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向以美國、中華民國、英國與蘇聯為代表的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七十週年。這場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雖然已經結束超過了半個世紀，然而無論是中日兩國、海峽兩岸甚至於台灣內部的藍綠兩黨在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彼此之間都還存在著許多的爭議與誤解。
雖然目前這個同時遭受《波茨坦宣言》、憲法第9條以及駐日美軍所共同壓制的日本，不會否認自己在戰時對待中國的行為是一種侵略，但是不同的聲音與看法卻始終存在於這個人人享有高度言論自由的國家之中。撇開糾結於包括731部隊、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三光作戰、強制勞工以及慰安婦等戰爭暴行的爭論不提，中日兩國間存在的最大差異可能還是在於對戰爭性質的看法。
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是有相當數量的日本右翼人士認為日軍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是一種「侵略」，而只是「進出」。甚至當中還有不少的日本人主張，日本只是派兵協助中國的政府與人民清除魚肉鄉民的軍閥，並且抵抗虎視眈眈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論是主張資本主義的歐美還是主張共產主義的蘇聯。此一觀點，確實也為部分的台灣親日人士，甚至於大陸與港澳的皇漢主義者所接受。
即便是當年同樣把日本視為侵略者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到了現在也仍爲了到底是誰「領導」抗戰而爭執不休。今年在湖口與北京所分別舉行的戰利展示與閱兵活動，最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要爭奪歷史的「話語權」。即便是比馬英九總統還要更積極主張兩岸和解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在這個問題的立場上也顯然是不敢馬虎。
最後，則是在於一些立場比較偏向支持台獨陣營的人士，經常會以對日抗戰的主戰場發生在中國大陸作為理由，認為此一歷史與台灣人民「沒有關係」，因此不需要勞師動眾舉行任何的紀念活動。甚至還有不少人以戰時美國派出飛機空襲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史實為例，認為身為同盟國一份子的中華民國在當年屬於台灣人民政治與法律意義上的「敵國」。
關於上面這三個糾結於中日兩國、海峽兩岸與統獨兩派之間長達七十年的問題，筆者認為要釐清的方式首先在於我們要先瞭解日本人在戰爭期間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唯有瞭解日本視角下的中日戰爭觀，我們才能夠瞭解今日這些存在於大陸人、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死結淵自於何方，並爲每個問題尋求出一個三方所共同認可的結論，以確保未來亞太地區不至於爲了這些議題而走向混亂與戰爭。
從日本侵華的意識形態說起
要想瞭解二戰期間日本人對中國戰場的看法是什麼，我們必須要先從指導日本人對整個亞太地區發動侵略戰爭的意識形態開始講起。提起日本發動戰爭的意識形態，我們首先不能不提的就是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曾經以關東軍參謀主任的身份，一手挑起「九一八事變」，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奪下了東北三省控制權，建立了滿洲國魁儡政權的石原莞爾，雖然因為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主張「不擴大方針」而在日軍中失寵，但是他所提出的「最終戰爭論」確實成為了戰時日本決策者用來與亞洲國家打交道的指導原則。
按照「最終戰爭論」的構想，日本在佔領了東北三省，建立一個以滿人、漢人、日本人、朝鮮人與蒙古人為核心，被稱呼為「王道樂土」的滿洲國後，不該對關內的中國領土進行擴張，相反的應該與國民政府結成共同抵抗共產主義向遠東擴張的盟友，抗拒蘇聯的侵略。在鞏固與建設滿洲國的同時，石原認為日軍應該派出顧問指導國軍圍剿中共，並且提供中華民國武器設備與後勤支援，此乃「最終戰爭論」的第二階段。待時間成熟，由日本、滿洲國與中華民國所組成的「東亞聯盟」將發起「最終戰爭論」的第三階段，即透過對蘇聯發起進攻徹底撲滅威脅東方傳統文化的共產主義。
