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有文字记载以来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华民族生存在神州大地上,历经过大大小小的人祸这种灾难那是难以胜数的,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正是在这种灾难的煎熬中苦渡与抗争一路走过来的。到了近代与现代社会,这种人祸带来的灾难却仍然是有增无减,一次次降临在中国人的身上,这是为什么呢?个中的许多问题实在是值得人们深入探讨的。


一、人祸是比天灾更为可怕的灾难

  人类所遭遇的灾难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即是所谓的天灾,如水、旱灾害,冰雪灾害,虫灾,雷电引发的伤亡及火灾,强台风,火山,地震——等等,这些自然灾害是随着地壳的不断运动与气候的变化而会不断发生的。在中世纪及古代,那时由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落后,对于这种种自然的灾害,人们是束手无册,只有寄托于神灵和上天的护佑,我们的祖先为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自近世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由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于各种自然灾害人们可以做到预报和防范了,一旦有自然灾害的降临,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也会随之大为减少。

  然而人们所经历的另一种灾难则是难测的,那就是人祸,它与自然灾害(即所谓天灾)相比,是更为可怕的一种灾难。我们的祖先早就有言: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因为天灾虽然可怕,可这是自然界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怨不得任何东西,更何况我们人类的知识是在不断进步与更新的,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也是不断前进的,只要我们掌握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们对自然灾害是可以预测它、防范它,进而战胜它,使人类的损失减到最小。然而,人祸则不然了,它的发生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人们往往是难以预见,也是难以防范的;即或是预见到了,要防范它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古代的那些人祸所造成的灾难我们姑且不论的话,就以20世纪以来,世界人类所历经的人祸,如两次的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的的蔓延与危害,使世界人类吃尽了苦头,这是当今人类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祸造成的特大灾难。

  就以我们中国而言,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一举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其后又历经“五四”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外国的先进文化也迅速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开始了。那时正在倡导的中体西用,三民主义和与之相配合的君主立宪、五权宪法正在兴起,如果此时的中国能按照宪政民主的一套办法施政,中国早就会步入世界民主国家的行列,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早就会建成了。然而中国人的命运就是多灾多难的,辛亥革命后又陷入到了军阀的混战之中;特别是受1917年俄国共产暴力革命的影响,共产主义的祸水流入中国,使中国的共产暴力革命迅即兴起,导致了中国人自己为争权夺利而不断的内斗。正是由于这种内斗,使得国弱民贫,日本军国主义者趁机侵入中国,使中国自1931年“9.18”日本侵占东北起,至1937年“7.7”事变全面进攻中国,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艰苦浴血抗战,在美国等盟邦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在1945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些一次次的内战和外战,使中国的财产和人民的生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损失,这都是人祸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抗战胜利后,人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国家多么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恢复元气,医治战争创伤,从事经济建设。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在重庆会谈,并于10月10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实现了和平建国,中国人民无不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然而,人民的这种愿望很快就成了泡影。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利益之不同,双方为争权夺利而不惜大动干戈,使内战终于在1946年6月再次暴发,国家和民族又再次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火之中,这是国之不幸,民族之遭殃,是降临在中国人头上一次更大的人祸带来的灾难。

  内战的结果是国民党贩走台湾,共产党在大陆夺权成功建立新政。当然,不管是失败的一方,还是胜利者的一方,那死伤的都是中国人,损失的都是国家的财产,都是令人痛心的。但如果此时胜利者的一方能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此施行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领导中国人民努力从事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就会从这人祸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也是值得国人为之高兴的事。然而事与愿违,夺得政权后的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认真回顾和反思毛泽东建政后的所作所为,许多问题是令人痛心疾首和发人深省的。


二、毛泽东时代连续不断的人祸都是一次次的大灾难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大陆打败了国民党夺得政权,并建立了新政;历经半个世纪内战与外战这种人祸所带来的灾难,客观的说那时人民是高兴的,是拥护新政权的,是多么希望从此能过上和平民主幸福的新生活。然而人民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很快就成了泡影,所面临的绝非什么幸福安宁的美好生活,而是连续不断的人祸铸就的一次次大灾难。

