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大陆保钓运动必须效忠于中华民国

钓鱼岛只属于中华民国

　　近日中华民国海巡署发表声明说：“海巡署对中国大陆出现在钓鱼台的公务船，严正宣示主权，强力要求其离开”。据中华民国海巡署说，三艘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台西南西方20海浬出现，其立即以广播及LED要求中方船舰离开。其广播内容“钓鱼台是中华民国领土，这里是中华民国钓鱼台海域，请立即离开”。

　　“海巡署”在24日的记者会上特别说明，副署长王崇仪表示，鉴于上次保钓人士带大陆五星旗，“海巡署”这次安检特别慎重，渔船出港前发现船上有香港和澳门等旗帜，经劝导此行为可能危害“中华民国”主权，请他们不要带出港。所以“全家福号”保钓船悬挂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开罗宣言发表69周年，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等海内外民间团体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刊发整版广告，要求美英政府尊重自己签署的国际法公约，并从国际法体系阐明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原则。 这里的唯一中国就是是中华民国。首先得确定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然后再谈保钓。

　　来源于维基百科的资料说，1943年，开罗宣言相关钓鱼岛内容：日本归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的一切岛屿； 日本交还占领自中国的所有领土，比如台湾、澎湖及满州，归还于中华民国（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钓鱼岛属于“澎湖列岛” 。194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知道在哪里，中共还在与日本勾勾搭搭，感谢其侵略中。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对日本不法所占的领土作了明确的规定：“同盟国，不寻求各自国家的利益，也不持领土扩张之念，同盟国的目的是剥夺日本国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国夺取或占领的位于太平洋的所有岛屿，并把像满州、台湾及澎湖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华民国。”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被中华民国收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签订和发布的各种国际文件中，都明确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为中华民国所有。

　　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以中、美、英三国署名的《波茨坦宣言》,其中第 8 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国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的诸小岛之内。”《波茨坦宣言》不仅是要履行《开罗宣言》,而且进一步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外的诸小岛”是否归属于日本国规定了由“吾等决定”,也就是由宣言国决定，日本国自身没有决定权。

　　因此日本毫无权限可以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该条款属于国际法上的无效规定，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

　　因此，对中国政府提要求是错的。我真诚地认为中国政府被广大网民要求出兵保卫钓鱼岛，是很冤枉的，因为钓鱼岛属于中华民国，二战之后虽然美国将钓鱼岛的托管权一不小心，移交给了日本，日本只有一百年满才有主权，所以大陆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协议没有国际法效力不算数，叫大陆政府替人做嫁衣是没道理的。这没什么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法上是没有国家地位的，就像一个高档小区中，一个人借住他人的房子，自己不是业主，总是低三下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国家，而中华民国才是国家。政府与国家不区分。

　　一直以来，只有中华民国才真正承担了保护人民维护国土的政治责任。陆独政权所作所为怎么都像汪伪政权，干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国内殖民，然后加上卖国。就像一个交战团体的政府，是一个政权，并不是一个国家。


我自己对保钓的心路历程

　　我自己也有过走出谎言，走出坐井观天的过程，由反对保钓运动，走向拥护中华民国保钓的立场。

　　2003年6月30日我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中科院某研究员”发表的《亲历保钓》帖子下面跟贴说，民族主义不仅无聊，而且日后祸国殃民。民族主义一个制造脑袋简单的民众或者醉虾，只要以民族的名义，可以自愿让人随便搞。另外一个助纣为虐。在文革之后，大陆和台湾都是已经丧失政治价值的信仰。意识形态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信仰与信任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如果放弃旧的意识形态，就可能完全丧失合法性，并且面对统治基础崩解的风险。所以，刺激意识形态废墟体内的民族主义成为延续的选择。

　　2005年4月24日郭飞熊在博讯网报道说，燕南网友首届聚会暨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保钓联合会常委冯锦华先生和保钓联合会常委卢云飞参加。郭飞雄说，已赶到的陈永苗先生续作点评，阐述了他最近提炼而出的颇具独创性的“宪政爱国主义”理念，并引发了一场和王小东先生的激烈争论。我在场对冯锦华提出，区分事关内政民生的民族主义和会被利用的民族主义，我认为保钓不事关内政民生，我不支持。后一天王小东在关天半月谈讲座中山：昨天晚上跟陈永苗有个争论。我说民主国家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既然你享受民主权力就要为它战斗，他就痛骂，他认为民主制度下应该有允许国民在和日本打仗时投向日本的自由。2005年4月26日我在郭飞雄起草的《外维国权，内维人权——关于保钓联合会北京总部被查抄的声明》上签名。