最後，作為東方霸主的日本帝國，將率領所有的亞洲國家，與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國進行一場決一死戰，以爭奪誰有資格領導這個世界。固然，「最終戰爭論」還沒推行到第二階段，就因為日本陸海軍的少壯派軍人受到石原莞爾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刺激，太過於想要透過領土擴張來建功立業的緣故而破局，但是不論是從杉山元、近衛文磨、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還是辻政信這些發動了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事與政治領袖的角度來看，中國可從來都不是日本的敵人，相反的還是其與西方國家開戰的「天然盟友」。
會有這樣的認知，在於中國雖然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就已經失去了其作為亞洲領袖的泱泱大國之地位，然而日本畢竟是一個數千年來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洗禮的東方國家，絕大多數的政治與軍事精英對於孔孟之道仍舊深信不疑。懷抱著「小中華思想」的他們認為居然「春秋大義」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那麼「中國」就不應該是地理上的中國，而應該是文化上的「中國」，而這個「中國」就在日本。換言之，只要誰能得到孔子之道，誰就是領導東方世界的中心，居然中國已經放棄了這個道統，那麼此一道統就要由日本來接棒，帶領亞洲民族對抗共產主義與殖民主義兩大威脅。
因此，日本人並不像希特勒對待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那般，有制定任何針對中國人的種族滅絕政策。儘管類似納粹德國那般，日本人將自己視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但是漢人在日本人眼中的種族優劣排行榜當中，只輸給與大和民族同樣擁有通古斯血統的朝鮮人與滿洲人而已。其中，保留傳統中國文化比較完善的北方人，還比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多的南方人更高一等，這說明了在日本人的認知範圍裡面，他們是比歐美人士還要更「善待」與「重視」中國人感受的。所以對於曾經在日本留學，但是卻寧願與歐美甚至於蘇聯合作，都要抗拒日本，並且始終不願意承認滿洲國的蔣中正，他們顯然是以「給臉不要臉」的態度看待之。
這也正是爲什麼日本方面始終都是以「支那事變」這個中性名詞，來稱呼1937年到1941年這段時間，中日兩國之間在沒有宣戰的情況下大打出手的軍事衝突。因為從日本帝國的角度出發，中日兩國根本就不應該相互為敵，所以雙方也就理所當然的不該有戰爭。日軍「進出」中國的原因，只是要「嚴懲」親近西方國家，並且作為「暴虐支那」代表的國民政府而已。自中日戰爭於1937年爆發開始，日本曾先後在北平與南京建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兩個政權來取代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不過，這兩個由北洋政府時代的舊官僚所組成的政府並沒有辦法在民族主義上同重慶的國民政府相互競爭，而且背後由華北方面軍所支持的臨時政府，又無法同由華中方面軍支持的維新政府合作組織一個統一又代表中華民國整體利益的中央政府來與日軍合作。
爲了在政治上瓦解重慶的正當性，日軍扶持了與蔣中正委員長政見不合的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以「還都」的模式於南京重新成立了一個同樣供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並且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自此開始，日本人又將「支那事變」定調為日軍協助汪精衛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平定叛亂的一場軍事衝突。根據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方面簽署的《日華基本關係條約》來看，日本與中華民國在法律的定義上屬於盟友的關係，並非後來大家所認知的「敵國」。同時，這段歷史也證明了，日本人並不像許多戰後的中國人所想像的那樣，是因為當了「西方霸道的鷹犬」才發起侵華戰爭的。恰恰相反的是，日本人始終認為自己是「東方王道的干城」，只是他們實現此一目標的手段，與當年孫中山先生所希望的差了十萬八千里而已。
被打成亞細亞民族「叛徒」的蔣中正
由於在1927年的清黨行動中，蔣中正展現出了堅決抵抗共產主義向遠東擴張的決心，包括石原莞爾在內的日本戰略家都相信同樣代表東方文明的中日兩國，必然會因為共同的反共意識形態而團結在一起。再加上蔣中正曾經有在日本留學的經驗，乃至於早年日本精英曾經大力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歷史，幾乎沒有人不相信國民政府會走上聯合日本抵抗中共與蘇聯的道路。如同孫中山先生一樣，蔣中正先生也確實一度對日本懷抱著合作的期待與希望，然而他推動此一合作的熱情，卻因為1928年爆發的「濟南慘案」而開始冷卻。等到日本人於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統一與主權完整的行為，讓蔣中正完全失去了與日本合作的興趣。
