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真相被屏蔽的年代，民权的黑夜仿佛没有尽头。很多人在装睡，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犬儒主义笼罩了大多数国人的精神空间。成都——被喻为中国民间话语第二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是醒着的。
曾几何时，我试图不去想这世上的种种困难，否则，人就会感到窒息……但是，红色政治学的惯性逻辑与行为，如同幽灵一般，笼罩了我的正常生活。这个幽灵的名字，就叫国保警察，其行政权力凌驾于宪法之上，专门管控异见人士。如同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老大哥无时不在，无刻不在，却从不露面。共产党确实变了，它不再满足于制造恐怖事件，而更在乎制造恐怖氛围，如同“吊灯里的巨蟒”。你走吧，离开我吧！天还没有亮呢…… 天没有亮吗？成都的夜是没有尽头的，可是我和成都的交集却走到了尽头。走开！你们这些晃动的影子。
在国保警察的语法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人格底线，只有领导意志和所谓的“政治正确”，在“党性”的侵蚀下，人性弱化了，消失了。只剩一个不伦不类的维稳体制在指挥他们的思维与行动。
一．无聊与狡猾
2006年4月15日，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到成都办事，我们成都的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已经商量好如何接待及相关事宜。与此同时，国保警察的网已经撒开。早上，一阵很不礼貌的敲门声将我惊醒，透过猫眼一看，两只便衣与一只制服警察正在门口。“在这里说还是到外面去说！”你很难想象这是中国公安人员的语言方式，与黑道口吻如出一辙。而且，是以“国家”的名义。依法行政成了一个神话。面对这种情况，镇静，是我唯一的武器，死磕才是硬道理，我别无选择。“红道黑道，要讲公道。”对方用黑道语言出招，我用同样的黑道语言应对，第一回合算是打个平手。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说话了：“有话咱们车上再说。”下楼，上警车。车内气氛沉闷，令人窒息。一场双方的心理较量开始了……很快我们就到了西安路派出所，领导一个眼神，其余两人便识趣地走开了。
二楼会议室，椅子杂乱无章的横了一屋子，桌子上散落了几张废纸，无人收拾。“我姓陈，市局国保的。”说话间，直接递过来一包烟。我顺势接下，点上一根后吐出两个字：“问嘛。”“小学在哪里上的？”我靠！一听这提问方式，就已经明白了，今天市局是来拖延我时间的，其目的就是不让我们会见高律师。这类无聊的问题问了大概两小时。“休息，喝茶，等下再问。”当然，这一切都没有相关的法律手续。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不公正的统治，经历了一个武装团伙对民众的恐吓。我早已经超越了恐惧。
第二阶段的询问，就更加明火执仗的违反中国相关法律程序。“你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你怎样看待法轮功？”“你还要继续参与成都读书会吗？”
“你认为成都读书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只需略知中国法律，就能明白，这种询问方式，不是依法行政，而是公开制造冤假错案，确立项目，吃项目，然后再向上级要权要钱要人，维稳产业链就此形成。对于这些弱智的问题，我当然有问必答，一个钉子一个眼。“成都读书会我是一定要参与的，至于组织一说，我不敢苟同。读书会一无章程，二无花名册，想来便来，想走便走，何来组织一说？况且，成都读书会也只是一个民间的话语交流平台。”数十年的中国经验告诉我，这种关键的细节问题，我的回答必须滴水不漏。最后，询问笔录做完，我签字。询问人却不签字，而且，也不填写询问时间，询问地点。这样一来，国保方面在“程序”上，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为篡改笔录留下了足够的运作空间。此时此刻，我能和国保讲法律吗？陈国保的脸上露出了诡异和满足的笑容。但是，我敢肯定，他一定不敢把今天的故事讲给家人听。我不想和国保讲法律了，反正我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后面的节目也就顺理成章了，由陈国华国保找了家附近的餐馆，用纳税人的钱大吃一顿，当然，酒是少不了的。陈国华的眼神告诉我，今天是对我进行全方位摸底，一斤白酒，我六两，他四两，我杨雨不会输给他们。最后就是双方互留手机号码，随时交流，实际上就是随时管控。“下次开读书会通知我。”“没有问题，我群发简讯。”国家公务员和中国公民的宪法身份，在酒精与红色政治的作用下，仿佛都成了《水浒传》的人物，共和国的政体与江湖流氓习气交织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或许能读懂中国……
二．草木皆兵
2008年12月26日，家里又迎来了不速之客。“我们是金牛分局国保，请跟我们走一趟。”我平静极了。前几天北京广州相继传来消息，凡是签署了《08宪章》的人，全部要进局子问话。警车很快就开到了金牛分局，乘电梯上九楼，入政治科会议室坐下。这次笔录比较正规，尽管没有相关法律手续。询问人梁小斌，记录人文彤。问题是早就拟好了的：哪里看见的《08宪章》，为什么要签署，有没有进行传播，用什么方式传播的……最后，官方口头宣布，严禁参与和《08宪章》有关的任何活动，否则，立即抓人！一份民间起草的政治诉求档，竟然掀起全国性的非法询问事件，这个政权，如同惊弓之鸟，在惶恐中注视民间每一个可能引发政治改革或公民运动的文本。表面经济的强大没有使这个政权更加稳定，反而使它更加焦虑和不安了。
