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在历史的非常时刻──《赤风呼啸》代序

　　一年多前，我正在研究一九五○年代末至一九六○年代初，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装冲突，一位藏人朋友交给我一部尚未出版的小说稿。这是有着藏族血统的蒙古族藏语作家次仁顿珠的作品，原着为藏文。这本书二○○六年完稿，二○○七年至二○○八年在《青海藏文报》文艺副刊上连载，引起轰动，却没人愿意出版。无奈之下，作者於二○○九年自行印刷发行。该书随即被当局查禁，作者受到撤销河南县档案局局长职务等处分。后有人将这本书译成汉文，我才有幸成为《赤风呼啸》汉译稿的较早读者之一。

　　这本书中所讲述的藏人故事，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中国当代史有所瞭解的读者，或许可以从故事中辨认出大饥荒和文革这两个历史事件，但对作者重点描述的“恐怖的日子”，以及书中的作战场面和监狱场景可能比较陌生。作为当代藏史研究者，我想我或许可以对这部小说的时代做一点说明。


“民主改革”：镇压与战争

　　中共在一九五○年代初进入传统西藏三区（康、安多、卫藏），即今之行政框架下的“四省一区”藏区后，先派出工作组，在缺乏“群众基础”的农牧区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合作，以便在藏区立足。一九五○年代中期，按照其既定方针，中共开始对藏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建立党、团组织和地方政权，将这些地区完全纳入中共的政治体系之中。在中国官方历史叙述中，这一过程被称为“民主改革”。这种在“阶级斗争”理论框架下的强制性社会改造，激发了藏人的强烈反抗。中共调动正规军，动用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对藏区农牧民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这一事件在官史中被称为“平叛”。

　　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的政策，是中共的纲领所决定的。这一纲领的基础是“阶级斗争”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藏区寺院、部落头人和民族与宗教的领袖，都是中共要在藏区展开的社会改造的对象，进入藏区初期的“统战”只是阶段性的策略。一九五六年，中共决定在四川藏区率先展开土改和其他政改，为此首先以开会等名义监控和拘押藏区民众领袖，随后用批斗会等形式，迫害僧侣和民众领袖，收缴民间武器，捣毁寺院，把一场阶级斗争的灾难强加到藏区民众头上。藏区民众被迫起而反抗，於是在整个藏区开始了为期六年的惨烈军事镇压。

　　大量公开和不公开的资料证实，那场被中共称为“平叛”的军事行动，事实上是中共以战争的方式对藏人进行的一场大屠杀。那是一场多兵种战争，也是中共军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立体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中央军委甚至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康区的着名寺院。在长达六年多的战争过程中，还伴随着“镇反”、“合作化”、针对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改革”等政治运动，以及藏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造成了藏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劫难.我从大量藏区地方志、军事志、解放军指挥官回忆录等资料中统计出，在藏区战争过程中，藏人在战场上死伤俘降的不完全数字为三十四万七千余人，相当於一九五三年藏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双重灾难降临到藏人头上

　　藏区在原有社会结构被破坏以后，“平叛”、“防叛”等行动遇上大饥荒，双重灾难降临到藏人头上。从我研究的文献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藏人人口的大幅减少。一九五七年甘肃全省藏人人口为二十五万五千九百四十七人，一九五九年降至十八万八千零五十人，减少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七人；一九六一年再度降低至十七万四千五百八十一人，四年间共减少八万一千三百六十六人，即一九五七年藏人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青海省玉树州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三年，人口从十五万九千四百一十九降至九万三千四百八十三人，减少六万五千九百三十六人。一九六四年果洛州人口比一九五三年减少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三人，即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九。从中国官方文献中採集的这些数据，说明藏民族在那个时代所遭遇的劫难，达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地步。在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个惨绝人寰的故事。

　　为了寻找这些史实，我分析过数个“平叛”战役。一九五八年六月，发生在甘青交界黄河滩上的那场大屠杀就是其中之一。那年五月，黄河南岸的达参、斯柔群哇、外斯切群、土尔扈特、卡松措禾日等三旗五个部落的近万牧民，赶着牛羊，携儿带女，从各处聚集到黄河边，打算渡过黄河前往欧拉草原，以逃避强加於他们的牧业合作化。他们的逃亡被中共认定为“叛乱”。六月一日拂晓，整整一个师的解放军骑兵将这些牧民包围在黄河滩上，向这些大多没有武器的牧民开火。那天，有数千牧民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在中国官方军史中，这场屠杀被称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它就发生在本书作者次仁顿珠的家乡.次仁顿珠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牧民之子，我不知道他属於哪个部落，但是我相信，当他写下这本书时，是带着他部落父老乡亲的嘱託，记下他的父辈们要他们这些后代铭记的民族记忆。


后代铭记的民族记忆

　　作为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我手里只有档案、文件，以及在境外西藏难民中採集的口述历史。我只能根据这些文献来重构那段惨痛的历史。虽然我知道那些数据里饱含着血和泪，但是我无法知道，在经历那些杀戮与苦难的时候，那些人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我无法知道，在历史的非常时刻，人性中的恶曾经怎样肆虐，人性中的善曾经怎样坚持。要想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我们只能读这本书。这是次仁顿珠讲述他的亲人们的书，这本书让历史活了起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展现给我们，迫使我们面对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感谢次仁顿珠写下了这样一本书，感谢这本书让我们有一个在内心忏悔和思考的机会。

（注：《赤风呼啸》已由香港田园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2013年1月
转载自香港《动向》杂志总329-330期合刊
http://www.chengmingmag.com/t329/select/329sel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