在瞭解中國國力不足以打一場現代化戰爭的情況下，國民政府雖然極力迴避與日軍爆發衝突，但是對於時任日本外相的廣田弘毅於1935年10月所提出的《廣田三原則》中，提議中國與滿洲國還有日本共同防共的主張，蔣中正則是明確表達了拒絕的態度。換言之，國民政府的態度非常明瞭，那就是圍剿共產黨的軍事行動固然是一場抵抗蘇聯代理人的國際性戰爭，然而中華民國絕對不會因此遷就另外一個仍在佔領中國領土，並持續向華北地區進行擴張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更別談論與其合作。這樣的態度，蔣中正因堅持壤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而不斷遭受國人「不抵抗」指責的同時，也被日本人懷疑他是否已經為共產黨人所綁架，成為了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之一。
所以，煽動中國保守派政治精英對國民政府走向「共產主義化」道路的恐懼，一直都是土肥原賢二等煽動「華北自治運動」的日本特務慣用的拿手好戲。許多北洋政府時代的舊官僚，本身就因為當年孫中山先生所推動的「聯俄容共」政策而被趕下了台，因此他們也更加傾向藉由與日本人的合作來恢復自己的特權。爲了合理化自己與日本的合作，他們最常用的理由也就是指控蔣中正所推行的「訓政」會將中國改造成一個實施史達林主義的極權國家。全面抗戰爆發之後，蔣中正委派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Dmitry Bogomolov）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大量進口俄製飛機與戰車抵抗日軍的行為，更加的讓日本人相信國民政府已經成為了史達林的馬前卒。
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日軍與其在華北設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喊的政治口號為「反共滅黨」。所謂的「反共」自然就是反對中國共產黨，而「滅黨」就是指消滅作為中共同路人的中國國民黨。然而，中日兩國的戰爭又豈是能夠以「親共」與「反共」兩個二分法的概念就可以解決的，畢竟國共兩黨在抗日戰場上的合作只持續了不到三年，就隨著雙方的部隊不斷的在游擊區爆發摩擦的原因而名存實亡。很快的，蔣中正便陷入了必須要同時與日軍跟共軍交戰的狀態之中，因此繼續指控他為中共同路人的宣傳明顯已經與事實不符。日本所期待的「國共相剋」，並沒有導致國民政府在抗日問題上的「回心轉意」。在兩次與蘇聯紅軍爆發的邊界衝突，即張鼓峰事件與諾蒙罕事件遭遇失敗後，日軍等於放棄了石原莞爾「最終戰爭論」第三階段，也就是針對蘇聯發起「北進」作戰的計劃，提前將矛頭轉向了第四階段的敵人，也就是以英國還有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1941年4月13日，日本與蘇聯簽署《日蘇中立條約》，自許為石原莞爾的學生，因大力主張「北進」而挑起諾蒙罕事件的辻政信被調到了台灣，爲日軍「南進」東南亞的行動進行準備。這個時候，開始高喊反對歐美殖民主義的口號壓過反共產主義口號的日本人，則希望蔣中正出於同是黃種人的「自覺」，停止國軍與日軍之間的「自相殘殺」，槍口一致對外抵抗白人帝國主義。然而，蔣中正對英國雖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怨言，但是卻出於「遠交近攻」的戰略考量，已經將美國視為他統治之下的中國最重要的盟友。除了距離的考量外，蔣中正作出此一戰略選項的最重要原因，毫無疑問的是在於美國不只沒有佔領中國的領土，而且也透過其「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
珍珠港事變爆發後，蔣中正不僅沒有將日本在東南亞取得一連串勝利視同黃種民族「解放」的開端，相反的還跟在美國與英國後面對軸心國宣戰，這就讓許多日本人感到難以理解。不要說那些遭受英國與荷蘭殖民壓迫的緬甸人、印度人、印尼人與馬來亞人把日軍視為「解放者」，就連原本反對入侵中國的日本「友華」人士、左派份子甚至於共產黨員，也因為得知了西方強權首次在東南亞戰場上遭到有色人種擊敗的事實而發自內心的歡呼。根據美籍日本裔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的研究，日本人普遍對於蔣中正堅決把中華民國的命運與歐美綁在一起的做法難以理解。很快的，這種難以理解的態度就轉變為了失望與仇視，於是蔣中正又從原本「蘇聯的馬前卒」搖身一變成為了「美帝國主義走狗」。甚至，就連汪精衛政權與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編而成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也轉而開始配合起納粹德國的政治宣傳，指控蔣中正夫婦為歐美猶太商人的買辦。
