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會議特輯

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简析

——换个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


發言人:徐翔宇

严格的讲,这个话题应该是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研究的课题,对于这样的话题,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在讨论,相关的著作和观点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我们是一个在大陆的团队,主要成员均以商人为主,我们试图用商人的角度,即需求决定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

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是由这个社会(主流人群)的需求说决定的。

而社会的需求,虽然是由每一个的个人组成,但决定他们决策的,则是受五个因素的影响:社会的文化发展程度、文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宗教信仰程度和这个地区的全球化程度。

这五个因素相互促进,也相互阻碍,有时会有正面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负面的结果。我们从1840年开始,尝试找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选择的逻辑(原因),也希望就此预测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1840年作为一个研究起点,因为这一年发生了鸦片战争,而之后的结果是五口通商,中国开始被迫融入全球化,对之后的文化发展、文明发展、经济、以及宗教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容我在下面的文章中慢慢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这五个因素的定义和传统的概念可能有所区别,所以我先解释一下这几个程度指标的定义或考核方式:

  1. 文化发展程度: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定义,是由教育的普及率和教育的内容组成。

毫无疑问,在1840年之前,这个指标额得分是极低的。在此之前,中国从来都没有过公共教育、基础教育,只有少量的私塾。更为严重的是,教育的内容是经过荀子修改后的儒家学说,荀子将法家思想注入儒学,并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成为主流的学说。而这种儒表法里的学说,主张等级制度,并强调为权力提供服务。

但在1840年之后,这个局面开始有所改变。

目前的文献表明,随着传教士的深入中国内陆,在山东最早产生了由教堂开设的启蒙学校,而且石门坎也有类似的学校,为教民和附件的村民子女提供基础教育,教育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儒学,而是圣经等知识。之后在天津,由袁世凯正式设立小学,相当于政府提供公共教育,这一切,都是在1840年之后发生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到现在,那么中国大陆的教育普及率已经超过90%了,虽然教育的内容还是中共设定的,包含着大量的洗脑内容,但得益于全球化对文明程度的影响(互联网技术),学生走出学校也许只要几个月,就可以丢弃绝大多数的洗脑文化。

  1. 文明发展程度:

我们定义的文明发展程度,是考核自然科学、诗歌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成果而决定的。从这个标准看,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文明的程度并不高。

就自然科学而言,在1840年之前,所取得的成果屈指可数,而且少量的成果也并没有应用于社会的发展;

诗歌文学,艺术作品等,也大多是风花雪月的抽象作品,对于现实的批判,或关注民生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所以,这些作品通常只有技巧,而缺乏直击人心的力量。文明的高度应该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在1840年之后,更多的艺术创作开始回归社会,关注底层,关注现实,这一切在民国时期发展到最高峰。

回顾当下,虽然中共对于现实类作品是打压的,但优秀的作品仍然层出不穷,艾未未等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已经开始接近国际水平。

尤为重要的是,得益于全球化的帮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全球科技水平发展的成果,互联网成功的反击了中共的洗脑、谎言,以及挖掘了真实的历史,对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1. 经济发展程度:

在184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家,工商业的比重极低,盐铁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或管制。

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个群体只关心明天、明年的天气、自己土地的收成,对于政治的关注最多就是希望皇帝少收点税,对于制度建设几乎没有任何需求。

但商人不一样。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进行交易,只有公平的法治环境才能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所以这个群体对于制度建设有着天然的需求。

在1840年之后,中国开放了五个港口城市,中国人才开始有机会参与全球贸易和交流。虽然最初的交易者都是权力关系者(如红顶商人),但到了民国初年,民间资本已经有了长足的积累,产生了大量的工商从业者,并收益颇丰。

在49年之后,这个过程被打断,但在1980年前后,再次放开,并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引发了一轮“下海潮”。需要说明的是,这轮下海潮的主角是还是权力关系者,因为所谓的下海,特指的是政府官员辞去职务去经商,而不是普通的国民。

但我们看当下,经商已经全民化,而且正在年轻化(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权力可以依靠,所以会更关注经济交易中的制度成本,并有望成为这个社会的额主流群体。

  1. 宗教信仰程度:

我们关注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尤其是汉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或者说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所谓宗教信仰,是一定要有及其虔诚的敬仰之心,不计回报的向主奉献,以及基于教义的严格自律,才能称之为信仰。

但中国人并非如此,只有对待祖先,如每年的祭祖,才是虔诚的,严格的依照仪式进行。而对于宗教,通常都是一种交易:对某佛许下心愿,如果成功了,就来年还愿;如果没效果,就会换一个神仙。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只有宗族信仰,而非真正的宗教信仰。

缺乏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或信念的信仰),就必然缺乏基于信仰的内心约束,也就必然使得中国人缺乏良知的底线,因为心中没有任何顾忌。

我们认为很多历史性的社会悲剧,都隐含着这个原因。

但看当下,国人已经开始反省这个话题,目前据中共内部通报的文件称,家庭教会成员可能高达2亿会员。而且法轮功、佛教、其他宗教的信众也正在逐步增加,年轻人抛弃了中产主义,重新审视历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意识形态,中共已经破产了。

  1. 全球化程度:

上述的变化,都有赖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也曾一度关门锁国,但实际上只是面对西方社会而已。在任何时候,中国都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49年的变故,从本质上讲,也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之一。

受制于当时的全球科技水平(信息技术落后)、地缘政治和交流成本,苏俄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了欧美,也因此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选择。

但当下,国人得益于互联网技术(文明程度)、全球化的影响,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年轻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当坏人渐渐老去,他们将在10年,或者30年之后成为整个的社会的主流,改变只是迟早的事。

这些年轻人需要一个法治的社会,来保障他们的财富、家庭不受权力的伤害。而他们也有机会、能力来改变这个社会。

未来的中国大陆,一定是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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