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中国幸福的公母与物种——中国CCTV63年来第一次全民“幸福观”大透视

中国幸福的公母与物种
——中国CCTV63年来第一次全民“幸福观”大透视

巩胜利（独立学人）


　　（1）、幸福，是一个很难量化的人与人、社会问题的目标。全在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这个社会、生活地的感觉。同时，幸福也是一个人一生非常绝对私密、个人化的问题，所以被问的人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回答的。一个人被赤裸裸、更何况是性事呢？幸福，通常由两个基准因素而构成：一个是收入，当然是支配的更多、更好；另一个是大自然中男女性生活的质量和品位，是一个综合体。幸福，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政治色彩，这才是幸福的源头：一个人（或这一家人）的收入、可支配有多少？在中国收入问题是一大忌讳，特别是官员，更是讳莫如深。囿是，这种当众回答曝光在阳光、众目睽睽之下，甚至不亚于当众回答别人的戏谑问话：你是回家与老婆一起过的吗？这会让人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最神秘的回答也只有顾左右而言他了。幸福，不是挂在嘴巴上就能表明、理论言说的事。

　　有谁可以问一问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家总理温家宝等，“你幸福吗？”温家宝敢说他幸福、不幸福吗？中国房地产63年之巅峰，中国通胀创历史之最，中国资本股市市场30年来至低，胡锦涛、温家宝敢说他们“幸福”？10月5日，温家宝赶赴云南滑坡灾区，为死后小学生送行，白发人送黑发三、四点钟的太阳（出自“青年是八、九点钟太阳”），包括总理、小学生能幸福吗？！

　　但凡人类都莫能不是如此，“三大骨架，五大原理”的最新幸福指数研究认为：人类的幸福，是一个综合系数，若按100分来计算，最起码有五个重要指标要参考确立，其按所占比例数值排列为:㈠、人的性生活，约占30%；㈡、人的收入，约占26%；㈢、人生活质量（生活必需品，如水、气、电人居环境等等），约占22%；㈣、人的吃穿衣行住等，约占12%；㈤、人生生活的其它方方面面，约占10%左右。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分析一提：自所以有穷人也有幸福，就是性与生活的简朴。自所以有富人也有不幸福，是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有一些国家，就可以用钱来满足“性福”。但钱不是很多，也可以有幸福。这一研究还决定于这些国家的整体收入水平、现代化水平、生活质量和思想、言论自由度等等方面的大自然原动力可以参照、比较借鉴得出。

　　（2）、类似幸福的问题，就心理学的理论和社会学来看，最好是设计成问卷调查来提问，中国还没有这种阳光下的实践。连中国官员的收入都不能见阳光，中国百姓有怎么在阳光下照亮大地？如此，既让被调查者愿意和乐意回答问题，也会让回答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比例较高，否则就会弄成要么是很尴尬，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毫无真实性，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和资源，几方都不讨好。很显然，当公众看到递过来的话筒时，不免心里紧张，而且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在知道自己的话是可能当做新闻播出去让世人都看到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明显地有着问话人的预期答案。据实回答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未必与预期答案相符。自己的不符合预期答案的回复能否播出是另一回事，但万一播出了，惹来的麻烦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很有可能是连锁反应。但是，如果揣摩问话者的答案予以回答，又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相符，这种不说真话播出来又未必不会让观众看出来。所以，被采访者只能处于首鼠两端。

　　中国13亿概念“公民”，没有公民的任何权力，连给这个国家投上一票、“举手”的权力都没有，为国家服务的权力都没有，中国国家《宪法》长期以来、一直零《宪法》，零法律、零执行、零裁判，没有实施过一次《宪法》法律的执行程序，中国人怎么幸福？怎么来实施幸福？

　　除了收入和男女问题是“幸福”的重要、当然的指标以外。比如：大学生，幸福可能就是读书快乐，学业有成；小学生，幸福就是玩的快乐！农民工，除了吃得满意、有钱赚，怕男女问题是最大的不幸，但这种幸福谁管得了？向谁说，谁又能解决？工人、农民、解放军、武警、商人、教授、知识分子等等等，都有不同的幸福要求。但收入比较最高的中国公务员队伍，怕幸福满意度可能还是最低，因为升职、加班、自由度最低可能使他们幸福度最难、无法说清楚。中国大多数（70%以上）人的收入增加难以实现，谁敢说幸福？