日本將大量部隊抽調到東南亞與太平洋作戰，並不能改變日軍在中國戰場上面對的主要敵人仍然是中華民國國軍的事實。這一點，從日軍遺留下來的各種戰時命令、文宣、檔案與手記裡面強調「重慶軍」的情況來看，是完全沒有爭議的事實。不過出於對蔣中正「不配合」所謂「大東亞戰爭」的怒火，日本在對其本土還有朝鮮與台灣等殖民地民眾的宣傳上，仍然想盡一切辦法降低重慶國民政府存在的正當性。一方面，他們根本不承認蔣中正率領的國民政府有資格代表中華民國，並且以中國遠征軍派兵進入緬甸協助英國作戰的例子，將「重慶軍」全部形容為替西方帝國主義賣命，但是戰鬥力卻不堪一擊的「顧傭兵」。爲了合理化繼續在中國戰場駐紮部隊的政策，日本政府也在一些左派人士的協助下故意抬高中共在對日抗戰中所發揮的作用，好讓國內的民眾相信日軍的任務是要協助盟邦，也就是汪精衛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壓制叛亂。
從這個角度出發，1942年以後一切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也不過就是所謂的「治安作戰」，甚至於「治安強化運動」而已。即便在1944年春天，日軍支那派遣軍曾經動員五十二萬人的兵力，對國軍發起了自開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號作戰」，但是他們仍自欺欺人的以「重慶軍」的主力部隊被調往滇緬戰場替「洋鬼子」作戰，而導致其國內部隊在戰場上全面潰敗為理由，抹煞蔣中正在保衛中國國土方面的作用。蔣中正作為「亞細亞民族叛徒」或者「有色人種叛徒」的形象，也隨著日本人的宣傳機構傳遍了整個亞洲。由於蔣中正統治下的大後方，是太平洋戰爭期間沒有遭到美軍空襲過的亞洲地區，這個形象在東南亞甚至於中國淪陷區百姓的心中似乎也更加強烈。此一形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則又為中共的宣傳機構加以重新塑造與強化，順利的把已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打為「美帝國主義走狗」，進而爭取到了曾經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與日本人合作抵抗盟軍的東南亞領袖外交上的支持。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在未來的系列文章中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受益於日軍宣傳機構的中國共產黨
儘管日本人在宣傳上強調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是從白人帝國主義手中解放亞洲民族的正義之戰，然而先不提中國戰場上的8路軍與新4軍，他們在東南亞也遭遇到了包括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菲律賓華僑人民抗日游擊支隊與泰國抗日義勇軍等由華人共產黨黨員組織的反法西斯游擊隊伍。日本雖曾經一度想要仿效納粹德國，將掃蕩共產黨游擊隊的戰爭描繪為一場偉大的「大東亞反共聖戰」，但是考量到與蘇聯簽署的中立條約，他們所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將史達林與毛澤東兩人切割，盡可能提升中國共產黨，而非蘇聯紅軍作為日軍在亞洲大陸「首要威脅」的形象。
由於在東南亞組織抗日游擊隊的共產黨人，幾乎有超過五成以上是華僑或者華人的原因，日本宣傳機構在處理上也是一律把他們都打成延安的追隨者或者同路人。換言之，從這個時候開始，日軍協助盟友，也就是汪精衛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圍剿共產黨的「治安任務」也很自然的延伸到了海外戰場。這種做法，毫無疑問的提升了當時已延安窯洞為根據地，勉強只能夠在日軍無力佔領的鄉村地帶建立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在海內外華人，乃至於既不喜歡歐美國家，但是又逐漸認清日本人「大東亞共榮圈」口號背後真面目的東南亞人，開始將爭取民族獨立的希望投射到了毛澤東的身上。與此同時，日軍刻意降低英軍、國軍與美軍等盟軍地面部隊在緬甸與中國等亞洲大陸戰場上的作用，刻意強調與美軍的戰鬥純粹發生於西太平洋的海上與空中。
這樣的做法，當然也更加讓人相信在陸地上的抗日反法西斯戰爭，一切都是由毛澤東所領導與策劃的。諷刺的是，正是日本人這種過度想要將自己發起的戰爭形容為反殖民主義與反共產主義戰爭的心態，提升了毛澤東在亞洲人民心中的民族主義者地位，對於中共日後由國民政府手中奪取政權的幫助非常巨大。至少在宣傳上，已經足以讓對中國局勢不瞭解的人完全相信中國共產黨是對日抗戰的「中流砥柱」。直到今天，許多大陸的左派學者乃至於第三世界的毛派人士仍對此一宣傳深信不疑。海峽兩岸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支持者，對於到底是誰領導抗戰的爭議根本上也是來自於此一論述。若要講這是日本人刻意製造中國人內部矛盾之手法，也是一點都不為過。
