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可靠消息,大陆第一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从2004年启动,反复制定、否定、修订,经历“八年抗战”,终于将要在今年十月公诸于世。“方案”的具体内容尚不得而知,我们不妨抢先一步,分析大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严重的状况与危害。

  什么叫“贫富差距”?从词义上解释,它是“共同富裕”的对立面——那就是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他们拥有的财产差距越拉越大。

  不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5年,邓小平不无自豪地向外宾宣称:“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级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其实,世界实现“大同”之前,无论哪种政治制度,都有贫富差距的存在。如果人为地“杀富济贫”,搞绝对平均主义,必然是“大家一起穷,越穷越光荣”,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历史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日之朝鲜,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就是国穷、家穷、人穷,一片穷。

  既然搞绝对平均主义不可取,贫富差距客观存在,哪么这差距多大是合理的?多大是正常的?多大是不合理的?多大是危险的?有标准吗?回答是:有!国际上制定了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恩格尔•基尼系数”,公认的数值是:0.4以下为“正常状态”,0.4以上为“警戒状态”,0.6为“危险状态”,0.8以上为“崩溃状态”。

  当代中国贫富差距的状况如何呢?据2009年7月上旬的一份《学习时报》披露,邓小平晚年已经意识到“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不过他同时承认,“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困难。”21世纪的中国现状被邓小平不幸而言中,“恩格尔•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官方公布的数据承认,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96,按国际标准为“警戒状态”。2006年以后的基尼系数官方没有公布。民间机构调查测定,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远越过0.6,进入“危险状态”,而且还在加速上扬,有人甚至言之凿凿地断定,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是0.8以上的“崩溃状态”了!他们的证据有:2009年6月官方的《人民政协报》披露:2008年的大陆,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侈奢品的最大市场(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据武汉人民银行披露,到2009年,武汉市平均每人负债8650元,负债率达到51%。据招商银行披露,全国城市已经有三成以上的家庭负债率超过40%,可见高负债率早已不是武汉市等个别城市的现象,而是全国城市的普遍问题。另据胡润研究院报告,北京市的“新贵族”2009年个人年消费已经超过8700万元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陆西部地区农民人均年消费不足一千元人民币。换算一下,北京市一个“新贵族”的生活费可以养活西部地区8.7万个农民。相当于西部一个小型县的全部农业人口。不必夸张,北京市一个“新贵族”如果不消费,便可以养活西部一个县农民。虽然这样的对比有点极端,大陆的贫富差距也可见一斑。

  中共官方当然不承认贫富差距如此之巨大,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富裕乡村的农民年收入已经超过万元,贫困乡村的农民年收入也已经达到五千元。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这两个数字可能没有错,关键是怎么统计怎么上报。如某村有一千人口,其中有个煤矿主年收入一千万元。该村上报,全年人均收入超万元,成为响当当的“万元村”。而实际上,除矿主一家外,人均年收入只有一千元。这种“一家富、一村穷”的现象,全国不在少数。因此而鼓吹工农着距、贫富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样的政绩只能算“骗局”!

  近几年,执政党自己不公开国内的“基尼系数”,也不准民间组织发布有关数据。一些民间调查机构便采用“暗渡陈仓”之法,迂回曲折地泄露一些秘密。2012年8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了一份《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用农民工收入增长作幌子,透露农民中的贫富差距正在年年扩大,到2011年,“基尼系数”已经升到0.3949,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家庭与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两者之间的差距超过十倍。农村中收入最高的是村党支部成员和村委会成员,以及这些官僚资本家豢养的红色资本家。请细想细算一下,农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十倍,官僚与官二代,富豪与富二代,他们的收入与最贫困的农民的收入,差距还不超过千倍吗?2011年的全国基尼系数还不超过世界公认的0.8的“崩溃状态”吗?

  当代中国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是怎么产生的呢?