1、剿匪镇反与暴力土改是首开的人祸

  本来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胜利者一方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对那些为维护旧政权而动刀动枪、杀人放火而又拒不投降的顽固分子实行镇压,这当然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理解的,中国历代社会的改朝换代大多也是如此进行的。然而毛泽东的做法却是令人匪夷所思,他在夺取政权前大谈的民主之声尤在耳际,共同纲领的墨汁未干,一旦夺得政权,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行使镇压之权,对前朝官吏遗孑不是斩杀就是投入监狱,名曰“镇反”。对那些因在社会变革的初期认识不清,一时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进行所谓剿匪运动。据史料可知,毛泽东从1949年5月起就在东北所占领的地区开始了剿匪运动,从1950年起又在全国所有地区开展了此项运动,直至1953年底结束。在剿匪运动中先后抽调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个师、2个旅加20个团,共计150万人投入这场剿匪战争。在剿匪中对那些已放下武器投降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大开杀戒。据史料统计,全国共歼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名曰“土匪”)240余万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人,管制23万人,杀掉71万人。其实许多的所谓“土匪”放下武器投降了是应该宽大处理,不应判刑入监的;一些人即使有罪,也是罪不当诛的。

  伴随着剿匪运动进行的同时,是一场更为惨无人道的暴力土改运动。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使农民跟着他走,在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9月,全国90%以上的农业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使3亿多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如果是用和平的方法进行土改,把地主家多余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由国家给地主适当的补偿也是可行的。但毛所用的是暴力土改的方法,挑动农民起来抢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并且谋财又害命,残酷地斗地主,许多地主被打致伤致残,最后扫地出门使之无栖身之地,一些地主并被枪杀。有学者估算,全国被杀掉的地主最少在100万人以上,这实在又是一场人祸造成的灾难。

  就以笔者所在的家乡来说,一个村(包括12个自然屯)就有二十多名所谓土匪和地主被枪杀,有的是在斗争会上被暴打得半死后才拉出去补枪而使之死亡的,非赏残忍。那时笔者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人,当时就觉得非常恐怖可怕,认为这些死者中除一两个人因杀害过农会干部应当处决外,其余的人都是冤死的。

2、“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又一次灾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的10月25日毛泽东派遣中国军队(当时称之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名曰“抗美援朝”。实际上朝鲜战争(又称作“韩战”)完全是由北朝鲜的独裁者金日成在另一个大独裁者前苏联的斯大林支持下挑动起来的,美国和南韩并无意侵略北朝鲜,更不会进攻中国,而毛泽东则决定派遣中国军队入朝参战,这完全是错误的。

  经过三年多的赴朝参战,双方于1953年7月停战议和,战争结束。这场战争正值中国的内战结束不久,内战带来的创伤元气尚未恢复,又动员全国的力量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要全国人民出钱、出力、出人支援,这对中国人民来说那可真是雪上加霜,苦难连连。据有关学者估计,中国军人在朝鲜战场面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军和联合国军,死伤几近百万之众,无数的中华儿女抛尸异国他乡,这不是人祸带来的灾难又是什么呢?

3、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民,使广大民众成为他的新型奴隶,从1953年起在全国开展了对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在农村中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把粮食控制在政府手中,加上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农民的一切都处于禁锢之中不能自由行动了。到了1954年和1955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的转变,1956年又普遍改成高级合作社,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又被归为集体所有,这是禁锢农民的一种手段,是使农民成为农奴的重要步骤。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私人的产业和财产充公,使许多私人业主破产,有的被逼自杀,这在当年大、中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许多地方,是经常发生的事。

  不论是对农业还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是极大的破坏,农民和工商业主都为此都吃尽了苦头。

4、反右运动

  1953年3月5日苏共大独裁者斯大林去世,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挑战。在中国,经过土改、镇反、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许多人产生了不满的情绪。随着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矛盾。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进而争夺国际共运领袖之角色,他想到了共产党搞“开门整风”的办法,以便“引蛇出洞”,搞掉那些反对他、特别是有独立见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而达到他巩固统治地位之目的。

  为了这些,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一再号召人们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以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在此种情况下,党外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路知识分子及部分党政干部,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好心地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他们认为1957年的春天是一个冰雪解冻、百花齐放的季节,使得民主的空气异常活跃。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如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黄绍闳、诸安平、蒲熙修——以及它的许多成员;各路知识精英如钱伟长、葛佩奇、陈仁炳、黄药眠、林稀玲、潭天荣——等等一大批人,他们都怀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善意之心。对共产党的政策及他的领导人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

  然而许多人做梦都未曾想到,毛泽东搞“开门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那是假的,“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才是真的。大鸣大放的高潮不到三个月时间,很快毛泽东就来了个急转湾,由大鸣大放而改变成了一场反右运动,把那些勇于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使这些人遭到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开除公职、党籍,有的被劳动教养遣送边疆农场,有的被逼自杀,家破人亡。据资料统计,全国有55万余人被划为右派,包括那些虽未戴右派帽子,但受到过批判斗争的人,总计有近200百万的人受到打击迫害。