然而，作為一個尚未取得政權的在野黨，中國共產黨在淪陷區發動武裝鬥爭的目的絕對不只是要趕走侵略者與推翻汪精衛政權而已，同時也要進行社會改造以準備接下來與國民政府的內戰。他們爲了獲取革命勝利所採用的手段，不只造成了大量無辜百姓的死傷，同時對於地方上的傳統文化與倫理綱常的破壞，也迫使包括不少國民黨抗日游擊隊在內的社會精英與愛國主義者，願意利用日軍與汪精衛政權這個「次要敵人」來打擊共產黨這個「主要敵人」。很快的，共產黨活躍的華北戰場上不只有日軍、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治安軍、國軍游擊隊的力量攜手圍剿共軍，就連滿洲國的部隊，尤其是以朝鮮人為主的間島特設隊都被調入了關內與8路軍戰鬥，還真的形成了東亞人民團結在日本人指導下對抗共產主義的畫面。
目前居住在花蓮的榮民前輩王從志先生，在抗戰期間服役於王魯風指揮的山東保安第17團，主要任務是維持他老家萊陽的治安。由於負責管理萊陽軍事務的暫編第12師師長趙保原少將，便是提倡與「現在的敵人」日軍合作共同消滅「未來的敵人」中共的國軍將領，因此老先生表示他們的部隊從來沒有與日本人還有治安軍戰鬥過，而是集中兵力掃蕩許世友的8路軍膠東軍區。老人家指出，如果他們在戰場上遭遇到日軍大規模的掃蕩隊伍，會透過旗語告知對方自己是友軍。若要是遇到日本人的小規模部隊，他們則會將對方殺死，然後把責任嫁禍給8路軍，以引導日軍主力去進攻共產黨。每當看到「現在的敵人」擊敗「未來的敵人」時，暫編第12師與保安第17團的官兵也會跟著一起歡呼，這段口述歷史毫無疑問的是對當年山東游擊戰場複雜政治態勢的一種寫照。類似的情況，也同樣的發生在部分東南亞的保守華僑領袖的身上，從而更加深了人們認為反共的中國人，不是歐美就是日本人馬前卒的印象，對國民黨造成的傷害，恐怕比「一號作戰」所造成的直接軍事損失還要更為巨大。
而接受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聽到這些來自於日軍宣傳機構的論述，對於重慶的認同自然也是大打折扣。參加日軍前往緬甸與中國駐印軍作戰的台灣人，更加的相信自己只是在與美國的「顧傭兵」作戰，反而從文化的角度上認為抗拒日本的國軍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奸」。至於曾經與美軍第14航空軍一起空襲過台灣的中美空軍混合團，他們當然更加的認為是白種人用來操縱黃種人殺黄種人的種族主義象徵，打從心底裡面不會給予認同。然而，不論是在中國戰場還是東南亞作戰的台籍日本兵，都會為使用極度原始的武器裝備投入戰鬥，但是卻善於組織群眾，以「人民戰爭」手段給與日軍出奇不意打擊的共產黨游擊隊所震撼。由於這些共產黨人只能仰賴強大的精神戰力與侵略者周旋，因此反而更能為信仰武士道的台灣軍人所敬佩，認為他們比「腐朽」的重慶更有資格代表東方的抵抗運動。另外一個讓台灣人崇拜共產黨的真正原因，可能還是在於8路軍與新4軍帶給他們的實質傷害，也遠比盟軍還要小上許多。
至於在台灣本島內的年輕人，在這樣的氛圍下自然而然也對蔣中正不會有任何的好感。當然，對於許多懷抱強烈中華民族主義情節，乃至於一些作風比較反骨，單純痛恨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學生，還是會透過私藏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或者蔣中正委員長照片的方式，來抵制台灣總督府所企圖灌輸給他們的教育。當時汪精衛政權在大稻埕設有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並且也派遣學生前往台灣讀書。透過與這些學生的交流，懷有抗日情緒的台灣學子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與閱讀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論。目前在台灣經營《遠望雜誌》的「左翼統派「」健將廖天欣先生，就曾經因為私藏蔣中正先生的照片而遭到他所就讀的州立台中商業學校處份。
然而，即便是這些對蔣中正與重慶懷抱過希望的台灣學生，也會因為一些不同的際遇而對國民政府在抗戰中所扮演的角色產生質疑。比方說廖天欣先生，就因為從兩名分別當到大尉與中尉的日本教官口中，得知所謂日軍在戰場上沒有遭遇過「重慶軍」，但是卻常常在夜間遭到8路軍偷襲的情況後，馬上改變了昔日對國民政府的尊敬，轉而開始對中共好奇了起來。戰後曾經介紹前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陳炳基先生，也親口告訴過筆者他在當學生的時候每次經過書報攤時，看到與中國戰場有關的報導，幾乎都是以清剿中共游擊隊的作戰為主，連提都沒有提到過「重慶軍」。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參與二七部隊的陳明忠先生，也表示自己在高雄中學讀書的時候，聽到過教官痛罵兩位到大陸去參加共產黨的學長。這兩位台灣籍畢業生分別為鍾和鳴與蕭道應，他們在廣東參加的是由丘逢甲的兒子丘念台所組織的東區服務隊，並不是活躍在同一地區的東江縱隊，也就是中共領導下的游擊武裝。即便如此，透過把前往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通通打為共產黨的方式，台灣總督府還是很成功的抵銷了國民政府作為中華民國合法統治者的正當性。