  首先,我们无需讳言,中国贫富差距的起源是邓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邓小平讲此话并无不当。因为毛泽东时代“大家一起穷,越穷越光荣”,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邓小平顺从民意,断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是要一下子实现民富国强又谈何容易,最后不得不退其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邓小平并未预测到一党专政的严重弊端(他也不愿意这样预测),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不可能是真正的“科技致富”、“经营致富”、“劳动致富”,而是“权力致富”、“贿赂致富”,应验了一个著名的寓言:“播下龙种,长出跳蚤!”这些先富起来的人非但没有带动中国人民“共同致富”,因为他们无限的权和贪樊的心,更加疯狂地敛财聚财,将全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晚年邓小平虽然已经亲眼看到贫富差距的危害性,又感到缩小贫富差距困难重重。上帝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共同富裕”只能成为他遗憾终身的美好愿望。再说,邓小平身前完全没有估计到,接班人为了推动经济大发展,为了共产党的自身利益,对贫富差距视而不见,不采取任何措施,致使发展到今天的“危险状态”、“崩溃状态”,夺得“世界第一”,并且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所以,当代中国的严重贫富差距,虽然起源于邓小平,但最大的责任并不在邓小平。

  差距产生的原因之二是权力垄断、权力暴富。如今共产党是中国的惟一执政党,从中央到基层,所有的大权都掌控在共产党的手中。邓小平当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具体界定这一部分人包括哪些阶层,更没有规定共产党员不准带头致富。执政党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搞权力寻租,靠权力受贿已经是普遍现象。那些已经揭露出来的贪官及已经外逃出国的脏官,哪个不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国家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工资是多少?奖金是多少?福利是多少?灰色收入是多少?“三公消费”又是多少?记得五年前有位境外记者问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官员的个人财产为什么不能申报公示?这位委员说:我最近十年内曾经在三地工作,每到一地都按规定买了自住房,总共花费了三十几万元。这三处住房如今的市场价格至少五百万元以上,我是申报三十万元的房产呢,还是申报五百万元的房产?他强调的是,中国官员情况特殊,无法准确申报个人财产。不过这也让我们弄清了一个事实,即使十分廉洁的高官,从正常渠道(特权)依法取得的房产,五年前的价值已经超过五百万元,今天又增值了多少?值不值一千万?这还仅是房产一项!难道别的财产一样没有吗?凡政府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虽然不在领导岗位,百万富翁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这还只算党员干部本人,还有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子女,哪一个家庭没有带头致富呢?即使农村中的党员干部,象江苏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自己干到老再交给儿子当,他们也早已是百万富翁了。

  产生的原因之三是“钱权交易”、官商勾结。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最富的阶层是房地产商。他们暴富的密笈是两句话八个字——“低价买地,高价卖房”。土地属国家所有,怎么能低价买到?当然是“红包”大大的。说白了——“国家得小利,官员得大利,开发商得暴利”。没有暴利,岂能暴富?

  还有那些借体制改革侵吞国有资产的把戏:工人阶级创造的一千万财产,经贪官们评估,缩水成一百万。那些私营企业家花一百万给国家,二百万给官员,再用买来的国有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三百万,一千万元的国有资产轻而易举地到手了。摇身一变,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又成了“上市公司”,股票一发,身价达到三个亿,私人财产增值了一百倍。借钱买鸡生蛋,蛋再孵鸡卖钱,一只鸡转眼变成一千只一万只一亿只鸡,这就是当代私营企业家的“经营魔术”,真真实实的“无本万利”啊!这种“魔术”只有在共产党的天下才能上演,名副其实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产生的原因之四是“垄断经营”。据《炎黄春秋》2009年第七期披露:目前大陆国企高管年薪已经是普通农民的三万倍。如果按中共官方的说法,农民年收入一万元,国企高管的年薪就是三亿元。即使农民的实际年收入只有一千元,国企高管的年薪还有3000万元,这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啊!

  中国石油化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同海,案发后查明,他五笔受贿款的金额就达到了近二亿元。若按普通工人每年收入二万元,一生工作40年计算,陈同海仅仅这五笔受贿款就相当于250名工人一辈子的收入。陈同海平均每天用公款消费4万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西部地区农民平均一年的生活费不足一千元,陈同海一天吃喝玩乐挥霍纳税人的钱够40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陈同海一年的挥霍呢,可以养活15000个农民,等于一个中等规模的乡镇!骇人听闻吧?可这是当代中国权力垄断下的铁的事实,而且绝对不是个案!

