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在世界上,本应有一个和平、安宁、清新的环境,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有自由、民主和学习、就业的权利,也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这是世界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是不会因为国別和人种、民族之不同而有所差异的。但,在人类历史长期的演变中,人类应有的这些普世价值在过去历代封建社会中却极少有实现过的,这是为什么呢?人们必然会首先想到这一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记载的文明古国。如果在清代及其之前的历代封建社会,中国人长期不能享有这些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那是因为在长期封建独裁专制下,皇上和他的各级封建官僚大多是骑在人们头上滥用权势、作恶多端大大小小的暴君,人民都成了奴仆,这些普世价值才不能实现,这是必然的。但,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起,历经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从中华民国开国建立临时政府选举临时总统开始,到其后的北洋军伐政府,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乃至毛泽东的共产党执政,一个个都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特别是毛泽东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中国人民的普世价值都从未有真正实现过,这不能不令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普世价值都未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民生活幸福的和谐社会都未能真正建成,近世以来中国社会走过了什么道路,回顾这一百年来的历史,许多问题是发人深省的。


一、1949年前的中国乃是一个假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憾了神州大地,两个月内即有湘、陕、赣、晋、滇、黔、苏、晥、浙、粤、桂、闽、川等十三省响应,先后宣告独立,号称強大的清王朝封建帝国迅即瓦解。12月,历经多年革命奋斗、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孙中山自海外归来,被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宣告了清王朝的终结,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这对当时的世界来说乃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个“共和国”是一个假共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从清王朝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袁世凯玩弄阴谋,迫使孙中山辞职,由那时的国会提议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使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中国人民从此陷入到了新旧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统治的苦难时代。

  1917年11月,俄国暴力共产革命夺权成功,列宁、斯大林暴力共产革命的思想传入到了中国。在共产国际派人操纵下,一些充滿暴力革命思想的50多名中国人分别在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及海外成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7月由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进入到了更加內乱和外患的多事年代。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先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政府,并采取了“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些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加了国民党的此次代表大会,国、共两党实现联合。1925年成立国民革命军,虽然孙中山在当年逝世,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仍然从广东分三路出师北伐,迅即扫荡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等军阀集团,使粤、桂、湘、鄂、赣、闽、浙、沪等省、市置于北伐军控制之下。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进军之时,那些崇尚暴力革命的共产党人却在广东、江西、尤以湖南为主的许多地方大搞农民运动,杀人放火,抢夺富人的财产,使许多北伐军的军官忍无可忍,终于导致了国、共两党联合的破裂。此后,共产党人先后在南昌、上海、广州、湖北、安徽、广西、广东等许多地方举行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被逼上了井冈山,组建工农红军,在湘、赣、闽、粤等边区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苏俄共产党扶持下的“苏维埃共和国”。

  国共两党分裂后,从1927年至1936年两党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内战,使国家和人民都遭到了巨大的灾难。由于内乱,日本趁机侵略中国,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发动“9•18”事变,并迅即侵占整个东北。由于国民党内各派系争权夺利,加之共产暴力革命的内乱,使中国的国弱民贫加巨;特别是由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的个人野心,1936年12月12他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加速了日本企图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件暴发,终于引发了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

  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再次实现了联合,在抗战暴发之初,共同抗日,在河北、山西共同抗击日军。但在其后长期的抗战中,国民党军担任了正面战场的重任,抗击了绝大多数的侵华日军;而共产党的军队仅在敌后打游击,特别是他的领导人毛泽东,抗日是做样子的,实际上是借抗日之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地盘,以便在抗战结束后,有能力从国民党手中夺权。

  事实的发展果然是这样的。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下,在美国盟邦的全力支持下,历经八年的艰苦抗战,1945年8月,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胜利,是功载史册的大事件。然而,由于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更由于毛泽东的夺权野心,他要打江山当皇帝,两党终于再次暴发内战,国家和民族在八年抗战中的重大损伤尚未恢复过来,又陷入到了内战的深渊之中,这是国之不幸,是民族的又一次大灾难。

  从1946年6月至1949年10月,经过三年多的内战,蒋介石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大陆夺权成功建立了新政权,毛泽东终于坐上了最髙当权者的宝座。

  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到1949年10月毛泽东夺权成功建政,四十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內乱与外患之中,中国人民不是在争权夺利的内斗、互相残杀中痛苦度日,就是在外敌的入侵中备受煎熬,枪炮声不熄,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山河破碎,人民遭殃,何谈得上“民主共和”与人的普世价值的实现呢?!

