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从英国奠基以来，各国都对原有财产关系的改造都不可避免，剥夺原贵族的，分给资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土地由原来的不动产变为动产，纳入金融化的轨迹中来。罗马法在欧洲就是应此而复兴。
共党灌输是社会主义，就认为是社会主义。要把被中共洗脑的重新洗回来，只能依赖于老一代的死亡，四五一代关于民国后的历史认知，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意识形态歪理，被灌输的歪理。
经济基础决定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骗局，用来夸耀正好是那个经济阶层的人，其特殊利益就是普遍利益。社会主义制度是对单位人对“不正确者不得食”的恐惧，获人上人特权的感恩戴德，利益是通往其灵魂的阴道。资本主义宪政是单位人成为流民或内心移民之后的感恩戴德。否则只有宪政与专政的对立，与社资无关。
经济决定论是个意识形态的谎言，而且49年之后，只有国内殖民加上分赃机构，哪有什么社会主义，除了宣传里面有之外，政治经济学上的制度，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前后三十年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学理不通。相反民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国有很多社会主义，安福系执政的时候，就是搞社会主义。
专政手段注定永远阻挡目标的实现，推到遥远的彼岸。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目标从来就没有与共产党内在的结合在一起，而是旗帜用来骗人不实施，专政革命手段用来夺权，49后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
马英九禁止大陆渔船到钓鱼岛，大陆人民挺高兴，打了土共脸，压根没有伤害民众，能去钓鱼岛的那是国企，与民众没关系。为什么有那么多带路党，因为大陆遭受打击，民众并不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民众本身相信自己社会本身就是其根基不会动摇。遭受打击的政权与国企，自从工人下岗了，民众与之没有血肉关系了。
我在民国诸国父的政治思想和民国之至今的民生政中找到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让人民受益的国家社会主义，与1949之后征收掠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对立，否定土共的社会主义性 。法兰克福学派有大量共产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此有深入的研究。阿伦特有论述说社会主义的征收，在《共和的危机》中。
看百年中国，不要被国共内战所拘捕，尤其是中共的意识形态，要看现代性本身的进程。财产关系的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与中共无关，他是现代性本身的。中共干得好，也并不是独家的，干的坏也不是独家的。
那么有着民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土共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径截然对立。孙中山相信自己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否可以相信？民国意味着的现代性的根本性解决。1911年到949年再到台湾之路，是不是孙中山的延续。
政治问题处理，为政治技艺，不为个人认识立场。民生与共产主义不同，民初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大政府乃至控制经济，并不屈取决于有否民生目标，而是取决于官僚体制自身扩张的逻辑和民族国家竞竞争军事化的背景。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并不是作为党内思想路线斗争，而是塑造未来的秩序。
沿着古典的路径，黑格尔最初两种区分，一种是政治科学，一种政治经济学。不从意识形态，尤其是关于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出发，而从不抹杀手段与目标之间的鸿沟，手段反过来审视1949年的国家资本主义。
单位人的社资之争
中共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专政，专政与宪政是对立，无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有社会主义宪政与资本主义宪政之争，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单位人，其自由诉求与逃避自由诉求，都基于单位人这一身体性。对于农民工来说，只有宪政与专政的对立。
作为被殖民地的农民，不是宪政之下合适的公民，距离宪政很远，在地平线上。但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单位人流民，更远，在地平线之外，远在天涯之外。因为身上被社会主义塞人歌声变成1949猪猡的痕迹还在，他们深陷社资之争，捉急摆脱单位的限制，故病毒还在，且很容易变为新左派，渴望单位的秩序保护。我在《站在方励之的肩膀上悼念之》中论述了单位人的政治精神问题。
后文革共识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判断，那就是中共是封建专制之说，就是从单位人的嘴里说出来的。中共党体系凌驾于各种单位之上，只求政治统一性，但没有办法单位本身条快化，有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也就是类似封建分封的自然倾向。毛泽东一直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单位人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不管是支持社会主义的利益阴道通往灵魂，还是支持摆脱“不政治正确者不得食”恐惧的资本主义，陷在社资之争陷阱里，都是中共体系内的单位人。后者是在单位外围流转的流民，或摆脱了生存恐惧的“内心移民”。固然流民与比起单位人要更靠近宪政，但比作为单位人参与49国内殖民的被殖民地的农民，更远。