  产生的原因之五是剥削农民工和普通劳动者。私营业主依靠政府作后台,对农民工和普通劳动者经常压低工资、克扣工资、抵赖工资,大搞剥削压迫,把农民工变成城市中的“五等公民”(一等官员、二等富豪、三等蓝领、四等下岗工、五等农民工)。发达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出口商品“反倾销”,第一个原因都是“人力成本(即工人工资)太低太低。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春季的一个内部报告透露,南方的富裕城市东莞,2008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民工的月工资不足一千元,而他们的最低生活费用每月不能低于五百元。就是说,一个强壮的农民工,吃的是粗米饭,每顿一个素菜,以吃饱肚子为满足。没有钱的住日晒雨淋、夏热冬寒的工棚,有钱的住城里人不屑的出租屋,那种拥挤那种肮脏,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贫民窟”。自己如此省吃俭用,仍然所剩无几,或者干脆月月光,靠打工所得根本无法养家糊口。这个城市的私营业主成千上万,几乎都是亿万富翁。他们的消费一掷千金、一掷万金都习以为常。就是这个东莞市,有位富豪竟然开直升机送儿子上学,这算得上是“世界第一”炫富了吧?难道不是吃的工人的肉、喝的工人的血吗?难道东莞市在全国属个例吗?山东省省会济南,至2008年底统计,全市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仅仅640元。这样的大城市,每月640元,除了勉强解决个人的温饱问题,还能奢望做什么呢?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2009年12月3日刊登的一篇调查报告披露,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以上,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不到10%,用简单计算法,社会主义国家的私营业主剥削工人的血汗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五倍,而且企业利润增长与工人工资增长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是老资本家残酷还是新私营业主残酷呢?一目了然吧!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在55%以上,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中国不到42%,还在不断下降。而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按绝对比例,中国大约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二。如果再把中国国民总收入只有发达国家一半左右,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数倍等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只有发达国家劳动者的10%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不得不承认,根据他们长期跟踪调查统计,从1983年以来,我国普通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83年占56.5%,2009年降到30%以下。与此相反,资本报酬的占比从1983年的40%左右逐年上升到2009年的65%以上。如果把这越来越恶劣的发展趋势计算进去,中国的农民工能不贫穷吗?中国的工人能不贫穷吗?中国的劳动者能不贫穷吗?这还不是“国富民穷”吗?这还不是“贫富不公”吗?

  产生的原因之六是非法经营。在当今中国,暴发户几乎没有一个是靠科技、靠知识、靠合法经营起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群众中有句笑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只是饭后茶余的谈笑,绝对没有仇恨的意思。如今的工商户几乎都是一个“奸”,都是靠非法经营获取暴利。依靠“执法者”作后台老板,“以假充真”、“以劣充优”、“以次充好”,甚至造假酒假药吃死人,真是无法无天!能怪老百姓“仇富”吗?对这样的“奸商”,不仅仇视其钱,更加仇视其人,恨不能砍其头、剥其皮、抽其筋,才能解心头之恨!

  我们即使承认当代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没有到“崩溃状态”,也早已处于“危险状态”了。危险在哪里?执政党中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笔者在此综合一下有识之士们“耸人听闻”的观点,也许是“杞人忧天”吧。

  危害之一:财产上的不平等带来政治上的不平等。

  毛泽东时代是“越穷越光荣”,邓小平时代是“不富不光荣”,胡、温时代是“越富越光荣”。从中央到基层,各级人大的平民代表,各级政协的平民委员,甚至县长、乡长的助理,全被富豪们收入囊中。偶尔某地特邀一个农民工旁听人大或政协,马上便成为共产党媒体的大新闻。而富豪当县长、乡长助理倒成了共产党的常态。如让执政党邀请农民工当“助理”,那肯定是永远不能成真的美梦。

  危害之二:严重破坏社会和谐。

  著名房地产商任志强,人称“任大嘴”。自称是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曾公开宣布:“决不为穷人造房子!看见穷人就头疼!”这是富人仇视穷人。任大嘴之流并非决无仅有,更多的富人仇视穷人是仇恨在心里,仇恨在行动上,虽然没有公开讲“仇穷”,实际上比穷人的“仇富”思想更严重。可是对这种“仇穷”现象执政党是视而不见。让执政党和御用专家头痛的是穷人的“仇富”心理,认为这是妨碍国家发展的“祸根”。老百姓说,“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时代,为什么没有人仇视小商小贩,因为知道那是赚的辛苦钱;专家学者富裕,为什么没有人仇视,因为知道这是赚的“知识钱”;乐善好施为什么没有人仇视,因为这是慈善家。穷人仇恨的是权力寻租、钱权交易、违法经营、垄断经营而暴富的脏官和奸商。若说“仇富”心态阻碍国家发展,责任完全不在穷人,而在非法暴富的富豪和他们的后台官员。