  这一切该因是一个假共和之故,从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号称“共和”,实际上从没有建立宪政民主的政体,仍是独裁专制的人治社会,中国人的普世价值自然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毛泽东的新政是一个更为独裁专制的封建法西斯政权

  如果说毛泽东夺权建政后,能按照他在夺权之前声言的要“建立民选的政府”,实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实行军队国家化”,“结束一党专制”……等等许诺行事,一改过去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弊端,建立真正宪政民主的共和国,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实现中国人应该享有的普世价值,中国早就会成为世界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员,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早就会建成,果真这样,毛泽东真的就会功载史册了。

  但,夺权建政后的毛泽东早就把他原来的种种许诺抛到了九霄云外,从1950年的土改斗地主开始,紧接而来的是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肃反,反冒进……等等,都是一次次对中国人民的胡折腾,仅数年间就把中国搞的民不聊生,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物质生活比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都不如。正是由于这样,激发起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人民怨声载道,社会上常可听到各种不满的声音。如果这时毛泽东能虛心地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努力改正错误的政策,就不会使错误继续发展,那就会是国家和民族之大幸。然而此时的毛泽东,面对此种情况,他不是很好地听取意见,改变执政者的政策和策略;而是施展阴谋诡计,在1957年的春天,打着“开门整风”的旗号,号召人们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好心的党外民主人士及各路知识精英,他们禁怀坦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为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大胆地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这无疑是爱党、爱国的表现。然而转瞬间,毛泽东即把“开门整风”演变成一场“反右”运动。原来毛泽东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错”,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攻击他,如是他就打着“开门整风”的旗号,目的是“引蛇出洞”,以便一举歼灭。“开门整风”是假,“引蛇出洞”是真,那些好心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各路知识精英近两百万人做梦也不曾想到,在共产党“开门整风”运动中,仅是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入另册,遭到了十多年的残酷迫害。

  在“反右”运动的基础上,毛的胡作非为更为猖狂,在他一手导演下,1958年全国刮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唐举动,要中国人在1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而大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大办食堂,在农民中建立军事化的组织,強迫农民去无报酬地修水利,上山挖矿、砍树烧炭炼钢铁,各行各业大放虛假的“髙产卫星”,使农民变成了农奴,把神州大地搞得满目沧痍,万户萧疏,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罕见的最悲惨的一幕。

  毛泽东的这些倒行逆施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广大的民众虽然是敢怒不敢言,但必定也不乏有敢言者。首先站出来敢言的是那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他利用中共髙层庐山会议之机,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提出了轻微的批评,迅即得到了一些髙官张闻天、王克诚、周小舟等人的响应。对于这些温和与善意的批评,毛泽东火冒三丈,马上改变庐山会议的主题,变反“左”为反右,把彭、王、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并迅即在全国开展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许多因对大跃进不满的各级干部遭受打击。同时在全国继续开展大跃进,并伴之以反瞒产运动,使1958年的人为灾难不但得不到治理,反而雪上加霜,灾难继续扩大。

  由于1958、59两年连续的胡折腾,造成了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至1962年的全国大饥荒,神州大地饿殍遍野,约有4000万人(尤以农民为主)被活活饿死,这是艮古以来所未有的。这些理所当然地会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如此时社会上出现针贬时弊的各种小说、戏剧、杂文等,以及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合二而一论”、“有鬼无害论”……等等一些新论点,都针对着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隠讳地批评;那时在中共髙层担任一线最髙领导的刘少奇也说“饿死人是要上书的”,并在经济建设上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髙”,在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在外交上实行“三和一少”的政策,使国民经济有了稍为的好转,特别是在农村避免了农民的继续被饿死。此时的毛泽东也在1962年全国领导干部七千人的大会上,被迫作了几句检讨。

