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面对极左高压，也有不批斗我的人
陈世高
1956年，县里调我任共青团应城县委书记，报到后开会时，秘书胡英术向我介绍，宣传部长陈树生、副部长殷浩、组织部长高运发、副部长左德华、学工部长苏发云、副部长杨世贤、农村青年工作部长冯新芳，办公室主任耿玉德、干事有陈子堂、丁正明、徐跃，共有十二人，都是从各条战线上调来的优秀青年，有文化，能说能写能干，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同志关系亲密无间，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我和他们合作共事愉快，而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1958年大跃进时，虽然，我任共青团应城县委书记，却跟形势不合拍，喜欢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也爱为农民说话，中共应城县委视我为右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进行批判。
1958年那年，放了很多粮食高产卫星，从亩产两万多斤，到亩产二十万斤，秋收时高估产，高征购，把农民的余粮、口粮、种子全部卖光，农民没有粮食吃，都用野菜野草糊羹喝水，却还在紧急逼征购。
我常年累月驻队，同社员“三同”，也同农民一样，过着吃野草的生活，深刻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农民们在大跃进中炎天暑热，隆冬严寒，冒着风雪和酷暑，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地干，付出了辛勤劳动的贷价，个个累得皮包骨，最后落到饿肚子的下场，我对农民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向应城县委书记写信，反映农民的疾苦，县委书记接到信后， 立即找我回县，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我进行批斗，说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到了1959年春，县委认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陈世高总是跟县委唱反调，这种人根本不够格任共青团委书记，把我调到黄滩区委任副书记。
当时县直机关干部怕沾我的“火”星，许多老同事见到我退避三舍，这都是情有可原，然而，共青团有十多个干部对我却十分热情，调动工作时，开了欢送会，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家还宴请我到饮食店吃了一碗面，接着，到照相馆集体照了相，留作纪念。他们说：其他几位书记调动时都未开欢送会，唯有你享受这种特别待遇。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去上班，区委分工我管多种经营，积极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1959年国庆节前夕，中共应城县委遵照上级的统一布署，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将我旧帐新算，把我从区里拉回到县里参加大会。县委书记认为要打倒陈世高，青年团的干部是关键，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这样，县委组织部几次召开团委干部会，动员他们勇敢地揭发陈世高的问题，陈世高攻击“三面红旗”，放了很多毒，你们和他朝夕处，最清楚，你们要大胆检举揭发，也是你们立功进步的好机遇。
大家表态，我们一定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他所有的问题揭发出来。
县委安排红旗公社，县直机关干部多次召开对我的专场批斗会，与会者争先恐后踊跃批斗。可是，每次批斗会，青年团的干部虽然都到了会，但是，个个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县委认为 县直机关干部的发言，虽然积极热烈，但都是飞机作战——空对空，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他们为了获得重要材料。于是，又召开共青团干部会议，
你们怎么言行不一致，怎么都未揭发，陈树生说：我们几个人管面上的宣传工作，负责组织突击队活动，小杨、小苏说：我们二人住在学校里，做学生工作，小冯说：我是女同志，虽然同他住在一个大队，平时难得一见，唯有在区里和大队开会见一面，会一散各走各的，他从来没有跟我谈什么。小高说：我负责农村团的建设，很少和他见面，不了解情况。
领导讲：你们说的这些，完全是哄骗领导，包庇陈世高，都成了陈世高的庇护人。
县委书记在最后 一次批斗会上说：你（陈世高）不仅同彭德怀在思想上共鸣，还在组织上有联系，彭德怀跟毛主席写信，你跟我写信，你们上下呼应，你是“应城的彭德怀”。你赶快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
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事实，你把我的脑袋割下， 也只矮五寸，顶撞了县委书记，他叫关灯开打，把我打成瘫痪。
最后，县委决定，把我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应城的彭德怀”，
撤职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处分。
1961年县委给予我沏底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任三合区区长，共青团的老同事团聚叙旧，我问他们，所有的批斗会，外单位的人都积极踊跃批斗，却为何从未听到你们的发言。
他们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你写给县委书记的信，讲的都是事实，反映了农民疾苦，表达了农民的心声，也说出了我们心里话，我们不是“风”派，不是见风驶舵，跟‘风“跑的人，当时，我们非常同情你，想为你辩护，却不敢公开表明，不然，就会把我们打成反党集团。只好采取缄默不语，既是对县委错误批斗你的抗议，也是我们对你无声的辩护，总之，一切皆在不言中。
正是这些人，让我感到温暖，让我看到任何时候都有坚持正义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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