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生：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探讨

　　最近一段时间，和平转型的呼声异常强烈，上下之间的互动也显得格外默契，炎黄春秋的某些人甚至于达成了以下共识：渐进派的“碎步走”应改为“中步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间的暴虐情绪高涨，若不尽快的进行转型，革命将会发生，中国将会大乱。与之相适应的是，网络间也流传出中共的接班人习近平的一封信，内容共四点：

　　1、坚决尊重法律。以法律为依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处理薄熙来；

　　2、坚定信念，肩负起历史重任，稳步、坚决的实施政治民主改革，以拯救危机中的中共，开创中华民族的新未来。中共十八大将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

　　3、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走南非的宽恕模式：全面宽恕，宽恕过去，放眼未来，为变革奠定基础；

　　4、在对外、对日等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问题上，将会采取较强硬的军事手段，结合外交斡旋，而不是一味的被动无作为。

　　再看“民运人士”的反映，多数在高举和平的大旗，异常的激动与兴奋，似乎理想的实现唾手可待。

　　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其实并不取决于《炎黄春秋》诸公、中共集团中的个别人与“民运人士”的善良与一厢情愿，它要受很多条件的约束。多数时候，“民运人士”首先看中共的态度，很可惜，这些“民运人士”在看的时候总是采取积极，善良的心态与视角，完全忽略了决定性的另一面。

　　中共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到现在为止，温家宝、习近平的言论并不比邓小平在七八年说过的话更动人，温习没有对民间的政治活动给予过积极评价与赞美，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却说过“西单民主墙是个新鲜事物，好得很”。不是说，不相信邓小平就不再相信任何中共高官可能的善良，提出这件事更多的是想说明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习近平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即他的承诺的有效性。承诺很容易，有效性是存疑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其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不能由他说了算，他没有权利说宽恕就宽恕，宽恕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罪行的大小与多数民众的意愿。其二，那些手上沾满鲜血且受贿数额达到千万，上亿的利益集团是否会相信你的承诺，民主化后，共产党就会下台，你习近平可能转瞬间成为草民，你怎么来保证贪官的安全？其三，宽恕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进行赔偿，谁来赔偿，怎么赔偿，时间跨度多大，诸如此类的问题，习近平是否可以解决或者民主后的领导人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一些人认为，赔偿不是大问题，自己表示可以放弃，可别人会吗？仅六四的问题，受害者申请国家赔偿的就不会少于一万，再加上一万人的直接、间接的亲属，绝不会低于十万，赔偿金额多少，少了能否答应，不答应怎么办，再来个“黑社会”，在造就无数新访民？民主制度刚刚建立哪来那么多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利益集团非法所得的财富全部没收，收归国有，然后再进行赔偿，可是，一切收缴行为又要经过合法程序，这就要求首先把贪官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明天就成为阶下囚，他能愿意？您可真敢想！杀人者多数选择反抗与逃跑是正常的，反之就不正常了。您觉悟高，可您千万别把杀人犯，巨贪也想象为与您一样的觉悟，他们不会束手就擒——牺牲掉自己，把自己的一切，担惊受怕，苦苦经营了大半生的财富拱手奉献给别人。

　　不要老站到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未来不只是某些人的，未来是多数人的，要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些人怎么看宽恕的问题。几十年来，对被统治者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打压总要有个交代，不能说完就完。物质上不仅涉及受害者的赔偿还涉及间接造成的机会的损失，不要把老百姓都想象为雷锋，您的一句宽恕就把别人的一生打入到万劫不复之境地。六十年的统治，一辈子都完了，侥幸活下来不给个说法能完？怎么想的？民主实现了与这些人有没有关系，怎么理解、处理这种关系？共产党欺负了一辈子，怎么解决？精神上六十年的忍耐一定要爆发，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一个社会常识，只要是自由了，谁都会这样做。一些人一方面拿着自由、民主在招摇撞骗，一方面又根本不想给多数人以自由，坚定的认为，给这些草民以自由会使天下大乱——而完全无视现在的天下是虎狼横行的现实。一些人总是在假设百姓是群十恶不赦的人，有机会就会杀人，总在诅咒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暴虐。我十分不解：不革命会怎样，现在的政权不是暴虐？为什么把全部的精力用在维护现在的暴虐上而把一个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暴虐”渲染的如此恐怖？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正常的思维方式应当是：先解决掉现在的暴虐才可能有未来“防止暴虐”的问题出现。

　　一些人很担心“乱”，这种担心远在七八年时就出现过。由于文革多年的乱，人们自然的希望不要再乱。可是，“乱”实际上也不理睬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文革后持续不断。八三年严打，八六年学潮，八九年民主运动，都被一些人说成为“乱”。对乱的认识有些区别，文革百姓认为是乱，毛泽东不认为是乱，八六、八九百姓不认为是乱，执政者认为是乱，最好没有一个反对者才是和平。而百姓不这么看。所以“乱”也是相对的，区别于结论者的身份、地位、视角。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要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这些过程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利益及价值取向结论为“乱”或“不乱”。被和平主义者极度推崇的英国光荣革命也经历了一场大乱，最后由威廉军队来平息，原苏联也一样，叶利钦带领着军队将克里姆林宫围了个水泄不通那不是乱？军队大规模的介入还不是“乱”？什么是乱？如何界定乱？上街是不是“乱”？谁在说上街也是“乱”？“乱”不过是别有用心的人编制的一个借口，想用这样的借口阻止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几乎不可避免。只是程度有所区别，革命的阻力越大“乱”的时间会越长，破坏力会越大，明智的选择恰恰是让“暴风雨”来得越早越好，实现真正的和平。

　　一些喜欢高举和平大旗的人实际上是在自己骗自己。其一，专制统治者不会相信你们的善意，其二，民众也不相信你们是善意的。有人为和平找到这样一个借口：和平的主张会积聚很多人脉，壮大民间力量。可这人完全不知道，有效的行动才是最好的聚集方式，而真正有行动能力的人不相信能与专制统治者达成和解，也不喜欢那些光说不练的“精英”。实际上我们只能和平的去行为，不必此地无银三百两，表现的那么做作，那么猥琐、那么多余。举不举和平的大旗我们只能和平地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和平是崇高的价值与唯一的手段，也不认同这样做必然会减少风险。六十年来无数的教训历历在目，别让假象冲昏了头脑，别让机会再次瞬间遁去。

　　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别那么喜出望外。就“大势”而言，远不如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那时政令频发，朝野沸腾。就行动能力而言，也远不如维新派与革命派。有人提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行动，我以为这个提法好，把所有精力放到有效的行动上来。只要我们的行动变得有效，民主进程就会加快。很多人喜欢拿“和平”的尺子度量行动的危险性，凡是危险的都不是和平的，这样，和平在这些和平主义那里被彻底颠覆为空谈。

　　综上，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是对中共统治者的善意揣度就可以确定的，也不来自于自己是否善意本身。和平转型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过去的历史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及如何做才能平息多数人的愤怒。在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之前，和平转型只是一种不现实的意念。

2012年10月19日
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