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消息说，两会之初，围绕任志强事件，习李矛盾公开化，拍桌子、无互动，悬念甚多。最后通过内部协商，戏剧性落幕，重新明确李克强的二把手地位，使李总理一扫愁云惨雾，得以满面春风，轻松应对中外记者，云云。
“政策调整”并非“政变”
在此之前，不少网文热议“倒习政变”。即便目前，政治危机看似暂时缓解，还有人津津乐道，似乎倒习政变仍在继续酝酿，更大政治风暴终将来临。当然，在病态体制下，高层政治本来就暗箱操作，高官们做什么想什么，都是机密，只有到王立军事件纸包不住火的程度，或者当局必须让你知道的时候，官媒才做有限报道，还常常涂改粉饰，有意误导。因此之故，只要制度不改，惯性依旧，突发事件的可能性，永远无法排除。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做有限度的分析预测。我的依据有两个：一是经过海外媒体反复核实之后的正式消息，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惯性或常见规律。在我看来，未来发展趋势，仍然不会只有恶化下去的一种可能，而是既有恶化，也有良性发展的双重可能性，具体原因如下。
就目前发展而言，北京发生的事情，应该属于内部协商之后的“政策调整”，算不上政变。至于协商通过什么会议完成？不得而知。估计不会是中央全会，也不是政治局全会，或者政治局扩大会议之类，因为根据以往惯例，正式会议的开幕闭幕，都要消息见报，甚至公布决议、公报。这次会议，很可能以政治局常委的生活会，或者学习讨论之类的非正式形式召开。达成的协议大约包括落实党内民主、防止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明确分工负责等等。但决议没有触动人事格局，习还是一把手。只不过再次明确李克强作为总理，二把手，应该享有的实权，特别是经济指挥权，不应该随便被剥夺架空。这应该是两会后期李克强转危为安，满面春风的主要原因。
认真说来，这种政策调整，任何政府都难以避免，无论调整力度大小，应该属于内部协商的结果，没有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它仅仅涉及权力的重新定位和职责明确，不涉及人事升降。而政变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是在无法通过内部协商和正常程序解决矛盾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非常手段（包括动用专政手段），一方把另一方政敌置于死地（解职、软禁、抓捕、处决等）而告终。如果上述区别大致说得通。那么，到目前为止，北京发生的事究竟属于“政调（政策调整）”还是属于“政变”，就会一目了然。
既然到目前为止，北京没有发生倒习政变，那是否说明：今后也不可能发生，或者肯定要发生呢？当然不是。以目前情况，怎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不会发生什么？但是，顺着目前已有的蛛丝马迹，我们或许能看出一点端倪，或者说，仍有可能做一点发展趋势的探讨预测。
三驾马车 利弊参半
如此说来，两会之后的权力架构，由习王体制，又变回了习李王三驾马车的体制。其实，这个体制在十八大就已确立，只不过后来因为习近平的集权和“换相”意图，而收缩为习王体制，李克强的实权大降。要分析三驾马车体制的未来，我们先得假定两个前提：第一，这次调整是上层集体意志的真实体现（也就是所谓“各方推弱主”）；第二，习本人对此调整甘心情愿，真心实意“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而不是“以退为进，深谋反击”。如果属于前者，则三驾马车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原因有二：第一，在权力结构中，三优于二，不言而喻。从几何跟力学原理讲，两点成一线，不易平衡；三点成一面，容易稳定；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三人智慧往往更高。遇到疑难问题，需要商量解决的时候，二比一就能形成决议，而两人体制如果出现一比一，就很难处理。
