问题做出各自的政治结论，但是政府只对“六四”问题做司法结论不做政治结论，政府不树“六四”英雄，也不钦定“六四”罪人（台湾这样做的），一切结论由独立的法院做出。
- 政府道歉谢罪，树碑、建公园或纪念馆（台湾这样做的）。
- 象征性赦免罪人，实现政治和解（南韩，南非这样做的）。
2012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