　　这次聚会以及那段时间发生的抗日风潮对我转变影响很大。我逐渐转为宪政爱国主义立场，认识到自由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的政治幼稚病，和根本不符合自由主义的原教旨。 民主宪政并不是道德上的高尚，可以为了民族利益，可以牵制制衡统治者不卖国，而专制是为了卖国，例如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国外。


以民国的标准

　　一个知识分子，不要以为自己认识几个字，就以为自己是政治人物，以为自己在政治中纵横捭阖。我们能干的事情，是背书，是增值，是促成良好方向的发酵，政治评价总是预设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方向，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和中共缠绕在一起，把专制和我们纠缠在一起，等同起来，作为批判的前提呢。千万别说“我党”，要说成贵党。不要把把专制和我们纠缠在一起，等同起来，作为批判前提。

　　我2005年写着宪政爱国主义系列支持抗日民族主义运动，2010年写几篇文章赞美《中国不高兴》的政治成熟，深切地感受到有着民主自由追求的民族主义运动，包括保钓，急迫渴望来自自由派主流话语支持，从而才能摆脱官方话语的紧箍咒。可是对于激进民族主义走向成熟，自由派与官方配合完成了妖魔化，该隐杀弟。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中国，而仅仅是一个中共政权，那么反对抗日中因为反对的联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因为反对抗日的，就有一半的正面价值，就不会伤害中国。我认为支持中华民国立场的宪政爱国主义，是唯一的政治成熟。

　　这是有温度而不是烫伤人的民族主义。如果政体足够优良，可以通过选票更替或者有言论自由等政治参与空间，民族主义自然不会变为极端沸腾而烫伤他人，而就变为包围人让人舒适的温水。如果是高压锅，自然会火上浇油越烧越旺高压成极端激进甚至爆炸。政府不承受压力，一定挪到民众中间。

　　一场场民众运动过去了一次次网上评论潮起潮落，可是能沉淀下来的是什么，是我考虑的，沉淀物就像珊瑚生长。我强烈相信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群众运动，被迫身穿红色符号外衣是不重要的，喊什么口号不关键，重要和关键之处的是，要一针见血直指其核心问题，以为将来预备的民间立场，增值之发酵之促其生长。正如文革后期有着人民文革，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只要让民众参与其中，慢慢的民众性就会站了上风。

　　不管当下的政治运动性质如何，只要民众参与，被利用中就会不断滋生其社会性诉求，自下而上驱逐自上而下，正如当下改革后期的人民改革。所以何种民众运动，都是乐见的。且民众的政治成熟必须在政治实践中才能完成，即使是幼儿园也必须上。在政治之外的文化或者教育中，不仅没法完成，而且会加剧矛盾。并不是文化教育，而是政治实践，才能推动中国进步，恢复政治性成为首要的，而启蒙等则是对政治性的排除，去政治化。

　　民众在场就意味着党性的淡去，权力性的淡去，社会性的复兴，即使保钓运动如何不好，但同样会沉淀出这样的效果，那就失去文革要改革范式的破产，“党的人”公知的“真理范式”破产，公知在微薄世界和公共世界的出局，是党性出局之后，准党性出局。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证明了改革已死。二十三年前的和今天的都一样。

　　求得一点点沉淀伸展，如北京保钓出现了青天白日旗，如保钓湘军反裸官，如深圳的宪政横幅。在中国，民众注定在严控之下捡漏上街，被特许被组织被利用才能上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如此，所以只要只要有一点进展，我就背书之，就像《圣经中》罪恶之城，有一个义人，就不毁灭。谴责不会促进任何成熟。

　　这类似与火中取栗。打砸日货和压倒他们的白色五毛，是同一类人。同样遵守“抵制日货就是爱国”。白色五毛从这个范式出发进行批评。他们从来不想以何种方式表达自己理念更加重要。文革之后，一个卓越的洞见就是从意图伦理走出来，不管意图如何，手段正当是首要的，对马基雅维利为了目的不折手段的否定，且手段的正当性，足以影响目的政治正当性。手段是否正当，不根据意图如是否爱国来判断，而是根据行为是否守法来判定。