顺这个逻辑往下推，三驾马车无力解决的事情，拿到七人常委会讨论表决，常委会决定不了的，拿到政治局表决，中全会表决，党代会表决，全国人大表决，最后全民表决（全国公投）。以此类推，有利于真正解决权力来源问题。果如此，不也是一种迈向民主机制的渐进改革吗？当然啦，民主体制是综合工程，有硬件和软件的配套问题。不仅仅涉及表决范围大小，还必须涉及有没有言论、结社（组党）等一系列公民基本权利问题，也就是最终能否解除党禁报禁的问题。如果仅有形式上的投票选举，但没有言论自由，多党竞争，不许政见辩论，只有自上而下，按党组织预定的名单，等额选举，即使全民公投，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几，也是假的，除了宣传“优越性”之外，没什么鸟用处。
问题在于，上面假定的条件真实存在吗？谁也不敢打包票。如果像《明镜邮报》特约记者郭武源说的那样，习近平虽然目前被动，但依然是一把手，而且正在“深谋反击”的话，那么，“弱主”李克强，等于把自己摆上了与习正面冲突的危险境地。如果中共有公开透明的规章制度，倒也不是大事，但问题是中共从毛、邓，到江、胡，没有什么像样的党内规矩。毛的胡来不用说，就说号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老邓，空喊了半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除了改掉终身制之外，还有什么像样的规矩？垂帘听政，隔代指定，八老治国，子女接班等等，都是拿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既违背党章宪法，又对抗普世价值，与其说它们符合党心民心，不如说它们更接近封建帝王的宫廷猫腻。如果这些旧习不改，那么，目前的三驾马车局面，未必能带来和谐稳定，很可能恰恰相反，意味着暂时的脆弱平衡，随时有可能被新的突发事件打破，让国家重新陷入动荡局面。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缺乏公开透明的博弈规则，更在于博弈双方都缺乏必要的权威和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而新权威的产生和确立，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只能靠公开辩论和票决实现，难以通过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获得。如果回顾毛周邓那一代，因为是打出来的权威，所以众人没话说。定于一尊的老毛，从来不容任何人有超越他自己的能力和人望，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倒霉，罪在功高震主，即使他本人根本没有取毛而代之的野心。周恩来深知这一套，所以处处夹着尾巴做人，连接见群众都要刻意走在老毛后面，保持相当距离。好像林彪就不大在乎这一套，还需要老周不时提醒（拽他后衣襟）。林彪比周先倒霉，或许跟他的不拘小节有关。
老邓当年也曾定于一尊，忌讳陈云挑战他的权威，明确告诉陈，“中国只能有一个中心”。后来江核心虽然也想模仿，无奈权威递减，已经没有老邓的分量，所以说话不灵，只好靠权钱收买，放手腐败。现在李克强如果有周恩来当年的清醒，继续把习当核心，处处小心谨慎，以辅佐习为己任，不因重新扶正而沾沾自喜，不忘乎所以，或许还比较安全，说不定有成为习接班人的可能。本来李接胡的班，党内曾经有过共识。只因江曾搅局，临时以习代李，所以造成后来格局。现在重提旧话，对恢复李的权位自然有利。不过，既然生米已成熟饭，要改过来不可能。如无意外情况发生，只有等十九大再见分晓。
促成政局变化的因素往往很多，也很微妙，不但有传统惯性（也叫“路径依赖”？）的必然因素，也有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中国历史上盛行的君臣之道，常常扮演相当分量。从两会主席台上的有限镜头观察，好像习李两人都不善表演。真情流露和表里如一当然是好事，值得肯定，比周恩来的深藏不露有进步。但把冲突与矛盾公然挂在脸上，展现给全世界，起码缺乏现代政治家应有的风度。如果大庭广众之下都互不给面子，互“不买账”，台面下的斗争情况就更糟。假如李克强自持能力和人望比习高，你傲我更傲，那未来处境可想而知。即使不被习借故罢黜，也可能被习的亲信“清君侧”。
万一不幸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得对方，那局势就更为险恶。双方都没安全感自不必说，黎民百姓也跟着遭殃。如果上层主要精力放在内斗上，各级官员都将上行下效，不会励精图治， “坐等出事”“不作为”将成“新常态”，这对官员自己反而更安全。果如此，则 “深化改革”就会流于空话，社会乱象日甚一日，不知伊于胡底。
避免恶斗，需建新规
