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年底周永康事件开始传言以来，围绕此案，国内国外都有诸多议论和猜测，尤其是今年7月29日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以来，各种报道和评论更是汗牛充栋，总的来说大致有几种观点：一是习近平真心反腐，开创政治新局面，二是，习近平为了权争而反腐，打掉潜在和遗留政治对手，削减江的影响力，三是习近平要在党内立威，四是强力反腐拉拢人心，巩固民间权力基础。
对于中共的宫廷政治，我们知之甚少，向来很少关注，至于习近平个人立威，可能也只是意味着他不过是红色江山的代理人或延续者，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关联微弱，而且很明显，习近平多半是不允许公民参与反腐的，对网络意见领袖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运动大力打压，便是最好的事实明证。目前我们对习近平的最后政治底牌还很难摸透。但是，既然周永康作为“大老虎”被拿下，那么，周永康集团或周永康思维方式下，当局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能否在清查工作中得到纠正或者是部分纠正，是习近平反腐壮举之政治指向的风向标。如果中共当局仅仅是清查周永康的贪腐问题，那这样的清查根本得不到民间的认可，只会使中共在“内斗”的谈论中陷得更深，因此，唯有清查周永康对中国法治的破坏，才能得到民间的认同。
倘若当局连一个具体的周永康执掌“维稳”大权时制造的冤假错案都不纠正的话，这正好印证了中共内部权斗以及巩固个人权力保卫红色专制王朝的说法，也为中国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将来继续在这类话语框架下大做文章提供了口实。如果中共想要避免这方面的困扰，必须在清查周永康和党羽时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行为，对其执掌中共政法委期间制造人权灾难法治倒退的罪行做必要的清理和纠正，方能在民间树立法治信心，进而有效进行政治层面的“危机管理”，否则，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会被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当作饭后的笑柄。正如学者丁学良指出：“周永康集团在十多年里违法乱纪犯下的恶行、造成的冤案是极为可观的，鼓吹一步到位、彻底清除是没有实际可行的意义的。不过，在目前正在进行的针对周永康集团的清理工作中，翻出几项具有普遍典型意义的案件，在法律上和技术上都不是难以操作的事情。而其中因当年的汶川大地震引发的上述案件，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
第一，它把周永康“大老虎”伸手最深的地区和产业部门连接一起，这些地区和部门是重度受害的地方和部位。手术刀在这个连接点切下去，综合医疗效果会更佳。
第二，它在中国国内和海外，过去一直是最激起公众怨恨的周永康集团的劣迹之一，重新依法处理这一遗留案件，大大有益于法治的进步。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推进法治为主要议题，拿出几件典型案例给予正义的处置，大合民意，广得民心。
第三，谭作人他们几位做的那项调查和基于实际灾情提出的改进建议，在中国这样一个地震多发国家的广大乡村地区、穷困集镇（比如目前正在严重受灾的云南昭通），具有特别普遍的公益价值。我们都知道那句名言：“地震并不杀人，杀人的是建筑物”。我要补加一句：“地震区的建筑物并不杀人，杀人的是这些地区老不能根除的贫困和贪腐”。
而汶川地震校舍的错案，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之一，在周永康当政（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十年中还有更多类似的案件，需要在这个时候被重新提起，并用真正的法律准则去重新审理。”在此，我们认同丁学良先生务实的主张，只有从具体的案件，具体的个人出发，逐步清理周氏集团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中共的反腐运动才能真正获得民间的认可。众所周知，谭作人案件是周氏集团统治政法系统期间，有意制造出来的重要案件，这个案件对中共形象的恶劣影响，至今仍被众多海内外良知人士反复提及。所以，即使中共作为一个政治机会主义者，也应该具备起码的谋略与行动，立即纠正谭作人案件，用具体的行动回应民间诘问与国际社会。否则，任何停留在口号宣传上的反腐与法治，只会让中共在民间与国际社会更加的不堪和焦虑。
所以，中共当局只有破除周氏集团发明的“政治正确”迷思，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具体解决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方能部分避免民间与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羞辱与嘲笑。
以上背景之下，谭作人案件就是测试习近平到底在反腐还是内斗的一块试金石。因此，无论从习近平个人还是当前的反腐运动来说，纠正谭作人案件，是一个“双赢”的举措，一方面收拾民心，另一方面让国际社会看见了此次的反腐运动并非一味内斗。如此赚取政治资本的生意，你习近平政权都不做，我们只能说习氏政权及其智囊愚蠢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