再加上許多汪精衛政權送到台灣讀書，但是又懷抱抗日情緒的外省籍學生基本上也是以信仰左翼思想者居多，因此受到他們影響的台灣學生也很自然的會對中國共產黨產生好奇與推崇的想法。外加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反帝國主義理論早在抗戰爆發前，就已經普遍為台籍抗日份子用於抵制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精神武裝，到了日本投降之際，已經沒有太多的台灣知識份子相信蔣中正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是建設未來民主中國的唯一選項了。就連先前前往大陸尋找重慶的鍾和鳴，也因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原因，而在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槍斃。他那另外一位同樣也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同志蕭道應則在遭到保密局逮捕後選擇「自新」而被留下了一條性命。上述這些案例，可以顯示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用於詆毀國民政府的各種宣傳或者是反宣傳，雖然沒有幫助自己贏得最後的勝利，但卻也爲蔣中正即將在內戰中遭遇失敗，乃至於其同時遭受兩岸人民排擠的結果埋下了伏筆。
因日本戰時宣傳而崛起的中共與台獨
引用了那麼多的史料以後，筆者可以就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性質、國共到底誰領導抗戰乃至於中國在二戰期間是否為台灣「敵國」的問題，作一個很簡單的答覆。第一，除了對中國外，日本人在整個亞洲與太平洋地區所發動的戰爭在性質上都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戰爭。從菲律賓人的角度來看，美國早在戰爭爆發前就已經同意讓他們在1946年取得獨立，因此這場「大東亞戰爭」給菲律賓帶來的只有血腥與混亂，沒有任何的光榮與尊嚴可言。至於馬來亞人與印尼人，則是幾乎到日本投降前都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國家。相反的，在人種優劣排行榜上還位於中國人後面的他們，就算幸運的躲過了被強徵修築鐵路，當免費奴工的命運，看到日本人也通通都要鞠躬敬禮。哪怕是在過去英國人與荷蘭人殖民統治的時代，也不曾如此惡劣過。所以即便是由日本人所一手培訓的緬甸與印度國民軍官兵們，也在盟軍勝利前夕毫不猶豫的集體掉轉槍口攻打自己過去的「解放者」，這不僅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表現，同時也意味著這些弱小民族發現了自己在「大東亞共榮圈」裡毫無地位可言的事實。
接下來，由日本防衛廳戰史編輯室在戰後所編輯的《戰史叢書》系列，乃至於服部卓四郎所寫的《大東亞戰爭全史》等資料來看，日軍在中國戰場主要的交戰對象從頭到尾都是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雖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將許多原本用來對付「重慶軍」的兵力與資源調去與美軍作戰，然而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看在支那派遣軍的眼中卻始終只是「治安」上的威脅。要把整個在中國戰場上的戰鬥，通通都形容成對付8路軍與新4軍的「治安作戰」在筆者看來實在是太過於自欺欺人。畢竟足以切斷整條日軍海上補給線的第14航空軍，乃至於對日本本土實施戰略轟炸的B-29超級空中堡壘式轟炸機，可都是以重慶控制下的機場為主要根據地的。甚至，在菲律賓與馬來亞從事抵抗運動的華僑共產黨游擊隊，承認的也是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其中，與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並肩作戰的英軍136部隊，更是有中國國民黨的幹部直接參與。只不過出於宣傳的需要，並為自己多年來無法解決「支那事變」找一個台階下的目的，日軍刻意提高了中共在這場反侵略戰爭中所扮演的作用。外加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丟失了中國大陸，日本政府與學術界為了拉攏與北京的關係，也更加的刻意去拉高8路軍與新4軍在抗戰中的作用。
至於台灣是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中華民國的「敵國」？從中華民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朝鮮分別是要光復與解放的土地，在當時根本都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談不上「國」可言。國民政府對由朝鮮獨立運動人士組成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提供政治庇護，並且幫助了他們建立了朝鮮義勇隊與韓國光復軍兩支重要的武裝力量。同樣的，無數渴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志士也把希望投射到了祖國中華民國身上，國民政府也因此才能夠協助他們成立台灣義勇隊與台灣革命聯合會等團體，因此兩岸之間也理所當然沒有什麼「敵」可言了。