  事实说明,毛的检讨是假的,并且从此时起埋下了他对刘少奇深刻的仇恨。面对那时种种轻微的批评,毛不但不能容忍,反倒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和“地、富、反、坏、右”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翻案和反攻倒算,为此他向全党、全国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打退阶级敌人猖狂进攻”、“反修、防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狂潮,终于导致“四清”运动的发生。特别是紧接而来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神州大地,这是毛泽东的犯罪步步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之所以能为所欲为的一次次胡作非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社会仍是独裁专制政体之故。在独裁专制的政体下,毛一人成了最髙的独裁者,他的话就成了皇帝那样的“聖旨”,一句话就可以把全国搞的天翻地覆,听不得任何批评或建议的意见;谁要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轻则会受到批判斗争,重则会被打成“阶级敌人”而抓捕入狱,甚至丢了性命,这样的社会现实和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乱杀无辜的事例是数不胜数的。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人间活地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因病入膏肓不可医治而一命呜呼,不到一个月他的余党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即全军覆灭。这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必然,也是天理不容毛泽东,任何作恶多端的暴君都难逃覆灭之命运的。


三、毛死后的中国社会仍是令人堪忧的

  毛死后,从1978年以来,新的执政者否定了他的阶级斗争,改掉了他的社会主义,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政治上实行了较为宽容的政策,经济上实行了改革开放,使经济迅速增长,人民不再受饥挨饿,科学和文化事业也迅速发展,人民也有了说话的自由权利,使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成了共产党执政下最好的时代。对于这些在中国出现的新变化,华国锋、胡耀帮、赵紫阳、万里……等等一批新的执政者,他们都是功勋卓著,永载史册的。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的末期,风云突变了。正当改革派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不但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开放,也在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先是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邓小平和保守派们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不力而被逼迫辞职下台,后是独裁者邓小平联合保守派的铁杆人物李鹏、王震、薄一波……等一批最髙当权者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民主运动,并开枪屠杀手握寸铁的北京民众和学生,造成了共产党执政以来首次开枪屠杀民众的1989年“六四”大屠杀血案,这是一件深受世人唾骂、共产党治下最不光彩的事件。

  “六四”屠杀后,许多民主运动的骨干成员被非法抓捕入狱,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也被非法搞下台,并被非法软禁十多年直至去世,江泽民则踏着“六四”死难者的血迹而登上中国的权力顶峰,成了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个新独裁者。

  江泽民在位十多年,仍然承袭了毛泽东、邓小平独裁专制的一套,仍然是一个在政治上“病入膏肓”的迫害狂。他在位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表面上看GDP的数字虽是连年增长,但实际上好处都让那些权贵利益集团占去了,平民百姓并沒有得到多少好处。那些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利用职权贪汚受贿,官商勾结,或者官黑勾结,一次次大搞圈地运动大发土地财,借国企改制之机把公产变成私产,成了一个新的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独霸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江泽民在钳制言论,打压各方面的维权人士和呼吁宪政民主的异议人士,特别是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与毛泽东时代的种种迫害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江泽民同时也是一个出卖国土的罪人,在过去蒋介石政府、乃至毛泽东时代都不曾承认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被俄国沙皇強占的领土,如海参崴、伯力、尼布楚、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江东64屯等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于1999年12月拱手送给了俄罗斯。这是在中国人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国人是绝不会答应的。当今许多中国人尚不知此事,但遭到了海外华人的抗议和唾骂。

  2002年江泽民任职期满,理应退下来了;但他仍在恋政继续执掌军权,屡屡干扰新当政者胡锦涛、温家宝的施政。胡、温执政的十年,江泽民利用他的影响和他的支持者是从未忘记干扰滋事的,生怕失去权力而使他们的种种罪恶受到清算。就以去年发生的王立军、薄熙来案件,和后来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之争事件,江泽民的支持者都在一次次的干政搅局,企图挑起事端把水搞浑,以便从中渔利。就在今年的新年开始,围绕《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事件,这些支持者们仍在施蠢招挑起事端,企图阻碍中国人“宪法梦”的实现,阻止中国的政改,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看得清楚明白的。

  胡锦涛、温家宝接任当政,他们的最大功绩就是否定重庆的“唱红打黑”,打掉了薄熙来这隻“大老虎”。另外,在经济建设和反腐败,惠及民生……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胡、温都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腐败现实,发出了“不反腐就有亡党亡国”的警告;温总理更是多次发出了“不但要继续深化经济的改革开放,更要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的呼声,強调中国人的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这当然是令国人髙兴的事。