有文章说，习近平独裁势头如此之猛，却在关键时刻功败垂成，说明内斗白热化，因此习的处境凶多吉少。此说有一定道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李克强凶多吉少。起码目前为止，所谓 “联合倒习” 行动并未完全成功，而是通过讨论妥协，各让一步，暂时缓和，避免了一场原本可能爆发的重大危机。至于往后如何发展，当然也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沿用老例，斗个你死我活。假如双方都认为目前的缓和只是临时休兵，而非善罢甘休，还要准备更大火力，在十九大之前一决胜负的话，那么，火药味肯定提升，说不定什么手段都敢使。不是习凶多吉少，就是李凶多吉少。一方胜出，意味着另一方倒霉。当然，也不排除两败俱伤，最后爆出一匹黑马（例如刘云山），甚至数匹黑马，最后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天。据《明镜邮报》3月14日援引北京政界人士的话说，近三年来，刘云山已成为中共党内与习近平对抗的权贵势力的核心。果如此，刘云山要成为事实上的核心（比方垂帘听政），中国的前途能好到哪里，实在难乐观。我曾说过，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右派政变，而是左派政变。不但因为右派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因为他们温良恭俭让，拒绝煽动民粹。而左派政变的能量不但巨大，更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中国引向与世界主流文明势不两立的法西斯不归路。
另一种可能性是另辟蹊径。如果对立双方能克服思维惯性，意识到“你死我活”观念的落伍与丑陋，开始尝试“我活你也活”的新思维模式，从此建立新规，走上良性循环，则目前的政争危机，未尝不是好事。老毛当年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说明他实事求是地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时代局限，或眼界狭窄，他无力用制度创新解决党争难题，反而以路线斗争和反党集团等罪名，迫害“高、饶”、“彭、黄、张、周”、“刘、邓、陶、谭”、“林、黄、吴、叶、李、邱”等等，制造无数冤假错案，葬送众多开国元勋和治国良才。假如今天的党国大佬能痛改前非，修改宪法、党章，开放党禁报禁，就能让所有想立山头的人，公开拿出政纲方案，只要不违宪，都可以合法注册为独立社团，用治国能力和政纲争取选票支持，通过数人头而非砍人头的办法，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增加政治博弈的可预测性。
当然，也许“致习近平公开信”的作者冯胜平先生，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而重申他的“党主立宪论”论，说宪政不能从全国开始，应该（或只能）从全党开始。那也无妨，先从中共内部开始也好，无论姓党（党主立宪）、姓君（君主立宪）、还是姓民（民主立宪），只要真正立宪并诚心行宪就行，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都会殊途同归。
按照中共以往惯例，凡遇到目前这样的政争危机，解决途径不外你死我活，不把对方斗倒斗臭，决不善罢甘休。老毛整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如此，华国锋、叶剑英整四人帮如此，老邓整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也如此，都带程度不同的政变色彩。到江泽民下台时，东施效颦，串联军头逼宫，迫使胡锦涛不得不同意他留任军委主席，也是变相政变。即使全退之后，老江还想保留“核心”地位，继续垂帘听政。从传统看，上行下效，也算历史惯性的一种逐级递减式延续吧。
如今，有能量干政的老人所剩无几，风雨飘摇，打天下的革命权威空前衰落，几近于无。很可能再也无法延续以往党内斗争的旧模式了。假如党内派系势均力敌，旷日持久内耗权斗，国计民生无人过问，谁都不考虑从体制上寻求突破的话，那中共亡党的大限也就真的不远了。
顺便一提，我向来反感把“亡党亡国”连在一起说事。亡国必然亡党倒是不假，但亡党决不会亡国，说不定最终还会带来国家的新生与重建，长治久安与繁荣富强。只不过，反复折腾变数太多，风险太高，损失太大，百姓遭殃，民族失血，反不如和平改良更为稳妥。这次习李内斗，说不定能提供一个和平改良的难得契机，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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