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4年8月9日,我的不到五千字的一篇学术讨论文章在《西安晚报》发表了。按照共产党党章、按照中国宪法规定,党员和公民有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权利,特别你组织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讨论,更是如此。其实,对这次学术讨论,有关部门和领导,也一再说,不管你的观点正确与否,不受任何人干涉,打压;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的文章虽然绝对是对的,因为官方不喜欢,说不符合阶级斗争正统思想路线,对我,当然还有许多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不客气了,我们倒大霉了。是一场十五年的漫长大灾难。

  我文章发表最初几个月,大家都说好,鲜明的观点,充分的论据,说理透彻,是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但大概是当年11月某天最高当局以评论员的名义在一家官方的最权威的理论思想杂志上,不顾宪法,无视党章,更不知羞耻地吞食自己说过的话,将这个学术问题上升为纯政治问题,说持某个观点的就是和党唱对台戏,搞修正主义。自此,报刊上都一边倒地批判同官方不同观点的文章,那是什么批判,是声讨,是流氓无赖骂娘,侮辱你人格,给你无限上纲上线。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某天,一整版几乎是对准我的专栏,大都是冒充工人阶级坚定立场的“豆腐块”,其中“一块”气势汹汹:你,王某(我文章的化名)为谁摇旗呐喊?你是为被我们推翻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赶走了的帝国主义摇旗呐喊!你是为你们失去的美丽天堂、花天酒地日子摇旗呐喊!告诉你,这是妄想,绝对不会得逞!

  其实,从共产党和革命的立场上说,我本人绝对是一个极为纯粹的人,出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小时候就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教育,而且成份好,亲属中大有人共产党八路军人员,本人14岁入团,16岁初师毕业报名参加抗美援朝,18岁入党,虽然后来没有去成前线,但作为一个解放军军校学员,已经作好了随时为国牺牲的准备,之后十几年中一直受到组织信任,我自己更是相信组织、忠于组织和服从组织,现在竟因为一篇文章就成了另类,当作阶级敌人打,太无法理解!

  我极端不服气,一遍又一遍,一个字又一个字地看党章、宪法和毛泽东关于言论自由,党员、公民有权参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讨论的论述,说什么也找不出我错在哪里,反动在哪里?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说的很清楚,是党的也是国家的长期方针政策吗?你想不通归想不通,人家照样收拾你,除了报纸上的连篇累牍的大小批判文章外,数不清的大小会议,大到市里几千人批判会,小到五六个人小组所谓帮助会,都给你扣大帽子,上纲上线,说是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王本人虽然不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敌人,可是他已经被资产阶级拉过去了,已经成腐化分子了,等等。当初那个编辑我文章姓刘的来了180度大转弯,前后判若两人,开始一再说这是学术讨论,即使政治问题,一个党员也有权在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此时不仅只字不提,反而一口咬定这不是学术讨论问题,而是是否听伟大领袖的话、遵守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问题,你的文章很反动,居然说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问题,现在你唯一出路就是老实接受批判,认罪。

  我确实老实了,对所有的批判、谩骂等等,虽然一直非常反感,极端不满,一句也听不进去,但嘴上一概“接受”,1965下半年,批判结束,单位组织给我的结论:严重政治错误,但没有处分,没有书面记载。谁知,在残害人类良知的文革中,我的问题上升为反革命,划为敌我矛盾,非法关押牛棚2个月,受尽了人体和精神折磨,侥幸的是保住了生命,活了下来。我们曾长年累月当神敬的那个人,并非万岁、万万岁,和大多数人一样,只不过八旬多点就到马克思那里报道了。随之,他搞的尤其文革那一套彻底废弃了,颠倒黑白和变真理为错误的时代过去了,我文章的正确性重见天日了,我翻身了,我可以挺胸大步走路了。但是,从开始无端受批到这一天,整整15年,这正是我人生最宝贵的青壮年时代,被他们剥夺、摧毁了;同时,我之前坚定的信仰彻底动摇,改变了。

  半个世纪来,我从来不曾忘记当年晚报理论版刘姓编辑前后对我的两张嘴脸,和当面指我反动,或报纸文章或大字报“狗血淋头”骂我的那些人,他们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们的作为,我内心深处是不会原谅的——因为很简单,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给我说句道歉话,虽然我知道他们嘴里说不出“对不起!”的原因:我们只是跟着跑,那上面一层层一级级,至到最高顶峰,还没有发话呢!所以,即使今日,在有些文革中扮演过不怎么光彩角色的人,例如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宋仁穷的女儿宋彬彬等,已经对被害人道歉的状况下,也很难唤起他们的良知。

2014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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