  然而在胡、温当政的十年间,虽然做了不少实事、好事,但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腐败依然横行猖獗,反腐败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強制拆迁、強征土地屡禁不止,环境汚染和破坏愈益严重,黒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各种刑事犯罪居髙不下,黄、赌、毒泛滥成灾,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不公、不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各种冤假错案、特别是文字狱冤案时有发生……等等,是普遍、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我们这亇社会还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不是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而仍然是一个人治、一党独裁专制的社会。胡锦涛仍然未能跳出毛泽东的圈圈,能不令国人忧虑么!


四、宪政民主的政体才是中国社会唯一正确之道

  通过上列的简要论述可知,从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人苦苦追求的“宪法梦”、“共和梦”都未能实现,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尚未找到一条治国的正道。在上世纪1949年之前的四十年间,先是军阀的互相打斗,后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内斗。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崇尚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一”式独裁统治;而毛泽东也不示弱,他偏要在中国出“两个太阳”给对方看,他的名言则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他追求的目标是“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那时的中国由于蒋、毛二人掀起的內乱,中国人岂能有一条治国之正道呢?

  毛泽东靠他那直逼中国人民饥肠辘辘的的共产宣传,骗得了国人为之卖命而夺权成功建政。此后,他一边倒的倾向苏联,把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试验场,人民成了他的试验品,过了二十多年极权统治下奴隶般的苦难生活,劫后余生的人们至今想来仍会觉得后怕,“宪法梦”、“共和梦”成了根本不可能的空想。

  毛死后的中国,中国人的“宪法梦”、“共和梦”曾出现过短暂的曙光,在八十年代的初、中期,人民确曾看到了一线希望。但,这种希望很快就被“六四”的枪声所打破,“宪法梦”、“共和梦”也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水中望月。

  ……

  当今世界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么?前苏联和东欧整个共产制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垮台的历史事实已作了最好的说明,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是绝对不可行的。当年的苏共领袖勃烈日涅夫就曾親口对他的親属说:“什么共产主义,那是骗老百姓的”,真是一语道破了“共产主义”的天机。就是当今仍号称“共产制度”的中国和越南,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制度”了。越南已开始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并且进展很快;而中国虽然表面上仍打着“共产制度”的旗号,但实际上成了一个官僚权贵利益集团在垄断一切的极权统治。只有一个朝鲜仍是共产极权的专制国家,那是世界上最独裁、最贫穷的国家,是一个人民被奴役、受饥挨饿的国家。可见“共产制度”是不得人心的,是与人类的普世价值水火不相容的。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宪政民主政体才是当今社会所要走之正确道路。在宪政民主体制的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民主的制度,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人民享有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权利。现今世界上宪政民主国家已经有115个,成了无可争议的全球文明之主流,这才是中国人所要到达的光辉彼岸,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在时下之中国,仍有人在大谈什么“国情论”,说什么“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更有人至今仍在髙喊“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果这些论点是出自老百姓之口,出自某些学者专家之口,这倒不足为怪。言论自由嘛,不同的意见可以自由的争论,以求达到共同的提髙认识。但,如果这这些论点出自当政的领导者之口那就令人质疑了,这些是不为人称道的。既使不说他是罔顾历史和现实事实的荒谬之言,国家之大事,起码也是要允许人们自由讨论的,岂能由某一个集团或某一个领导人说了算呢?!

  其实这些荒谬之言是根本不值一驳的。现在还有谁会相信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恐怕连髙喊“坚信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人自己就未必相信。就以最近曝光的中共中央编译局髙官衣俊卿来说,那可是一个满口“马列主义”的学者专家,实际上是一个男盗女娼的婬官;更有各地揭露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在人前都是“正人君子”的模样,“马列主义”和“为人民服务”比谁都叫得更响亮,实际上早就是贪官、色狼,喊“马列主义”是假,为非作歹是真,他们所“坚信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早就成了世人的笑柄。