  这是一场新时代的人祸带来的大灾难,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5、大跃进与大饥荒

  经过反右运动,毛泽东变得更为独裁,他的理想主义表现得更为乌托邦。他认为中国是“一穷二白”,在农业合作化这种“初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强制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初,在他的主导下就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其后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人民公社”这种怪物,把原来的若干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所谓“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毛发现后,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一些吹鼓手们也大肆宣称这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极好组织形式。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既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又是军事化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农民完全成了新式的农奴,就连吃饭也是到集体的食堂里去,整日被强制像如隶般的劳动,毫无民主自由可言。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兴起,毛泽东为了在1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在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数千万人上山砍树烧炭、挖矿,用以炼铁炼钢;一些人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口号,大放“高产卫星”,大刮共产风,弄虚作假。宣传媒体也大肆搞虚假的报导,什么“亩产万斤”、“三万斤”、甚至“十万斤”、“十三万斤”都屡屡出现在党的报纸上,实在是一个荒唐与疯狂的共产年代。

  当这些错误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抵制时,毛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压,1959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右倾的运动,中共高层领导人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近百万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则开展所谓“反瞒产运动”,搜刮农民的粮食,并宣称要继续大跃进。

  正是由于这一切荒唐与疯狂之举,大刮共产风,弄虚作假,使全国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粮食连年减产,致使从1959年下半年起至1962年共3年多的时间,全国出现了大饥荒,有近4千万的人被活活饿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人祸造成的特大灾难。

6、中、苏两党分裂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接着1956年出现了匈、波事件,这些使中、苏两党出现了矛盾,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被毛泽东丢掉了。毛为了争当世界共运的领袖,大捧列宁和斯大林,说这是“两把刀子”,让赫鲁晓夫丢掉了。为此毛组织他的理论班子连续写出《列宁主义万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九评》苏共等多篇文章,大批特批苏共和赫鲁晓夫,指责他们是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随着两党关系的破裂,也影响到两国的国家关系不正常。为此毛泽东不但用文章与苏共论战,在国内则狠抓阶级斗争,并大搞“备战、备荒”,大搞“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与苏修开战。这一切实际上是劳民伤财,造成国家进一步穷困,人民困苦,给人民带来的也是人祸铸就的灾难。

7、“四清”运动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所造成的国内经济极端困难,使许多人不满并主张分田单干。就是中共高层也出现了意见分歧,如毛仍然认为形势是好的,困难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而刘少奇则认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人相食,要上书的!”并且认为造成如此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则把刘少奇和那些不满的人当作是“黑暗风”,鼓动起了“地、富、反、坏、右”的“翻案”和“反攻倒算”,为此毛他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大谈阶级斗争,要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风”和“反攻倒算”。

  此时正值中苏两党的分裂而公开论战,由这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影响,毛要反修防修,为了中国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要狠抓阶级斗争,决定在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从开始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到后期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运动从1963年初开始至1966年上半年文革爆发,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指导运动的开展,中央先是发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后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称《后十条》),最后又发出《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管指导运动的文件如何变化,但运动自始至终是挑动群众与干部的对立,乱批判、乱斗人,甚至出现打人、捆绑、罚跪、吊打等极端现象,个别有的被逼至死。而在整个运动中,那些已被戴帽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自始至终都是被管制和斗争的对象,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则是开不完的会,进行洗脑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造田、造地,真乃痛苦难言。

  “四清”运动(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场人祸制造的灾难。

8、“文革”更是一场艮古未有的大浩劫、大灾难

  上列所述的一系列所谓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倒行逆施对中国人的胡折腾,这些屡屡罪恶都是误国害民之举。面对这些,必然会遭到有良知的中共官员和广大民众的抵制与反对,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对毛的独裁专制和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加上国际上共产集团出现的分裂,毛与阿尔巴尼亚等极少数共产国家结成联盟,与苏共为首的数十个共产国家展开论战。在这种国内、国际错宗复杂的背景下,毛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被进一步激活了。在国内他要清除那些反对派,以加强对民众的奴化统治;在国际上他则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要使北京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使他的思想成为“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以便由他来主宰世界。为了这些,他必须挥舞起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必须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在国内狠抓阶级斗争,在国际则积极输出革命。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国内,他要清除“帝、修、反在党内的代理人”,清除不忠于他的各级党政干部,对广大民众进一步奴化,以免在他死后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那样来反对他,来挖他的坟,鞭他的尸。生前在位时他要做可以号令一切的独裁者,在死后他要所有的人对他仍要愚忠,不敢反对他。因此他要趁在世之时做好这一切,就必须要找到一种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经过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它终于找到了一种办法,就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以“反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名义清除他的反对派,用他的思想去占领一切,统帅一切,要全国人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永远成为他忠实的奴仆。文革运动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而爆发的。