被灌输的人，当然拿着灌输的内容，找党说话，可是党是骗人的，不同的场合骗不通的人，用左派语言骗左派，用右派语言骗右派，也就是有凌驾于左右之上的统一性或者权力政治。它有着长期一致的骗人逻辑，驾驭意识形态，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所驾驭。
大陆舆论界包括海外，都沾染着严重的专制病毒兴奋剂依赖症，越与专制沾边的，越容易形成讨论高潮，如社会主义宪政。我参与讨论中共党媒设置的议题，都会捏着鼻子拧着眉，表现出来被迫感和摆脱的渴望。之所以参加讨论，是把社会主义宪政以及改革路径作为专制组成，为打到专制而为。
关于社会主义宪政吵来吵去，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都是红屁股的猴子，前提预设都是错的。我在悼念方励之的文章中提出改革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几乎都是单位人受不了约束逃离。90年后的新左派背叛，是忍受不了逃离无根而渴望回归单位保护。就如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历程。
不管是左右翼单位人，还是走不远的内外移民，都无法区分社会主义这个词，到底是平等目标还是专政手段，赞成和反对都把二者一体化。对社会主义的痛恨，根本在于对单位的人身控制的痛恨，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以及对私人生活的，对市场经济的感恩戴德，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对这种人身控制解放而有的。
首先得厘清下社会主义是什么，到底是共同富裕平等理想，还是专政，当然我们得到的是以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专政，目的再美好与我们无关，而手段之后果残酷暴虐皆转嫁給我们承受，区分社会主义到底是哪一种，其意图在于该不该正视或者拯救被专政手段所奴役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其中冲突和张力值不值我们去资产重组。其次，基于刘军宁老师作为单位人受奴役-自由解放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体验，资本主义是作为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立物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未必是历史现实，而是更多的是批判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是批判于社会主义而反射出来的镜像，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过于极端，后来走向了福利国家之混合。自由至上主义在改革初期，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对国有单位人的控制就行强有力批判，但到了三十年后，这种批判是否招数过老，破绽百出。再其次，正如社会主义平等理想与专政有着巨大冲突，只是在共党体制的吸纳精英中被转化，被延迟；资本主义理想与专政有着更大的冲突，共党体制同样用吸纳财经精英的方式转化延迟，但效果不及前者。改革时期的资本主义理想，如果放到民主化后来说，可能更容易与现实和解，结出好果子。在当前还是别坚持的好，理想再高，即使能从当下现实中出污泥而不染，也没法拯救当下的现实，既然是污水，就让污水去死吧，不能说污水有水分子，含有学理上纯净水结构，就想这摊污水能治理好。
政治是希望与绝望分配的技艺。我的观察是，从几年微博兴起，社会上的人拥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就与体制边缘的知识精英进行辩论，所谓的网上改良与革命立场之争，该不该反对公知，关键就在于这个体制还能不能寄托希望。可以说是社会对体制发动了希望毁灭战。这时候左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因为与改革官僚权贵体制冲突，而文革也仅仅作为改革存在问题的空洞批判，所指与能指撕裂对立，而与体制分裂。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由宪政理想，还是平等理想都对体制死心。这个体制的政治救赎能力归零，剩下的就是维持恐惧分赃，就像一个晚期癌症，活得一天算一天。希望与体制的割裂工作变为民间左右翼的工作，给体制制造虚假希望变为官方与左右公知的工作。朱厚泽临终前曾说，没有希望，大家觉得有希望是因为有我们这一些老人在，可是我们老人觉得没希望。也就是说，体制内身份，以及对体制身份的认同渴望，担保维系了左右虚假希望。这种旧秩序的身份，而不是体制本身，是当下政治话语的最后保障。我们需要逼迫人们，到底是继续把希望寄托于体制，还是彻底断裂。
我回头去看这个体制与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和自由宪政理想的关系。自由宪政理想好说，毛泽东曾经哈哈大笑，上了我的贼船。就社会主义理想而言，就像塞壬歌声一样迷惑过绝大多数人，但是必须指出，正如毛泽东一贯反官僚，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仅仅是投射和移情于这个体制，从来没有进入这个体制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当有国民党专政作为敌人时，好像和共党二位一体。那一些去延安的学生，到了就发现自己是上当了。当没有外敌紧紧逼着，自己掌权时，就是靠成为组织的人，来保证教义和自己发生联系，打个比喻教会与福音，成为教会的人是容易的，但不好说就是真正基督徒，信仰与组织的对立在共党哪里冲突很大，只有靠制造外敌，制造恐惧和各种政治巫术，散发迷雾才能不让人看清。