　　只有在特许的空隙中捍卫主权的“保钓权利”，而没有捍卫人权的权利，此时，是出于自己的怨恨进一步去挤压可怜的“一线天”，还是促成其扩大生长孵化？我在底层民众和80后九零后对政治参与来改变人生的渴望中，看到了只有“一线天”供其呼吸出气避免窒息，提供希冀，因此坚决捍卫“一线天”。老说别人义和团，叫魂的，很明显对民众又爱又恨，他们启蒙民众，是让民众冲在最前面给他们当炮灰，他们依赖于民众的力量，民众是他们的替罪羊，同同时是救世主。但只要不符合他们需要不满足他们的条件，不是他们控制领导，他们就要否定之。

　　既然在抗日风潮之上有一个黑手，引导这一切，那么对抗日风潮的批评，就不能堕入这一些黑手布局之中，通过自己捍卫私有财产的大义凌然，和莫须有的无限恐惧，发表抗议，从陷入内斗，而也成为黑手之猫手上玩弄而不自觉的老鼠。这一些白色五毛比抗日粪青更加可笑智力低下。只有谴责政府违法，才是主导性。

　　义和团时期，外国使团很惊讶义和团为什么不去找自己的政府。凡是民众运动，首先找政府麻烦，才是对的，只有谴责政府违法，才是主导性，符合政治本身的逻辑的。不管是民族主义运动，还是自由右派，都需要处在政治正确之中，避免被打压，因此都不同程度回避政府，只能寻找更弱者出气，于是互相妖魔化。

　　反对打砸抢，也就是体现为维权运动，捍卫自己，这是对的。可是给这种维权上升为中国路径怎么走，要依靠谁时，纳入反文革要改革的范式，用素质论洗脑论美化自己，妖魔化民众时，就大错大错。五十步笑百步。文革与改革都是死路一条。

　　中产阶级白色五毛捍卫私有财产，痛恨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并且污蔑妖魔化民族大义，说明他们绝对不是中间阶层，政治不成熟，没有任何成为政治领导阶层的可能，不会首先担纲重大使命，为混乱的群众运动引导出一条康庄大道来。改革以来，允许中产阶级自私去政治化，但决不允许自私成为领导。当民族主义运动被操纵，被控制被利用，被暴力化，就破口大骂，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一些看到妇女被强奸，就大骂受害妇女是破鞋扔石头的那一些中老年妇女一伙人呢。

　　政治素质需在于政治事件中训练，此外无路，文化和教育不是路。只要不是带着夺权渴望，或者发泄投射对现政府和人民的怨恨，就不在这个幼稚园的政治运动中会强化当局的议题设置和所输送的信息。中产阶级除了守卫自己权利之外，不合于批判政治。

　　去政治化，对政治运动的回避，起不了什么进步作用。 网上舆论场作为线下政治运动扩大发酵超处，需要一种民间主体性，也就是认清我们和他们，我们想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把酒做成毒药，那么我们就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放进好的酒浀。超越当局操纵所设置议题，化腐朽为神奇，为我们所用。

　　难道不觉得在中国，爱国，尤其是上街爱国也是一项需要争取的政治权利，即使零星出现，被特许被默许的，也法律风险极大，并不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讨论公共问题，以道德立场倾轧有着差异的同盟者不好，需要用法律来标准。

　　保钓已经变为争取保钓权利的斗争，政治参与权利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日本完全是小日本，是个配角。

　　我的保钓立场是对内争取保钓宣誓国家主权的政治权利，如舆论自由和游行示威结社等政治权利，对外支持中华民国对钓鱼岛的国家主权，不掉入“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陷进。爱国的人士应该睁开眼睛看清楚这个陷阱，还是呼吁支持中华民国马英九保钓，才是政治正确地。

　　大陆民间保钓要从官方操纵打砸抢和有严重污染红色政治符号中脱离开来，如纳入中华民国话语系统。就像“湘军五百” 一样清理门户，恢复其真正民间主体性，正如民间抵抗也要先从改革派潮流和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范式中脱离出来。后者因为自己是五十步，肯定要嘲笑百步，全盘致力于内斗，紧紧盯着前者被迫的红帽子，把这个当做保钓的全部。

　　反保钓的人士，同样陷在“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陷阱中，因此反对爱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认贼作父，以反对的方式强化了“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陷阱。

2013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