  危害之三: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过去指责社会风气不好叫“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是小巫见大巫,如今已经变成了“有钱能使磨推鬼”!老百姓的人生观变成了“一切向钱看,一生向钱看!”婚姻恋爱观不断演变:五十年代嫁高干,六十年代嫁模范,七十年代嫁军官,八十年代嫁商贩,九十年代嫁公务员,廿一世纪“五子登科”最稀罕。什么叫“五子登科”呢?就是“妻子、儿子、房子、车子、票子”一应俱全的男人。美女、才女、剩女,甘愿作不要名份的秘密情人,甘愿公开“包二奶”,或者驱逐前妻,破坏家庭,“鸠占鹊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美其名其曰:“公平竞争”。

  危害之四:引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根源。

  如今,全国各地特别是贫困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虽然具体诱因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是基本相同的。无论是合法的群体性上访、群体性游行,还是不合法的打砸抢烧,甚至恐怖活动,参与者或被骗者都是穷人,不会是富豪。国外的恐怖组织招募“人弹”,肯定是穷人。西藏、新疆的打砸抢烧,参与者都是贫穷的喇嘛、贫穷的老百姓,绝对没有富豪。富豪富得流油,谁不希望一辈子享受人生,恨不得活一百岁一千岁,岂愿用鸡蛋砸石头?穷人生活无着,活得痛苦,“等死不如闯祸”,甘愿自取灭亡!

  危害之五:动摇共产党政权的根基。

  二十世纪穷人拥护共产党,富人反对共产党;廿一世纪富豪拥护共产党,穷人反对共产党。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整个翻过来了。即使承认富人拥护共产党是好事,可他们能有多大力量呢?按全国政协的披露,目前中国70%的财富掌握在0.4%的人手中,就是说,富人占总人口不到1%,充其量一千万人;穷人占99%以上,远远超过十二亿。以中国的房地产为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统计,大陆85%以上的家庭买不起房。据2009年《中国城市“白领精英”人群健康白皮书》披露,即使不包括农村、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若剔除公务员,城市白领阶层应该不属贫困人群,但他们中的80%以上,都在为买不起房寝食不安,吃饭不香,睡觉不稳,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请想一想,如果这个政权只得到一千万富豪的拥护,得不到十二亿贫困人口和小康人群的拥护,还能巩固吗?

  当代中国,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执政者的当务之急。如何才能逐步缩小这个差距呢?笔者实在没有灵丹妙药,只能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执政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先务虚后务实,首先从思想上提高对缩小贫富差距重要性的认识。这是共产党教育群众的妙法,同样适用于共产党的自我教育。毛泽东思想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的一生都在宣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邓小平理论始终贯穿一条红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巨大更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一系列教诲学懂了学通了,才能切实做好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

  二、给穷人以政治特权。

  运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虽然不能从经济上很快让工人农民富裕起来,却能够让穷人迅速获取“政治特权”。如让农民工成立独立工会,及时组织游行、罢工,以对付压迫剥削他们的富豪。让农民组织独立的农会,以对付乡村中的土豪劣绅。穷人的一切问题由他们自己去解决,一切诉求由他们自己去实现。而不是现在这样由执政党越俎代庖,自作多情地替工人农民作主。因为如今城乡富豪、土豪中,已经有不少贪官、脏官,和富豪、土豪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清官”、“好官”更是不知其数。工人农民没有特殊的权力,没有独立的权力,人数再多,也不是富豪、土豪的对手。缩小贫富差距便成为一纸空文,永远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三、摆正发展经济与缩小贫富差距两者的位置。