49建政后，毫无疑问有毛作为教皇，在文化政治或者宗教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是漫布中国各地，可是在政体和组织上，于此南辕北辙，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国内殖民和等级制度。在毛那个时代里，似乎在共同体里，能忍受敌理想的制度，就像在战争中能忍受军队等级。在毛死后，敌基督的担保不在了，等级制度遭到激烈抨击。如果毛的位格，可以当做替代民国国体的”象征”，那么即使在毛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也仅仅是通过敌基督者毛在这里体制的降临，而得以投射移情，而毛同样是官僚的总头目，这种毛身上的二律背反取消了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与体制的紧密关联。工人简单的说，因为分到点利益成为组织的人，才念叨社会主义好。作为个体，成为组织的人，与信仰社会主义可以”混合”在一起，作为国家整体，目标理想与现实是可疑的，弱关联的。从政治贱民农民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就是向他们无止境索取和掠夺。分到好处的，是党的人，自然把社会主义当做自己的，被掠夺的，是党组织的敌人和准敌人的，有怨言有割裂渴望，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只要不成为党的人，就看得清，社会主义革命与党，与49体制是两层。在49年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以及平等等革命理想，以政治文化或者政治宗教方式存在，并不存在于现实权力体系当中，这是等级与隔离体制。也就是如果没有毛和文革，中共就特清楚是一个权贵官僚体系，从革命到掌权至今都是。毛又是这个的总舵主，又是反对者，搞乱了这种清晰认识。
在中国，“社会主义”民生仅仅是政府饭桌地下的喂狗的面包宵。不要直观地看改革时期生活好起来，辛苦干了六十年，总比干了三十年积累的财富要多，好起来不过是面包宵多起来。越努力掠夺越大，面包宵当然也会多起来。还真不是改革的功劳，还是自己干长时间的功劳。 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战俘 这种国人作为战俘的真实被掩盖，是因为其中的一部份被变相科举提拔为奴才，与党国有了人身亲近性，变为“我党”的人。2003年我写过拉家渡《八二届》知青的书评，就初步写出底层战俘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改革后历史由底层的背叛者和最痛恨底层的“我党的人”书写，为了掩盖乱臣贼子，肯定“我党”。
历史上落后文明部落把文明国度雀巢鸠占之后一定把自己的鸠毒，落后的制度凌驾于被征服者身上，一开始带有原始军事禁欲质朴之风然后立即腐烂。如占了罗马的蛮族，占了中原的蒙古人与满清。山沟沟出来的土狗亦同。并不是社会主义红色，而是“抢江山抢女人抢钱”黑色潜规则支配了49后权力运作。
对49秩序的解放渴望，如单位人在改革中的自由化，是无法逃脱49秩序的，比为49秩序所捕获收割。这是一种挑战回应的身体分泌物，永远在设置历史议题的主人手中是被玩的老鼠。效忠与叛逆，都是加强父权的小动作。所以要打破牢笼，需要自我打破，从单位人的自由渴望，转轨为民国降临的叙事。用民国击碎1949秩序。
“新社会主义”
民国奠基开始，孙文就把民生放在首位，并且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民生。民生问题对政治问题的纠缠和干扰，是人类政治历史从来没有解决好的，英美不过是幸运到用技术进步避开了，也就是我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人口的民族国家，民国承担的世界历史精神使命，就是英美避开的，我们得直面，用实验性政治，在这个问题上赶英超美。这一些都是我民间“主义新社会”的思考。
近年兴起的民间“新社会主义”其实很不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民社会维度，从公民社会内部出发重构秩序。这也是我从挣脱左右之争开始，想建构的“新社会主义”。
回到八九与太阳花的退场比较问题，八九就是党的幺女幺子闹党妈的事，是一场党内运动，没有公民社会根基。我问郑旭光，他否认学生与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有同一性。八九毫无民间独立性，毫无退场机制。而太阳花有公民社会基础，退可退，再进也可进，不是一次性生意。我们背书维权运动时，就是以八九的党内性缺陷来做克服课题，直接为将来广场革命补公民社会基础，还有解决八九的组织性缺陷，变为无组织的组织。这在我的文章中十年来写的很清楚，这需要重建公民社会的“新社会主义”来解决。
“新社会主义”是我们经历了极权主义对我们的总体攫取和改造，社会也承受了摧残，人性与社会会一度变形，但会在个人融入社会中，在社会的自然本性与自组织中回到正常，单独个体即使极端反对极权，但往往还是极权的病毒，绝对个体的无政府主义另外一面就是极权主义，反毛的还是毛粉。但是社会不同，它有足够的张力与多元复数性，让个体走入社会重建。这就是我远离个体维权，推崇群体性维权的理论基础。公民社会是我们退无可退的绝地，防守反击的根据地，极权主义的摧毁和意识形态的覆盖，只能让社会的自然本性再次焕发革命性力量。柏拉图也承认极权主义是不可能彻底摧毁社会根基的。
我提倡维权还有一点，就是为民间毫无作为绝望情绪渐浓，提供一个疏导渠道，如果一个八九人士去做维权，他就会觉得还有用，还有力量和杠杆来推动出路。最为绝望和怨恨自己人的，就是不行动的，不参与公共的，不肯为民众服务的，他们就坐等，就让民众给他绝对的个体自由，来这个世界，就是“掠夺”和无止境占有这个世界。现在绝对个体的无政府主义中，很容易自杀，觉得这个世界就欠他的，怨恨全世界的人最后怨恨自己。改变这种心理，只有行动维权，在为民众服务重建公民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自我实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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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8 12:1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