當然，「獨派」團體會認為上面的論述是由重慶的角度出發，不能夠代表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絕大多數台灣人之觀點。然而，如果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那麼中日兩國就不只不是「敵國」，而且還是「盟友」。畢竟，中華民國政府雖然追隨英美對日本宣戰，但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整整十四個年頭裡，日本可是從來沒有對中國宣戰過的。從頭到尾，日本人都是懷抱著「中日一家」的想法進攻中國的，認為自己只是在教訓不聽話的「家人」而已。當年做為南京大屠殺最高負責人之一的前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泛亞洲主義」信徒，他在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時候，便對中日戰爭的性質做了以下的描述：「我總是堅信中日兩國之間的衝突是所謂亞洲家庭兄弟之間的爭吵，這就像是兄長在長時間忍耐後痛打其年輕而又桀驁不馴的弟弟一樣。這一行動是使中國恢復理智，不是出於仇恨而是出於愛。」
松井石根的這段話，雖然看似強詞奪理，但是這可能確實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極為特殊的一種「愛人」方式，儘管任何一個腦子正常的中國人都不可能接受。總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並不把中華民國視為所謂的「敵國」看待。台灣的獨派人士若真的想從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角度看世界的話，那麼恐怕真正的「敵國」，只有包括了美國與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而已，但是卻絕對不會是中國。當然，解決了這三大問題以後，筆者還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對創造了「最終戰爭論」的石原莞爾做一次最嚴厲的批判。許多人把石原莞爾視為戰略天才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在於他已經認知到了日本在取得了東北之後，就應該要停止繼續往關內擴張的行為，以免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所以，人們往往對那些急躁的少壯派軍官進行批判，仿佛如果他們當年採取了「不擴大方針」，中日兩國就能夠順利結盟抵抗蘇聯，並讓日本得以迴避成為戰敗國的最終命運。然而筆者對此卻有不同的觀點，那就是如果日本真想要與中國和平相處，並攜手維護東亞和平的話，那麼整個「最終戰爭論」可能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事實上，中國因為疆域龐大的關係，不同區域的老百姓產生現代化國家民族觀念的速度或許比起國外而言是非常緩慢，但卻絕對不表示他們對於日本的侵略就無動於衷。從關東軍於1931年強佔東北開始，中國人的愛國情緒就已經被激起，就連蔣中正本人都嚥不下這口氣，在日記中大罵日本人為「倭寇」。由此可見，除非關東軍完全退出東北，否則國民政府無任何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的可能性。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不必等到1937年就已經失敗了。然而，這個戰略家最失敗的地方，還是在於他居然沒有發現中國人的反日民族情緒被挑起，完全就是其所一手策劃出來的「九一八事變」啊。日本人的皇民化教育與軍國主義思想，固然給台灣獨立運動者帶來了一些證明自己與中華民國差異性的理論基礎，但是「最終戰爭論」的最大受益者，卻很諷刺的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從近年來中共在東海與南海的強硬作為來看，北京當局似乎正在為打下一場新的「大東亞戰爭」做準備。換言之，日本人所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只讓毛澤東找到了在戰後從國民政府手中奪權的機會，同時也替中共找到了合理化自己未來在亞太地區擴張影響力的最好理由，最終所害到的，可能還是日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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