  1966年5月中共《516通知》的发出,这是文革运动的正式开始;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则标志着三年文革运动的结束。文革一开始,毛在北京首先支持学生们起来造反,组织红卫兵抄家打人,破四旧,斗走资派。短时间内红卫兵运动遍布全国,他则召集上千万的学生和红卫兵上北京接受他的检阅,他的吹鼓手和得力帮凶林彪一伙及江青、张春桥等一批帮凶,为毛发动的文革推波助浪,坏事做绝。他们肉麻地吹捧毛泽东,说他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锋”,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是指导一切的“真理”,使毛迅即登上了神坛。在毛的号令下,在帮凶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动下,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大串连,在各地造当权派的反,使全国工矿企业和农村也卷入文革动乱之中,生产停滞不前,派性斗争不止,进而出现大规模的武斗,乃至杀人放火,一片混乱不堪。面对这一切毛则认为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是“乱了敌人,锻练了群众”,文革运动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真乃荒唐透顶的歪理邪说,所带来的恶果是艮古未见的。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名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连小学老师也不能幸免。这些人大多受到了批判斗争,戴高帽游街示众,有的被逼至死,一些人更是被活活打死。在这场浩劫中,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勋彭德怀、贺龙、陶铸;党政军高级干部李立三、张霖之、田家英、邓拓、阎红彦、张学思、陶勇——等等;著名作家老舍、赵树理、杨朔、闻捷、李广田——;学界名流吴晗夫妒、剪伯赞夫妒、傅雷夫妇——;文艺界名人严凤英、舒秀文、上官云珠——;中学校长卞仲耘及许多教师——等等;这么一大批人,不是被逼自杀就是被暴打至死。

  更有那些广大的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被戴帽的“地、富、反、坏、右”等所谓的“牛鬼蛇神”,文革中因相互武斗导致残杀,或者是被抓、被斗而死亡者,特别是一些地区出现的乱杀人,无辜惨死者至少数以百万计。尤以广西、湖南、内蒙、云南等地非法杀人最为惨烈,仅广西1967年冬开始至1968年9月,被非法惨杀者几近十万之众,是文革中非法杀人最多的地方。这是反人类的大屠杀,但毛泽东却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叫嚷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放手让一些毛左分子随意草菅人命,实在是荒唐残忍至极。


三、毛死后中国的人祸也仍是时有发生的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他的余党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新执政者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一批高层领导人一举粉碎,使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虽然其后不久华国锋被邓小平逼下台,但先后继任的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把华国锋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并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同时在思想领域里一个民主启蒙运动正在兴起,政治上出现了“宽厚、宽容、宽松”的局面,人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机会。自1978年以来至1989年前的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好时代。此一时期内不但经济发展,未见有因人祸而出现的灾难,广大民众对此一时期是十分满意和难忘的。

  然而好景不长,自1989年的“六四”屠杀开始,人祸这种灾难又重新降临在中国人的身上;虽然这些灾难的危害程度不及毛时代人祸造成的灾难,但许多人所遭受的磨难也是痛苦不堪的。最主要的因人祸而造成的灾难如:

1、“八九民运”的被镇压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职期间因积极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倡导民主,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1986年被邓小平逼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胡在参加中央的会议中突然病逝,北京的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们利用“移情投影”的办法发起天安们斗争。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由此而演变成和平的民主请愿与罢课,要求为胡耀邦平反,恢复明誉,并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开放言论”等正确的主张,尤以4月22日、27日与5月4日三次均有近百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并迅即得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呼应,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民主思潮的大冲击。这是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延续,也是对“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继承,它回应了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是觉醒的一代对中共独裁者邓小平家长专制权威——指令控制的挑战。它的内涵和社会影响,要超过了1976年4月5日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79年的“北京之春”和1986年的学潮,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光辉的里程碑。

