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 访 人：刘华
受访时间：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５日
受访人简介 刘华：女，出生於１９６３年，辽宁沈阳苏家屯人。因土地维权多次进京投诉，遭到当局报复，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先后五次遭到行政、刑事拘留，被劳动教养三次，劳教期四年。系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人，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中的主人公。
马萧（以下简称－马）：让我们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来，请您谈一谈最近两次遭受迫害的实际状况，首先请谈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被刑事拘留的经过。
刘华（以下简称－刘）：这是辽宁省沈阳市警察针对我的第四次“绑架”行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辽宁沈阳苏家屯的警察在北京阜城门找到我，连夜把我从北京带回沈阳苏家屯公安公局，开着警车一路狂奔，从北京到沈阳大约只花了不到十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警察没有向我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２４日、２５日，这两天把我临时安置在苏家屯公安分局的一个小房间里，这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堆放“扫黄”成果的场所，这间小屋本来就不是用来关押人的，里面没有暖气、没有被褥，整个小房间就有一个破木沙发，还有一块木板。当时，由十二个警察轮流看守我，四个警察一班，三班轮换，也没有正式的审讯程序，我就是在这间小屋内过的圣诞节。
１２月２５日晚上，警察将我送到了沈阳市棋盘山“维稳”调处中心，所谓的“维稳”调处中心，其实和信访局一样，并不是给“维稳”对象解决处理问题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黑监狱，专门用来非法关押上访人员。在这里，上访人员不再由警察负责看守、监视，而是全权由调处中心来安排，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流程，警察把我送到这里之后，相当于给自己解了套。
调处中心经由我生活的那个乡镇政府协调之后，从我所在的那个村找来了四位村民，专门负责看守、监视我，调处中心还专门给这四位村民颁发了所谓的“陪护证”，这个“陪护证”挂在每位村民胸前。当然，调处中心不会做无本的买卖，负责看守我的村民每一天的工资是一百块钱，四位“陪护人员”一天的费用是四百块，除此之外，每往这里送一位访民，被投诉的单位——我所在那个村的村级组织，都必须向调处中心交纳６５０元的费用，因此，我所在的村级组织每天必须花费一千多块钱。
等到２６日中午，我的手机没电了，于是，吃完中饭后，趁监视我的“陪护”人员比较松懈时，我看调处中心外面的铁门开着，就借口出去散会儿步，“索”的一下窜出铁门。在距离调处中心二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卖部，我在那里买了一个充电器。这么多年来的上访经验，使我对一些事情保持高度的敏感，只要手机没有被警察强行没收，我就会尽量将手机充满电，以应付即时之需，比如，随时和外界保持通畅的联系渠道，而且，我会尽一切机会用手机将我的所见所闻现场拍摄，作为日后控诉警察的证据。
这样，等到我将手机充满电之后，我将这个调处中心的内景全部拍摄下来，这个调处中心的被褥、吃的、用的，几乎和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是完全一样的，换句话说，将调处中心换一块牌子，就变成了劳教所，将劳教所换一块牌子，就变成了调处中心，两个地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当时隐隐有一种预感，怀疑警察不会轻易释放我，有可能继续将我“劳教”，于是，等我拍完照后，我提前把我拍摄到的东西，包括手机和手机卡，偷偷地交给“陪护人员”中一位我比较信任的“陪护”村民，让她把我的手机带出了这个调处中心。
就在２６日上午，我的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经过几天的颠沛流离，我开始犯病，血压开始上升，调处中心有专门负责量血压的医生，但这位医生只负责量血压，并不开药、治病，而且医生干活也不是白白服务的，量一次血压收费五十元，一天量几次就收费几次，由被投诉的单位负责报销。