  其实所谓“国情论”和“一党独裁”、“军队国家化”、“宪政民主”等等问题,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他领导下的宣传媒体,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国民党争斗的时候,就把这些谬论批得体无完肤了。那时他们髙喊“宪政民主”,髙喊“一党独裁,遍地是灾”,髙喊“军队国家化”,髙喊“民主、自由”和“民选政府”,这是何等正确之言阿!怎么事过70多年后的今天倒不给国人喊这些了,要反对这些了,又拣起了当年国民党人的陈词滥调,岂不令人质疑和嗤笑么?其实任何人只要认真回顾一下一百年来中国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放开眼睛看一下当今世界宪政民主的大潮,是绝不会听信此等之荒谬胡言的。

  宪政民主政体是中国革命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是中国社会所要走之正道,这是绝不应有丝毫的怀疑和拒绝之理的。唯有这样,中国人的“宪法梦”、“共和梦”才可能真正地实现。


结束语

  要真正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宪政民主之道路,实现中国人的“宪法梦”、“共和梦”,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之阻力的。这种阻力首先是来自官僚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抵制和反抗,因为他们垄断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个人或家族成了拥有数亿、乃至数十亿、数百亿资产之暴发户;有的财产洗黑钱到了国外,家属和子女转到了国外,甚至有的自己也拿到了绿卡,这样的官僚权贵势力集团需要的是独裁专制的极权统治,视“宪法”与“共和”为他们的大敌,是必然要千方百计在阻挠和破坏的。仅就公布官员财产这一条,喊了十多年都未能通过,更别遑论什么政改和宪政民主之事了。

  其次旧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特别是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也是阻挠政改、阻挠实现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数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加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共产宣传教育,特別是毛泽东思想之奴化教育,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可说是根深蒂固的。一些人当奴隶惯了,跪久了,从不思站起来自由自在地遛遛,有的至今尙在怀念毛泽东,是十足的可怜虫。什么“政改”、“宪政民主”之类的,对他们来说那简值就是不可理解的天书,他们是从不知“宪政民主”为何物的,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阻力。

  另外,许多中国人由于自己的处境,总是为生计而奔忙,他们想到的只求能吃饱穿暖就行了;加之一些人文化素质低,对什么“政改”、“宪法梦”、“共和梦”以及“自由民主”之类的是知之不多,也是极少关心的。对这些人的处境和想法人们当然能夠理解,但他们不自觉的也会成为一种阻力。这只有大力提髙他们的文化素质,普及“宪政民主”和人类“普世价值”的教育,才有可能改变的。

  不管这种阻力来自何方,有多么的巨大,在当今世界“宪政民主”的大潮冲击下,终归是阻挡不住的,中国人“宪政民主”之道路一定是要实现的。

  当今中国各地那些要求严惩贪污腐败,要求保护环境;那些反对強征土地,反对強制拆迁,反对非法的劳教制度,以及争人权,争自由民主等等的呼声此起佊伏,是从不间断的,这充分反映出了中国广大民众对社会变革的迫切要求。

  最近,又有江华、张千帆、张思之、杜导斌、徐有渔等70多位中国学者联署的《改革共识倡议书》以及《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还有《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等等,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宪法,指向了宪政,这都是推动中国政改的极好契机。

  更有新的领导者上台执政后,他们的一系列讲话和实施的具体行动,都是令国人欢欣鼓舞的。如,从他们的就职演说开始,到南巡讲话,体察民情,再到制定“改正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充分体现了新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是旧的执政者所不能比的。虽然他们也曾喊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也许这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我们先不必在乎这些;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已经开始髙调反腐和表明改革的决心与具体行动,这是以往的执政者所未曾有过的。如:他们呼喊的“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而亭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有贪必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正确有力之声,都是过去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已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各地的许多贪官纷纷落马,贪官们提心掉胆;以及许多親民、惠民之举,都是令老百姓髙兴之事。

  中国的事情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大事,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私事,绝不能由某些个人说了算,应该由全体国民讨论决定。既使在当前一党执政的情势下,首先也应开放言论,一切依宪、依法办事。一旦时机成熟,多党竞争执政,军队国家化,民主选举各级官员,宪政民主的政体就会真正建成,中国人的“宪法梦”、“共和梦”就会实现。也只有到这时,才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为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进行的革命的目标真正达到了。

2013年1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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