  不错,邓小平说过:发展是硬道理。确实,有些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比如国家富强问题。有些问题并不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如贫富差距问题,发展越快差距越大。必须把缩小贫富差距放在发展之先。笔者以为,房地产开发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又是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如今穷人最仇视的是房地产开发商。我们即使撇开房地产开发中的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腐败问题,为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做大做强,土地价格越卖越高,开发商肯定“水涨船高”,把高地价转嫁到房价。房价越涨越高,穷人更加买不起、租不起。富人买得起,买得到,无论是投资增值,还是转手倒卖赚钱,他们占有的财产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富。贫富矛盾肯定越来越激化,穷人肯定更加不拥护共产党,政权的基础肯定会越来越不稳固。得到财富,失去民心,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是把发展摆在第一位,还是把缩小贫富差距放在首位,孰重孰轻,还不一目了然吗?如果政府出面,免除土地出让金,多建廉价房、廉租房,再进行阳光操作,确保只卖给穷人,只租给穷人,让任志强那样“决不给穷人建房”的奸商开发的房产卖不掉,不得不降价。让搞投资搞倒卖的房产慢慢贬值,富人的财产必然渐渐缩水,用不着“杀富济贫”,中国的贫富差距自然会逐步缩小。共产党必然越来越得民心,江山政权的根基越来越坚固。虽然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了,这是“丢了芝麻捡到西瓜”,合算!合算!合算!

  四、严厉惩处贪官和奸商。

  受贿近两亿元的大贪官、每天挥霍公款四万元的大贪官大脏官陈同海,准备搭机前往香港,转机逃往加拿大和妻子、女儿团聚,登机前一刻在北京机场落网。最终判个死刑还要缓期二年执行。这是宽还是严?坐个一二年,弄个“保外就医”,移民加拿大阖家团聚。五笔受贿就近两个亿,已经转到国外的脏款又有多少?老百姓能弄得清吗?用亿万不义之财,交换一个“削职为民”,安享一辈子富贵,对于贪官来说,不算“吃亏”,这笔生意划得来。官方公布的陈同海不执行死刑的原因是有检举别人的立功表现。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被“双规”,为了“将功赎罪”,向中纪委揭发李源朝任安徽省委书记时的受贿事实,没有想到李源朝是胡锦涛培养的接班人,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下王怀忠是撞到枪口上了,不但没有减刑,反被灭口,虽然受贿仅六百万,是陈同海的三十分之一,却被执行死刑。不是说王怀忠不该死,而是说对陈同海宽大无边。地球人都知道,陈同海所以能保命,全是因为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作后台。周永康曾任中石油董事长,中石化和中石油两个单位是“孪生兄弟”,两个人的关系很铁。当陈同海被“双规”时,中石化内部甚至流传周永康要提拔陈同海到中央工作的内幕新闻,足见周、陈关系铁的程度!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担任政法委书记,当今中国司法界的最高长官。他要谁死,能活也必死;他要谁活,必死也能活!据说共产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从黄菊起,只要进入了中央常委班子,任何问题都不再追究。共产党把“刑不上大夫”转变为“刑不上常委”。为了一个陈同海,为了一个常委,让整个党失信失威、蒙羞蒙耻,值得吗?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当然,执政党是以为高层的“猫腻”老百姓不可能觉察,殊不知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已经是个“地球村”,每一个阴暗角落里的任何丑事都不可能长久隐瞒,最终不可能不被曝光。对此共产党不知作何感想?

  五、国家财政支出一定要向穷人倾斜。

  执政党虽然一口一个“民生”,但这个“民生工程”是富人和穷人一起享用一起受益的,而不是专供穷人享用的“济贫工程”。真正的“济贫工程”却总是办不快、办不大、办不好。如廉价房廉租房建设,不是用地问题就是财力问题,总是计划多完成少,变着法儿缓建、少建、假建、不建。甚至把廉价房廉租房的用地再卖给开发商造别墅。郑州因占用廉价房廉租房用地建别墅被曝光,国土局负责人竟然责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呜呼!共产党口口声声的“民生”,原来是替党说话的“工程”,而不是让穷人得益的“工程”!

  为了确保国家财政支出真正向穷人倾斜,而不是“数字游戏”,那就必须将工程计划在网上、报上提前公布,对工程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布,对最后的完成情况全面公布。这样才能确保“富人掏腰包、官员出力气、穷人得实惠、政府得民心。”

  笔者最后告诫共产党一句话:贫富差距是财之源、害之源、祸之源,解决源头问题了不得,不解决源头问题不得了!

作者系独立中文笔会新入会员

二O一二年九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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