当时的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多度，正是东北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下着好大的雪，屋里又没有暖气，而我的病情又在急剧恶化，调处中心害怕在里面出死亡事故，于是，在２６日晚上又紧急将我送回苏家屯公安分局，警察又将我安置在先前那间“扫黄”办公室。
在这里又呆了一天，到了２７日晚上，警察告诉我，骗我说带我去治病，实际上是将我直接送看守所。大概在晚上十一点，警察将我送到了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体检完之后，警察准备给我拍照，我知道警察又在哄骗我，心里非常愤怒。体检的时候，我把内长裤脱了，顺手搭在肩头，体验完之后，那位送我过来的警察过来拖我去拍照，我冷不丁地“啪”、“啪”给他甩了两记耳光，然后从肩上取下裤头，就这么套在那个警察的脖子上，把他连人带头反手背在我肩头上，这个警察的个头没有我高，我使劲地拧紧裤头，把他的头反背在我肩上，他没地方着力，被我拧得动弹不得，我一边使劲一边骂他：你敢骗我！
这么多年和警察打交道过来，我对他们的人格相对比较了解，这些人都是些欺软怕硬之徒。对付警察，你不能太牵就他们，让他们感到你很软弱，如果你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他们就会觉得你好欺负，这样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而如果你表现得强势一些，他们就会有所忌惮，不敢对你太过放肆。
果然，看守所的政委一看这场面，知道我不好惹，就站出来打圆场，当和事佬，说：算了，算了，刘华不照就不照。就这样，将我从苏家屯公安分局送进了沈阳市第一看守所的监室。
本来，看守所有专门的过渡房，新送进去的人一般都得在过渡房呆上半个月、一个月，等到她熟悉看守所的内部规则之后，再等待重新分配新的监室。但他们没有将我交过渡房，而是直接送进了监室，分配在三监区的１２号监室，这个号主要关押着已决犯人和重刑在押人，光杀人犯就有四五个。
过了两天，看守所又将我从１２号监室调到１０号监室，这个监室全部是已决犯人，并且都是专门在看守所服余刑，不再分配到监狱去的余刑犯人，在看守所，这些犯人叫“杂役”，由１２个“杂役”专门看守我。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血压高的时候达到１８０度，血压低的时候只有７０度，两极分化相当严重，我的精神状态十分萎靡，整个人迷迷糊糊，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但除了给我一些降血压的黄色小药片之外，看守所并没有给我治病，只是要求那些看守我的“杂役”不让我睡觉，每过二十分钟就要把我摇醒，狱警的说法是：如果我的睡眠时间超过十分钟，就可能无法再重新苏醒过来。
到２９日晚上，又把我从１０号监室重新调回到１２号监室，在这里一直羁押到送往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在此期间，为了抗议警察对我进行的非法“绑架”，我一直拒绝穿看守所为在押人配的“马甲”，就是看守所的“号服”，并且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躺着。而看守所的狱警找我谈过几次话，拿我的人身自由作为谈判的筹码，威胁我不要再上北京控告警察对我施加的滥权行为，否则他们会再次对我进行“劳教”，显然，我不可能接受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１２月３０日晚上，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头疼、呕吐、腿部浮肿，还有肾结石，我在炕铺上疼得直打滚，但看守所却始终不闻不问，不给我治病，我按监室里的呼叫器，结果却引来了狱警的一顿责难，狱警过来，但没有进监室，就趴在监室外的窗口上骂：“喊什么喊，等你疼死了，我再给你药吃。”就这样，到了十点以后，狱警才施恩般的给了一点止疼的药片。在看守所，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警察威胁你、和你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你一旦被送进这块法外之地，就没有了任何自主权，除了低三下四接受警察的训斥和虐待以外，不会有任何做人的尊严，这是我这一次被刑事拘留的整个过程。