  然而就是这样的和平民主理性的抗议运动,却被邓小平、李鹏等一小撮独裁者诬之为“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操纵,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最后演变成一场“反革命爆乱”,这完全是居心险恶和别有用心地政治陷害。为此他们阴谋策划,非法搞掉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反对武力镇压的总书记赵紫阳和其它一批主张改革开放的高层领导人的职务,并调动20多万正规军对北京实行戒严,狂叫“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也值得”,于6月3日晚命令全付武装的军人开进天安门广场。军人们以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沿途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扫射,6月4日凌晨清理天安门广场静坐抗议的学生。从6月3日晚至6月4日、5日,短短两天多的时间里,致使数千名学生和市民死、伤,数千人被抓埔或被逼逃亡海外,造成了震惊海内外的“六四”屠杀事件,北京和全国许多地方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场人祸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2、镇压法轮功事件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气功热,认为它能强身健体,许多人热衷于各种功法,这本是不足为怪的。在这种背景下,吉林省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停薪留职人员李洪志于1992年5月创立了法轮功,并迅即在全国开始传播推广。那时许多城镇中的离退休人员,农村中的中、老年男女,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经济收入低,看不起病,转而迷信练功能强身健体治病,使他们逐步加入到了修练法轮功的队伍中来。就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甚至大学生,教授、专家学者,一些党政干部也有修练法轮功的。有人估计练功者几年间就达数千万人、乃至近亿人的。

  法轮功提倡的是“真、善、忍”,目的是强身健体,这本是无可指责的,信与不信那是个人的自由,别人是不能强迫的。但,1999年4月19日,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搏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作庥撰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起了天津市部分法轮功修练者的不满而到该校聚集、静坐,要求给个说法。然而几天过去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到北京中南海周围聚集,此事引起了那时的中共最高当权者江泽民的恐慌。

  对这样的事件,如果通过正常的疏导和教育,事情本来是很容易和平解决的;但1999年7月22日,在江泽民的指令下,以政府的名义宣布“法轮功是邪教组织”,同时宣布取缔法轮功组织,各种宣传媒体一致申讨法轮功,中央及各地都成立了“610办公室”,专门用于打压法轮功。据称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用酷刑)消灭”,“打死算自杀”。在这种“斩尽杀绝”方针的指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打压法轮功的疯狂运动,使许多法轮功修练者遭受到无情的打击与镇压。有的人被逼写检讨,停止修练;有的被送进劳教所,有的被判刑入监,都受尽了残酷地毒打;更有的被折磨致死,器官被摘除,尸体和器官被贩卖。这都是反人类的大罪,是20世纪中国人所遭受最后一次因人祸而造成的灾难。

  笔者虽不信仰法轮功和其它任何一种功法,但认为如此打压法轮功则是根本错误的,他侵犯了公民的人权,剥夺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和人权、民主的权利,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是极大的犯罪。

3、新世纪开始种种人祸铸就的灾难仍是不断的

  从2000年开始,世界人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纪,这本是一个人类社会更加文明、全面实现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过上和平幸福生活的新时代。然而在中国,因人祸而造成的灾难却是不断发生。最突出的表现是:

  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严重地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假冒伪劣产品(特别是假药、假食品)坑害国人;强征土地、强制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使国家财产和公民生命遭受巨大损失;城管的暴力执法或小贩的暴力抗法而引发的冲突,受害的多是弱势的小贩一方;箝制言论,打压维权和呼吁宪政民主的不同意见人士;各种豆付渣工程、矿难、车祸等大多是人为造成的安全事故,在各地频频发生,许多人为此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各种冤假错案屡屡发生;由于社会的不公、不义,加之贪官们利用权势大肆贪污受贿,造成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底层民众住房难,看病难,升学难,生活苦不堪言;薄熙来这样的腐败官员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实际上是搞文革的一套,制造冤假错案,劳民伤财——等等,这一切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都是概莫能外的,可以说都是因人祸给国人带来的灾难。

  以上的这些因人祸造成的灾难,地球人都是知道的,具体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限于本文的篇幅,在此就无须赘述了。


四、频频发生人祸这种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毛泽东当政以来人祸这种灾难一直连续不断,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这是为什么呢?个中的许多问题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么?

  纵观历次人祸造成的灾难,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才使得人祸这种灾难屡屡发生。

  近世以前的中国社会,自古代以来就是封建皇权专制的社会,皇帝主宰一切,各级封建官员都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老百姓成了被压在最底层的奴仆,受尽各种人祸造成的灾难就是难免的事了。

  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社会,人类早已进入到了文明时代。但自毛泽东当政以来,他自我标榜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无法无天”,他“不相信宪法”,从不“迷信选举”;早把他在夺得政权前关于“民主、民选政府领导人”,“让人民监督政府”,“我们不反对美国式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许诺抛到了九宵云外。他所施行的是比封建帝王更为残酷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他自己成了新式的帝王,步入了神坛,是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不能与之相比的,老百姓则成了他新式的奴仆,成了他制造种种人祸的最大承受者。

  中国人要彻底改变自己受难的处境,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要进行社会的变革,彻底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祛除党治、人治,施行宪政民主。除此而外是别无他法的。所有的中国人必须要清楚地看到这些,才能彻底去掉人祸这种灾难。

2013年8月3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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