　　（3）、幸福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官方一直追寻、自己津津乐道为人家规划的内容。在CCTV的这种让受访者为难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出现，也不是专业媒体应采用的工作方式。就连议会、人大的选举都要设计成不让他人看到的无记名投票，逼迫人们当众说出对一些私密、敏感问题的是与非的回答，是否有些不厚道、不人道的，甚至不符合新闻伦理？了解历史和现实，就知道中国人为何如此顾虑当众真实回答问题。中国沉重5000年的历史积累了无数个结痂的厚厚的伤疤，不宜一一撕破。中国央视的节目《实话实话》就因为有人说了实话，回到单位评不了职称。评不了职称也意味着收入的减少，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所以也都怨多嘴和说实话。当然，这可能是说实话比较小的代价。更大一些的痛苦代价是，可能被拉入黑名单，被视为“汉奸”和当众戴上“汉奸”的帽子并进行殴打，在遭受皮肉之苦的同时，蒙受心灵的刺痛：谁敢说“不幸福”？

　　以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生命诚可贵，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来衡量，谁又能让中国人真能在今天幸福？！

　　要饭的，有饭吃就是幸福；流浪的，有个家就是幸福；

　　一个国家公民，能对国家领导人，投上公民这一票，这就是国家公民的幸福；

　　一个国家幸福与否，就看这个国家70%以上的公民认可与否了。

　　与全世界99%的国家、国家主席、副主席不同（包括所有国家的国家元首），中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是一个真正摆设。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与其他国相比，有什么幸福可言？

　　中国人，一党绝对垄断、强势天下，就说“18大”吧：只有8200万中共党员参与，不用公民任何投票、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举手”——12.2亿公民排除在权力之外就召开“18大”，12.2亿人却没有任何是与否的表达权力，你真幸福吗？你敢说不幸福吗？

　　(4)、中国“性福”报告。据2012年09月24日02版《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署名为黄盈盈、潘绥铭的文章称：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人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讨论中学生的恋爱问题，而且发明了“早恋”这样一个其他国度很难翻译的词儿。人们很少发现它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真的是“早”，那还能算作“恋”吗？例如5岁小孩的“过家家”能算吗？反之，如果真的是“恋”，那又凭什么说它是“早”呢？老天爷、上帝和真主，谁都没有愚蠢到规定一个具体的年龄。其实，这个词只不过是成年人对于少年的一种社会强制而已，对于“早恋”的万千恐惧，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它会引发性行为，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们一直想当然地信奉这个假设，而且在传播中造成“三人成虎”的局面。

　　此调查说：笔者2010年在中国195个地方，对14～17岁的少男少女（包括不在学校里的）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却发现了人们通常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有50%的少男和35%的少女，已经爱上过一个异性。目前已经有确定的恋人的，在少男和少女之中都约占14%。此外，有33%的少男与29.1%的少女已经有过单相思的经历；在少男中有29%的人，在少女中有24%的人已经失恋过了。

　　报告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已经有81%的少男和88%的少女，目前有知心的异性朋友。反过来说就是：在少年的异性友谊如此普遍的环境中，那些恪守“男女界限”、拒不交往异性的少年才是少数派，才更有可能“出问题”。在人们对少年的性行为严防死守的时候，却很少知道，已经有38%的少男和20%的少女，曾经与异性接吻过，还有26%的少男和17%的少女，已经与异性进行过性爱抚。

　　这种情况意义深远。它说明，最近30年来的“打压早恋”屡战屡败，迫使中国的成年人（尤其是家长和老师），只能退守到最后的防线：只要没有“真正性福”，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少男中，已经真正有过“性福”性交过的人占13%，极大可能有过的占15%。在少女中，确实有过的占8%，极其可能有过的占12%。这些数字，可能让一些人高度紧张，但是也可能使得其余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14—17岁少年的性行为，真是少得不值一提。任何对于“少年性乱”的恐慌，实在是杞人忧天。欧美国家的少年到16岁的时候，性交过的比例往往超过一半，可是他们的国家就因此不发达了？他们的人民就不“性福”了？他们的青少年就“一代不如一代”吗？

　　对于少男，人们最害怕的是，他们一旦开始早恋，就会身不由己地跨上发生性行为的“直通车”。可是我们的统计分析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少男对于异性交往的知识越多、越是赞成在学校中开展性教育、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中谈论爱情（而不是谈性）的次数越多，那么，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进一步分析来看，如果少男爱上仅仅一个异性，如果他爱上的异性中，只有一个后来成为他的恋人，那么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说，少男的专一的爱情不仅不是性行为的推动力，反而是抑制力。其中的原因，其实人人都懂：一个男人如果仅仅爱一个女人，那么她就是他的唯一。套用网上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看来，你只是一个少女；但是在我看来，你就是整个世界。因此，他必然会充分地尊重她、珍惜她、爱护她，就更加不可能发生那种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利后果的“性福”行为。