等到了２０１１年１月７日，狱警见威胁我的行为不奏效，就决定将我再次送劳教所。在送劳教所之前，要给我补拍照片，拍照的时候，我拒绝配合他们，举那块写着我名字的纸牌子，狱警就临时安排一个“杂役”给我举着。等到拍完照后，他们要验证我的指纹，我也拒绝按指纹，整个过程我都不配合狱警施加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几天之后，看守所就将我送往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这是我第三次被“劳动教养”，这一次，我的劳教期被定为两年。
马：请您谈一谈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被羁押期间的生活体验。
刘：看守所的生活，给人的观感首先是拥挤不堪，我所在的监室大约有四十平米左右，平时羁押了２５、２６个人，人数多的时候达到三十个人，平均每平米内要安置一个以上的人，那种拥挤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睡觉，每位在押人睡觉的位置大概也有三个手掌的宽度，非常窄，人躺在铺上，左右都被塞得满满的，根本无法翻身。
看守所给在押人发放的伙食也非常糟糕，每天三顿饭，早餐主要是咸菜、大米粥。中午的主食是大米饭，但这些米饭都是陈旧的大米，没有油性，干巴巴的，无法下咽，不好吃，菜的话主要是萝卜、白菜叶，菜里面是没有油腥味的。晚上也是喝粥，是中午吃剩下的大米饭熬成的粥，有时就直接吃剩下的米饭。至于馒头，一周有两次机会，周三和周五的晚上，平日里只有病重的在押人能够享受吃馒头的待遇。周一早上每个在押人会有一个鸡蛋，这是一周之内看守所改善在押人伙食的唯一机会。
不过，在看守所，只要有钱，在押人可以自订食物，一碗鸡蛋西红柿面条要卖到３０元一碗，也就三两面条左右。看守所里也有小卖部，水果、方便面、饮料、鸡蛋等食物都有得卖，但价格同样非常昂贵，一个苹果要卖到四块钱，一枚鸡蛋在市场上卖五毛钱，而在看守所的小卖部却要卖到二块钱，香蕉卖到１５一斤，草莓的价格更离谱，一小碗包装好的草莓要卖到５０块钱，顶多也就一斤左右。这实际上是在赤裸裸地剥夺在押人的钱财。
在看守所的监室内部，有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一个狱警负责管两个监室，他平时很少直接进监室，一周一般进来一次，主要是检查在押人是否有藏匿违禁品。平时对在押人的管理主要就交给那些牢头狱霸，每周一，狱警会把这些牢头狱霸喊出去，了解监室里每个在押人的思想动态。
牢头的权力很大，他平时不用干活，不用背监规，而且，每天早上在押人背监规时，牢头就扮演狱警的角色，负责向在押人提问。我听说，里面的牢头都是要花钱向狱警买的，听说是五到十万元一个的指标，由看守所的狱警和政委提成。牢头平时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在押人敲诈勒索，利用各种手段刁难其他在押人，比如，在背监规时故意给在押人找茬，再比如，说监室内的卫生没有搞好，等等，借这样的机会要求其他在押人给牢头买好的食物吃，通过收买牢头，其他在押人可以得一些好处，比如，干活的时候牢头可以安排一些较为轻松的活，还有，晚上可以不用值夜班，等等。
在这一次被拘禁期间，最令我难受的还是在苏家屯公安分局的时候，十二个警察轮流值班看守我，不让我有片刻休息、睡觉的时间，包括在沈阳棋盘山“维稳”调处中心那一天，连续五天五夜都是如此。我向警察提要求，要睡觉，要休息，要求他们给我提供被褥，但是被他们拒绝。而这些看守我的警察，因为是轮流值班，精力非常充沛，他们总是找各种机会和我接近，找我聊天，想从我的嘴里套出他们想要的情报，但这又不是正式的审讯，实际上却是审讯，并且是疲劳审讯，是变相的酷刑和刑讯逼供，有时候，警察审讯人其实并不一定要在正式的审讯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你精神上松懈的机会进行即时审讯，套取你的供词，而你往往防不胜防。一旦你落到警察手里，那么，你的一切就只能听凭警察去摆布，没有任何权利可以伸张，虽然，法律规定了在押人和犯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权利，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有时，这些看守我的警察困乏了，就裹上一件厚棉大衣，躺在木板上，由另外的警察负责看守我，等到这个时候，我就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因为木板被占用，而那个破沙发又会由别的看守警察占着，我只有等到警察起身的机会在那个破沙发上坐一会儿。而且因为是冬天，那种又冷又困又孤独的感受，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像那种处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