自从2006年4月15日以后，成都市公安局国保陈国华几乎每月都要约谈我一次或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读书会的问题，以及我本人发表文章的问题，约谈地点不定，有时在餐厅，有时在茶楼。遇到敏感时期，还会把我接至旅游景点呆几天。类似的约谈，中国绝大部分异议人士和异议作者都经历过，因此，对当地公安国保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基本上都有一个大概的掌握。但这次《08宪章》事件，竟然在全国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波，显然是触动了中共最高层某条敏感的神经，因此才会弄得全国风声鹤唳。过了几天，我相继给北京和贵阳的异议作者打电话交换看法，终于得知，此次国保关于《08宪章》询问的问题，全国都是一样的。最终，这次全国性的非法询问事件以刘晓波博士的入狱而告一段落。至此，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共产党内心深处的恐惧与虚弱，一个害怕民众讲话的国度，到底是人民共和国还是封建王朝？
三 夜半惊魂
2008年四川地震期间，我与艾晓明谭作人进入地震灾区拍摄纪录片，后来，谭作人继续从事遇难学生调查，被周永康集团构陷入狱五年。在谭作人案件中，成都公安局国保陈国华应该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当然，也是维稳产业的受益者。在谭作人被拘押期间，陈多次与我约谈，主要观点就是谭作人“很讨厌”，“不听我们的招呼，我们就要弄你们”。当转型正义到来之时，我们一定要审判他。该案件引起了全球媒体及全球正义之士的高度关注，成都当局定于2009年8月12日初审谭作人案件。2009年8月12日凌晨3点，成都国保警察的政治羊痫风发作了……
“砰！砰！砰！”一阵猛烈的砸门声将我惊醒，透过猫眼一看，原来是金牛分局的国保梁小斌带队来了。“什么事情？”“大家心照不宣，就不用挑明了。”妈的，这就是成都，一座所谓的“法治城市”，当局为了不让我们出庭作证，将数位证人都用这种方式控制起来。此时此刻，如果我手上有一把54手枪，我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完成一个知识分子到暴民身份的转变。因为，在他们砸门的同时，我老婆还有20天就要临产。但是，理智告诉我，我必须像孙子一样跟他们走。
警车很快就到了派出所，梁小斌这厮一转身便跑了，把我扔进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值班员警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啥事呢？”“国保不让我们出庭作证。”“唉！我们也没有办法。”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警察内部，对国保的所作所为也人有持不同看法。周永康集团发明的维稳体制，可以说在民间与官方都遭到了强烈反应，这种以政治正确之名绑架法治，以领导意志侵犯公民权利的做法，终究会遭到历史与现实的审判。
矿泉水喝完，我抽了两支烟，将办公桌上的杂物收拾好，在办公桌上躺了个“大”字，睡了。早上8点，外面一阵闹哄哄的声音将我吵醒了。我迷迷糊糊透过窗户向外观察，好家伙，此时派出所的院内数十人在乱窜，如同一个杂乱无章的餐厅厨房。用成都民间语言来形容这个场景，就是“屎胀娃哭豆浆溢。”
我要围观这场拙劣的法治猴戏，我赶紧起身，向外走去。此时，负责看管我的一名协警要我站住，“滚！老子轮不到你来管！去给我买包烟来！”我很快走到了接待室门口的椅子处，选了个最佳位置坐下来，围观这场猴戏。我注意到，这数十人的胸前都戴了一枚小徽章，以识别“自己人”。“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法院的旁听席坐满，那边抚琴派出所的任务更艰巨，要维持法院周边的秩序……”讲话的是个共产党的妇女干部。“现在你们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认认真真造假的时代，在太阳下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对附近一个腰间别枪的刑事警察说。这个刑事警察往地上啐了一口，骂道：“妈的X，上面一天到晚求莫名堂！”也就是说，但凡还残留一点人性，都知道谭作人案件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冤假错案，周永康集团的维稳体制，不仅绑架了国家法律，更是一种“平庸的恶”。
四 结语
从策略上说，我们更多的要用公民不服从，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来应对共产党的各种疯癫政治话语和行为，立足公民社会的建立，不断给共产党在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层面施加压力，使它在作恶时有所顾忌。因为所有的事实已经表明，共产党声称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一说法，只是糊弄西方国家与联合国的谎言而已。
共产党需要认识到一点：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只有当中国政府负起责任，承认其周永康发明的维稳体制是造成当下中国大多数问题的真正原因，令人不安的文章才会消失。最近，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刘军宁说了一段非常清醒的话：“二十多年前，一牛津教授告诉他的研究对象是乡镇企业，我不再往下问了；十多年前，一哈佛教授告诉他的研究对象是村民选举，我就不再问了。当今常有海外学者告诉我他研究中国改革的未来进程，我也不往下问了。死马也许值得研究，但是不值得当作活马来研究。”中国梦的表演就让他表演去吧，梦，总有醒的时候，没有一个演员能够永远站在舞台上。所以，就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而言，已经是超越恐惧时候了！
2014/6/12 5:4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