　　其实，普天下相爱的成年男女，直到垂垂老矣，不都是这样来产生和维系自己的幸福吗？只不过人们常常被“早恋恐慌”蒙住了双眼，忘记了少男少女其实也不得不遵循这个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规律。说到底，所谓的从“早恋”到“性福”，错就错在不承认少男少女之间的恋爱也是真正的爱情，与成年人的爱情一模一样。这样的爱情是上天的恩赐，乐都乐不过来，难道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到了“人过三十日过午”，才开始苦哈哈地“征婚”吗？

　　人们即使不怕少女“早恋”，肯定怕她们“乱爱”。可是有报告统计分析发现：如果少女曾经爱过两个或者更多的男性，那么她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比其他少女减少99％。同样，少女只要不是仅仅爱过一个男性，那么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89%。这就是说，人类本能、少女的性行为不是来自“乱爱”，而是出于“瞎专”。因为既然她们对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矢志不渝”，就已经准备好“从一而终”，那么“以身相许”也就顺理成章。反之，少女爱得越多，鉴别男人的能力就越强，自己的选择能力也越强，不会马上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君不见，那些“白雪公主”，在恋爱中往往游刃有余，反而是某些“守身如玉”的女性，动辄就闹出人类的悲剧来。近来，中国城市少女没有任何生理知识生出孩子，无知抛弃、不懂生理，闹出现代人类的愚昧笑话（见9月30日报道《中国奇观：少女妈妈弃婴》一文）。

　　成年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初恋就结婚的人毕竟是少数幸运儿，“货比三家”却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此调查发现，如果少女没有失恋过，那么她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87%。反之，痛彻心扉的失恋，则会使得这种可能性剧增71倍之多。这是因为，那些尝过失恋之苦的少女，更加容易用发生性行为来维系或保障再一次的爱情关系。因此，既然社会不可能阻止少女恋爱，更无法预防她们失恋，那么社会就应该努力去减少那些造成少女痛苦的失恋。在当今国情之中，谁都知道，这主要来自男方的不平等对待，以及来自少女自己缺乏再次选择的能力。因此，与其继续徒劳无功地打压“早恋”，还不如及早开始“恋爱培训”。更有现实报道称，在中国55岁以上人士更需要“性福”，男女老少都需要，只是要在“合法”、道德层面建立双重的游戏规则才能满足人们的“性福”，有关“性福”“幸福”的标准、样板、和趋势的游戏规则真能真谛的建立起来吗，“性福”真是很难懂吗？

　　(5)、幸福的根源很明确：而中国幸福观表明，这是一种与全球各国大自然环境下的一种空前悖论，而制造出这种氛围的还是有所谓的理性的人和知书达礼的人。一名大学副教授会公然对一名说出自己内心感受的80岁老人大打出手，并斥之以“汉奸”；中国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还被莫名其妙劳教，他们能幸福吗？还有中国以手中权力谋幸福的贪官盛行、钱多的要埋在地下的水塘里、再养上几十人、几百人的妻妾成群等，真能幸福吗；中国金融、银行、石油、移动、电信等等一统垄断性企业，致中小企业寸草难生长等，你个人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中国互联网收费、费用比韩国高出上百倍等，你能说“幸福吗”？

　　中国超过50%以上农民人口，出生了63年，生是赤裸裸来，走是空空如也，一辈子活下来，还不如挪威、新加坡国家人均收入的一年，怎么能幸福？还有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永远鸿沟里垂死挣扎……这种社会、国家不公，你能说幸福吗？怎样来幸福！其实，这些“幸福”底料不只是作为人类生物因素嵌入了中国人的基因，更是作为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人、中国官方、中国暴力党——不用任何举手就执政的整个国家大环境、言谈举止中。所以，公众也不傻，知道媒体这样的问话是在把他们摆在火炉上烤。于是，那位打工者先是很干脆地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然后被逼急了，才顾左右而言他，“我姓曾”。让中国公众敢于当面说“真话”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事，中国谁能说真话？总理、总书记敢说真话？更何况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人生处世哲学。因此，中国媒体未必不能做幸福的文章或课题，只是不可用这种公开的方式来愚昧、为难中国的公众，取悦“18大”、“党指挥枪”的执政者，若真是要知道中国民生的“幸福”问题，大可用全球风行的网上调查或问卷调查来做人心，岂不天意昭昭，人心可见？但在今日63年中国，就是有些人不敢见天日，习惯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李世民、朱元璋式的“占山为王”。幸福，这是放之五湖四海皆准的事，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但想要民心，又违背民意，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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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5日
作者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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